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顶级讽刺家遇见顶级讽刺家：关于萧伯纳和鲁迅

一个美妇人见到萧伯纳，向他求爱：“亲爱的萧伯纳先生，您想，我们两个人的结合，生下一个孩子拥有您这样的头脑和我这样的容貌，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呀。”

萧伯纳回答：“尊敬的夫人，可您有没有想过，要是这孩子拥有我这样的容貌和您这样的头脑，那可怎么办呀？”

很多年来，在关于萧伯纳的智慧轶事中，这是流传最广的一个。二人的对话，让人看到萧伯纳的机智和不卑不亢，让人默默地想象，他的身边，怕是三天两头会有这等头脑空空的美丽富婆倒贴上门。当然了，也会给人植入一个印象，就是萧伯纳本人是很难看的，恐怕老丑不堪。上天很公平，没有让他智貌双全。

但要是真的看了萧伯纳本人，这点老旧的安慰也要挥发掉了。他不仅有近1.88米的身高，而且身材挺拔，目光深邃，黑白照片都遮掩不住他的红润面色，直到须发皆白的年纪，他还有着清晰的腹肌。萧伯纳比鲁迅要年长两轮多，1856年生人。今年又逢鲁迅逝世90周年，萧伯纳作为和鲁迅有过一面之交的国际级文化人，也被屡屡提起。鲁迅逝于1936年，而萧伯纳身康体健，一直活到了1950年，享寿94岁。

萧伯纳和鲁迅的两张合影很有名，相片里，鲁迅着长衫，挺胸站立，萧伯纳高高瘦瘦，衣着笔挺，一把白胡须，气势十足。那是1933年2月17日，在上海。当时的萧伯纳早已是个享受全球旅行的知名人士，在旅途中收集材料，供自己有闲心的时候再写一个新剧。除了到中国上海，他还去了斯里兰卡，去了印度，从东方回到英国，他果然写出了《振奋人心的数十亿：一部粗俗的喜剧》，该剧最后一幕中，主人公回到伦敦的会客厅，告诉其他人，他刚从东方兜了一圈回来。

萧、鲁两人的相遇，彼此说了什么，都缺少记载，或许他们根本没有讲上话，只是互相给出了让后人联想不断的眼色。不过，萧伯纳回英国后的交往，我们多少了解一些：他有一次在塔维斯托克广场偶遇了弗吉尼亚·伍尔夫。伍尔夫那时正听说越来越多关于中国的消息。她在1932年的一则日记里明确写过了“想一起去中国”（似是为了和她的一位情人别离时减轻伤感之语）。然后她就见到了萧伯纳。他活力十足，跟她滔滔不绝地讲自己的想法，并如此点评中国人：

“我发现中国人带着恐惧看着我们——我们居然是人类！”

真可谓优越感爆棚。但萧伯纳还有关于斯里兰卡（当时叫锡兰）的讲法，貌似更不“正确”，他说那是一群“最原始的人类”。这涉嫌赤裸裸的歧视吗？但萧伯纳后边还有一句：“我们只是一些模糊不清的复制品”。

伍尔夫的记录使人感到可信，因为这就是最具萧伯纳式智力特点的表述：他对锡兰人的直感是“原始”，他直白地说出来，但他又会让人思考，“原始”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个暧昧的提法，通往我们对“祖先”的暧昧态度，既仰望又嫌弃，既用端正的态度追思他们，又不太情愿地承认他们。“我们只是一些模糊不清的复制品”，这话巧妙地把优越感颠倒了过来：他们原始，但我们是他们的拷贝，我们发达，但他们比我们更简单明了。

萧伯纳的智力和语言天赋极高，作为爱尔兰人，他又特别适应英国社会的玩法。1884年，他在政治上“出道”，加入了费边社，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社团，它坚决抗议英格兰压迫穷人的政治风习，倡导集体所有制，提出人人都应拥有生活必需品，私人和资产阶级拥有的土地、资本，以及退休金特权，都必须释放出来以促进社会平等。在费边社，萧伯纳磨砺了超凡的演说才能。据他个人的回忆，他有一场当街演讲，是面对6个忠于职守的巡警，在伦敦的倾盆大雨里进行的，而那时的中国，正处在鸦片战争后晚清的凄风苦雨之中。

那时，西方剧坛也正在为一部新作而疯狂：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这部作品为年过半百的易卜生奠定了世界文坛巨人的地位，它用资产阶级家庭的婚姻破裂，用娜拉拒做丈夫的“玩偶”、一怒之下摔门而出，赢得了观众之心。这部戏被翻译过来进入英国时，萧伯纳研究它、朗读它，用它来练自己的本领——演说才能初露头角后，他正要进军戏剧行业。

萧伯纳曾在1891年出过一本文集《易卜生主义精华》，他在其中廓清了“易卜生主义”的真义，认为易卜生在道德方面的激情要超过艺术方面。他说易卜生是说教的，而所有伟大的艺术都是说教的。“说教”一词，如今充满贬义，当年却只是一种审美立场。然后，当萧伯纳自己进入剧坛时，他的作品如《武器与人》之类，都是说教性的。他的戏剧中，人物像他本人一样滔滔不绝地说话，试图说服对方——或者用语言的洪流把对方压倒。

耐人寻味的是，这些被说服、被压倒的人物，往往是女性。

作为一个“进步人士”，一个社会主义者，萧伯纳却没有在当时方兴未艾的男女平权运动中，简单地站在女性一边。这恰好说明了他高超的智力，和一种精妙的世故感。他不是一个简单的观众，并没有从《玩偶之家》之类的戏剧里，简单地接受女性独立的主题，也没有接受事关夫权、父权、男权的虚伪、强蛮的道德评判。他对婚姻的看法是：婚姻既非爱情的圣殿，也不是自由的枷锁，婚姻是一个事实，一种真实的人类关系。

婚姻是一个联合体，是一种结盟，既如此，它一定蕴含矛盾，丈夫眼里的自己，和丈夫所希望的妻子眼里的自己，一定是不一致的，反之，妻子也是如此。这就是萧伯纳想要表现的东西。于是在萧伯纳的戏剧里，就总会出现这样的情节：男性对女性，不仅说很多话，而且会采用哄骗、智取，各种不得体有时甚至拳脚相加的手段，但最后，女性会欣然承认“她和她的征服者是平等的”。故事的结尾是喜气洋洋的，能说的男士和扛打的女士，携手迈入下一个人生阶段。

英国观众十分接受这种充满智性的演绎。自从《武器与人》1894年（那正是甲午海战之年）上演，萧伯纳就一路走上事业巅峰。最有才的英国批评家G.K.切斯特顿，当年还举过一例，来说明萧伯纳总是比别人看得更高一筹：当其他的进步人士为宣扬男女平权，而把女性吹捧为先知、牺牲者、美德的化身等等的时候，萧伯纳却冷静地说：既然需要平权，那么男性对女性有不得体的举动就太正常了——我们不是一条战壕里的同志吗？

看了萧伯纳的戏，那些雄心勃勃，要发动各种权利革命的人，恐怕会黯然无语。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做的事情，本质上是褊狭的，是在结党结派。但是，萧伯纳这样的智性，是适合率先发达起来并拥有深厚的戏剧土壤的英国的，同时期的中国人，却必定消受不起。易卜生和《玩偶之家》的名字，被中国人得知，要到民国初年，要借助日本翻译家的翻译，靠着夏目漱石等日本名作家、文论家的持续论评；然后，还要借助在日留学归来鲁迅的笔锋。

鲁迅是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这两篇杂文来讲易卜生的。他强调的是易卜生的独立，不为世俗之见所左右。然而后来，当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杂志兴起，另一位留洋名人胡适，以及袁振英、周瘦鹃等开始撰述易卜生，易氏作品里“切中时弊”的地方就得到了强调，最终，他成了抨击旧家庭、歌颂女性独立、给社会敲响警钟的一位先知人物。

此时的鲁迅便不干了。鲁迅一贯警惕“偶像破坏者”自己被树为偶像。在1923年的著名演讲“娜拉走后怎样？”（后收入杂文集《坟》）中，鲁迅写下这样的话：

“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只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走。”

接下来的一番话就更知名了。鲁迅说，人生最苦痛的不是一直做着梦，而是“梦醒了却无路可走”。他说，会有人在娜拉的鼓舞下去撞向那黑暗的铁屋，去牺牲自己，而这行为并不能换来什么。“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

就在《玩偶之家》和易卜生进入中国人视野的时候，1920年，萧伯纳的戏剧《华伦夫人的职业》也在上海演出，这是萧氏戏剧第一次在中国公演。首演式上，四分之一的观众退场，人们只适应热热闹闹的传统戏曲，对滔滔不绝的对话无甚兴趣；另一方面，看完戏的那些人，对这部作品的理解又集中在剧中提出的“女性问题”上：华伦夫人是个烟花女子，她要找一份真正的职业。

萧伯纳的戏剧，一般都是站在智性的高度上，对现实表达各种蔑视。而中国有知识、有忧患的人们，想看的是如何改变现实。基于这一紧张的心态，他们在外来的戏剧里，只能读出自己所需要的“本土化”的涵义。鲁迅固然也忧患，可他忧患得更为彻底。“娜拉走后怎样？”这篇文章，和《坟》中的其他杂文一样，都不仅浸透了黑暗，更浸透了鲁迅对黑暗的“深味”。他说要效仿娜拉，就需要钱，然而，“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

相信鲁迅这番话，如果能当面说出来，给萧伯纳听懂，后者一定是听得进去的；或许才捷如他，还会在鲁迅面前收起自己的聪明。因为鲁迅曾写过，萧伯纳是“社会主义百万富翁”，揶揄他身背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却在资本主义的老巢大赚特赚。

1933年萧伯纳访华时，在上海的“萧鲁之会”是宋庆龄操办的。如今这二位是国家级文学名片，故而会出现一些硬塞进来的“掌故”，如萧伯纳赞鲁迅比高尔基漂亮，鲁迅回说“等我老了更漂亮”之类。当年2月17日，报上刊发了鲁迅写的“赞萧”文，其中说，萧伯纳是一面镜子，让人们照出自己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