壹快评｜中纪委亮剑隐性债务追责，不容把化债当“数字游戏”

近日，中央纪委、财政部首次联合通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追责问责典型案例，透露出中央对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保持强监管的明确态度。通报要求持续强化隐性债务问题查处问责力度，对新增隐性债务和化债不实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问责一起”。（见第一财经报道多名官员因虚假化债或新增隐性债务被问责，释放什么信号？）

通报共披露6起典型案例，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违规新增隐性债务。吴胜华在担任贵州毕节市委书记期间，秉持“新官不理旧账”错误理念，对化债工作不抓不管，导致任期内毕节市债务余额不降反增；兰宏彬在四川宜宾下辖区域担任领导职务期间，违规决策导致新增隐性债务37.7亿余元；陕西渭南市临渭区通过公立医院举债实施公益性项目，新增隐性债务1亿元。

另一类是虚假化债。安徽界首市乐居建设有限公司在收到1.82亿元化债资金后，仅偿还0.42亿元债务本金，却按1.82亿元上报，虚报化债1.4亿元；江西九江经开区以企业债券资金8.39亿元和企业间转款1.61亿元偿还隐性债务，被认定虚假化债10亿元；宁夏银川滨河黄河大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将29.58亿元化债资金中的18亿元挪用于日常经营等，但虚假上报，造成化债不实18亿元。

这两类案例虽然具体情况不同，但在实质上都是阳奉阴违，把严肃重要的化债工作当作“数字游戏”。正如通报指出，案例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的领导干部政绩观存在偏差，在化债工作中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打折扣、搞变通，严重影响了化债成效。案例中的相关责任人已分别受到追责问责，留下的教训值得各地干部吸取。

把化债当“数字游戏”，通过账务腾挪、纸面化债等来掩盖真实债务状况，是典型的弄虚作假、形式主义。这样的化债，不仅化解不了风险，还会埋下更大的隐患。

把化债当“数字游戏”，存在两大危害。

首先是使地方发展数据失真，误导宏观决策。近年来，各级政府投入大量财政资源用于化债，相关决策和成效评估均有赖于真实的统计数据。如果数据不实，相应的资源分配、风险预警和宏观决策都可能出现系统性偏差。像此次通报中，宁夏银川市、江西九江经开区超10亿元的虚假化债数据，就极易误导后续决策，引发更多风险。

其次是增加金融体系的风险。经过层层包装转换的隐性债务，会给金融机构“埋雷”。例如此次渭南市临渭区案例中，两家公立医院向金融机构举借1亿元后，拆借给渭南市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用于实施公益性项目等。这使得企业获得的资金与真实经营业务不匹配；而金融机构若只审查名义借款人，可能误判最终用途和还款来源。这都会传导和放大金融风险。

违规举债和虚假化债屡禁不止，主要受两种决策逻辑驱动。一种是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导致的“被动选择”。一些地方承担了大量公共事业和民生保障支出责任，但自有财力不足，同时合法合规的融资渠道有限，无奈之下可能作出错误选择。另一种是政绩观偏差下的“主动犯错”。一些领导干部头脑中的“数字出政绩”观念根深蒂固，同时又将过度举债投资当发展捷径，对债务风险认识不足，从而铤而走险。

鉴于此，要遏止化债“数字游戏”，必须多管齐下，疏堵结合。在“堵”的方面，要强化穿透式监管，化债不只看报表；要压实领导责任，提高违规成本。在“疏”的方面，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减少地方违规举债的现实压力；同时，应改进政绩考核体系，降低发展增速考核权重，增加防范化解风险的考核要求。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事关稳定和发展大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任何把化债工作当“数字游戏”、弄虚作假的行为，都必须坚决抵制、彻底纠正。唯有如此，才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系第一财经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