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红利到技能红利，中国国际竞争优势正在全面重塑

（本文作者武泽伟为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

长期以来，人口红利被视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撑。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支撑了中国制造的规模扩张。然而，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和产业转型升级，传统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退。

当前劳动力市场呈现一组值得深思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持续增大，部分传统行业就业竞争激烈的问题凸显；另一方面，高端制造、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领域高素质技能人才缺口持续扩大、供给不足。

传统人口红利消退的核心症结，并非劳动力总量不足，而是劳动力资源的结构性错配——低效劳动力供给过剩，适配性技能人才严重短缺。

近期在上海举办的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大量对接未来产业、智能制造和数字经济，涵盖移动机器人、云计算、增材制造、工业自动化、网络安全等方向，不少赛项直指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领域。

这场全球技能精英的竞技，不仅是技艺的比拼，更直观地印证了一个判断：当前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瓶颈，从来不是设备、资金和技术，而是能够适配高端产业的技能人才。

一、传统人口红利日益式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托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凭借低成本劳动力优势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承接了大规模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这一发展阶段，劳动力更多被视作生产要素的“数量载体”，而非提质增效的“质量核心”。企业依托低成本劳动力实现规模扩张，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粗放投入，而非生产效率的系统性提升。时至今日，这种粗放式发展模式的边际效益已由正转负。从供给端来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连续多年回落，劳动力用工成本稳步攀升，传统人力数量优势持续弱化。从需求端来看，随着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简单、重复性体力劳动逐步被人工智能、自动化设备替代，低端劳动力的市场适配性和价值持续下降。

更为重要的是，单纯依靠劳动力数量投入的增长模式，已无法支撑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难以破解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难题。从全球经济体发展经验来看，当经济体迈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核心在于能否完成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发展转型，而这一转型的核心支撑正是人力资本的全面升级。

传统人口红利的逐步消退，既是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更是倒逼产业迭代、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契机。

二、结构性矛盾逐渐凸显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最鲜明的特征是供需错配问题。

这一矛盾的深层根源，在于劳动力供给结构与现代化产业需求结构的深度脱节。过去数十年，我国人才培养体系主要适配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需求，教育模式偏向理论知识普及，对实操技能、产业适配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相对较少。

大量劳动力具备基础文化知识，却缺乏高端产业所需的专业技能，形成“有知识无技能”“有学历无能力”的尴尬局面。与此同时，职业教育长期被边缘化，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和待遇保障偏低，导致优秀人才不愿选择技能发展路径，高技能人才供给严重不足。

此外，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快速发展，正在加速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常规化、重复性的中低端岗位被机器替代的速度远超预期，而需要复杂判断、精细操作、创新思维的高端技能岗位需求却在快速增长。这种“替代效应”与“创造效应”的不同步，进一步加剧了结构性失业与技能短缺并存的矛盾。

三、上海世赛带来全新启示

上海世界技能大赛为我们观察技能人才的价值提供了绝佳窗口。64个赛项中，既有木工、焊接等传统技艺项目，也有移动机器人、云计算、增材制造、网络安全等面向智能制造与数字时代的前沿赛项。

参赛选手们展现出的精密操作能力、系统思维能力和创新解决问题的能力，彻底颠覆了人们对“技术工人”的传统认知。新一代技能工人，不再是流水线上的“耗材”，而是工艺迭代、产能升级、技术突破的核心主体。

比如，在智能制造领域，一名优秀的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不仅要精通机械原理和电气控制，还要掌握编程调试、数据分析和故障预判，能够独立完成工业机器人工作站的运维与优化，并参与产线的智能化改造。

这些技能人才的每一次操作优化、每一次工艺改进，都在实实在在地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是新质生产力最直接、最具体的体现。

更为重要的是，技能人才是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桥梁。任何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最终都需要人来操作、调试和优化。没有高素质的技能人才，再先进的设备也只是一堆冰冷的钢铁，再前沿的技术也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技能人才不是新质生产力的“配套要素”，而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

四、多方面培育技能红利

从人口红利走向技能红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观念更新、教育改革、制度保障等多方面协同发力。

首先，要彻底转变“重学历、轻技能”的社会观念。长期以来，职业技能人才的社会认可度相对高学历人才偏低。要通过宣传引导和制度设计，让全社会认识到，技能人才与学术人才同等重要，都是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要提升技能人才的政治待遇、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

其次，要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推动产教深度融合。职业教育必须紧跟产业发展步伐，围绕未来产业、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设置专业、更新课程。要大力推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培养模式，让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使学生在校期间就能接触真实的生产场景和技术需求。

再次，完善评价激励，畅通技能人才发展通道。打破学历、资历、身份、职级等固化限制，构建以职业能力、工作实绩、创新成果、行业贡献为核心的技能人才评价体系。健全技能等级与薪酬待遇、职称评定、评优评先挂钩机制，拓宽技能人才职业晋升渠道，切实落实“技高多得、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激励导向。

最后，构建终身培训体系，夯实人才培养根基。在技术快速迭代、产业持续升级的新时代，一次性校园教育无法适配劳动者终身就业发展需求。要面向全体劳动者搭建常态化、制度化、全覆盖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重点聚焦被智能化技术替代的中低端劳动者，通过专项转岗培训、技能升级培训、新兴业态培训，帮助其补齐能力短板、适配新型岗位，持续释放人力资本潜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源源不断的技能人才支撑。

总体而言，人口红利的消退应被看作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催化剂”。从依赖劳动力数量的“人口红利”，转向依靠劳动力质量的“技能红利”，不是对传统增长模式的简单修补，而是经济增长底层逻辑的根本性重构。

上海世界技能大赛所展示的，不仅是全球顶尖技能人才的风采，更是一个国家面向未来的人才竞争力。当千千万万高素质技能人才活跃在智能制造、数字经济、未来产业的各个领域，当“工匠精神”与“创新精神”深度融合，新质生产力就有了最坚实的人才底座，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有了最持久的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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