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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5点左右,太阳还斜挂天上,镇中心十字路口附近的广场上,节奏强烈的音乐开始响起。9月中旬,北京已经入秋,空气里依然带着燥热。跳广场舞的大妈还没登场,路口西北角已经密密麻麻站着几十位中年男子。
他们大多空着手,脸和手臂晒得黑黄。东南六环附近的马驹桥,是北京著名的日结工劳务市场。现在,夜班临时工的招工时间差不多到了,人们或站或蹲,在这里揽活。
一位个子瘦高,面容干净,戴黑框眼镜和棒球帽、穿牛仔衣、背挎包的年轻男子走进人群。还没张口,他就被团团围住:“找人吗?”“干啥啊?”中年男人们根据衣着和气质,以为他是招工者。年轻男子没多说话,摇摇头。人群心领神会,很快散开。
他叫丛瑞安,27岁,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生,刚出了一本新书《马驹桥的时间:我打零工的那些日子》。更多时候,他以日结工身份出现,穿着一身耐脏的黑色衣裤和鞋子,话不多。遇到合适的工作,他马上就跳进停靠在路边的面包车。迄今为止,他打了20多次零工,做过保安、快递分拣员、绿化工、流水线工人、饭店服务员等。
丛瑞安做的这些事,和专业没有直接关系,不属于任何研究课题,也没有调研经费。但他做了8年。

丛瑞安有时间就会到马驹桥找活儿,他在这已经交了不少朋友。
刻板印象中的马驹桥
每次来马驹桥,丛瑞安都是坐地铁到同济南路站,位于北京亦庄经济开发区。出站后一路向南走,当两边的大树越来越稀少,一条宽阔的凉水河横在前面时,河对岸就是马驹桥镇了。
在北京,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有钱不住天通苑,落难必闯马驹桥。”作为最知名的日结工聚集地之一,外界对马驹桥感到好奇,也对它有很多刻板印象。
丛瑞安说,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里既有高新产业,也聚集着电子厂、食品厂,以及各式各样的物流仓库,用工需求旺盛。马驹桥的交通也方便,京沪高速公路与六环路在镇中交会,经过几十年发展,逐渐成为北京有名的自发劳务市场,聚集了大量日结工。
过了著名的“马驹桥丧葬用品一条街”后,路开始收窄,两边的房子越挤越密——这就是马驹桥的城中村了。从外观看,这里和北京其他城中村没有太大差别,小路两侧全是密密匝匝的村民自建房,租给了杂货店、网吧、菜鸟驿站、奶茶店等各种店铺。因为有大量外来人员租住,各种面馆、套餐店更是随处可见,“12元管饱,两荤两素”之类的店招比比皆是,充满烟火气。

两位背着书包的打工者走在马驹桥街头
进村后,原本稍显拘谨的丛瑞安变成了“导游”。经过一栋不起眼的三层村民自建楼时,他停下来,提醒我们注意看楼顶——那里高悬着一个很大的空鸽笼。丛瑞安说,马驹桥曾经是北京著名的鸽市。他住过的一间日租房,房东老大爷就是一位养鸽大王。
2018年10月,丛瑞安第一次去马驹桥。他那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读大二,专业是政治学与行政学。国庆前,有同学计划小长假去打工者聚集的马驹桥城中村做调研,当一天日结工,问他要不要一起去,“关心现实,关心劳动,对我这个专业的学生来说,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当时,村里还只有很窄的泥路,凉水河边杵着很多等工的人。到了晚上,只有主路上还有灯光。丛瑞安和同学花了40元,找了一间日租屋住下。房间里空气浑浊,两个人挤在一起睡,被褥陈旧、气味难闻——尽管那晚北京的最低温度只有十几摄氏度,但他们都没敢盖那床被子。
第二天,他们就成了廊坊冷库的临时工,早8点干到晚8点,日薪140元。对第一次打零工的丛瑞安来说,除了吃得不太好,那份工作给他留下愉悦、开心、自由的印象。“冷库的工人都是年轻员工,他们对我们态度很温和,感觉很受尊重。活也不重,那时我觉得自己像是在学校里一样,没什么挫败感。”
回校第二天,丛瑞安网购了一部新手机。当天下午就收到货,拿快递时他无意间发现,这部手机正是来自马驹桥分拣中心。他一下愣住了,脑海里浮现前一天遇到的各位工友的面容,“当时就想,我一定会再回去的”。
正说着这些往事,我们路过一家连锁网吧。“环境真的不错,还能洗澡。”丛瑞安介绍说,在马驹桥,通宵上网的价格和日租房差不多。以前如果要赶早上5点左右开始的早班招工,他会提前一天过来,找家网吧打游戏,累了就靠在座椅上眯一觉。2018年的跨年夜,他就是在马驹桥的网吧里度过的。
最痛苦的那次只干了4小时
马驹桥镇中心的十字路口,很像普通县城的老城区。宽大、热闹的商业街上,分布着安踏专卖店、赵一鸣零食加盟店、女装店、名创优品、烤鸭店、火锅店、烤鱼店等。
下午四五点后,人潮开始从四面八方涌来。下班的年轻女孩穿着秋款长裙,三三两两在街头闲逛。外卖骑手把电动车往路边随意一停,车上照旧大声播放着节奏明快劲爆的爱情歌曲。“250,250,下班结账,班车接送”“250,250,泥工,下班结账,安全接送”……一家鞋店的喇叭反复高声播放的招工信息,提示着晚间招工已拉开帷幕。
“他们来马驹桥的原因不一,有的因为年龄大,找不到更合适的工作。有的是北京周边的农民,农闲出来打打零工。还有些是学生工。也有人长期专门守在这里,等待各种工作机会。”丛瑞安说,有一部分人是干长期工累了,想来这里过渡一阵休息一下,再找新工作,没想到慢慢习惯了马驹桥的节奏,就留在这里了。
政府部门其实设有正规的“马驹桥零工市场”,但位置有点偏。大家更喜欢十字路口的各种便利,多年下来,路口西北角陆陆续续聚集了很多劳务中介公司,形成一个自发的零工市场。
“270!270!270了啊!”有招工者拿着一个纸箱坐在劳务中介门店前的台阶上,一边翘着二郎腿,一边提起嗓子喊。看起来这是一份待遇更高的工作,但现场响应者寥寥。丛瑞安小声说:“多半不是什么好工作。”这个判断来自他的亲身经验,那是他做得最痛苦的一次日结工作。

停在街头运送零工的面包车
2021年最后一天,他在马驹桥遇到一份药厂的日结工作,时间是晚8点到早8点,中间管一顿饭,工资190元。他被吸引了,“这个价格在当时的零工市场算是很高的”。
但是从进厂开始,丛瑞安就处于一种始终被驱赶、被催促的状态。有人态度粗暴地告诉他们,换鞋、换衣服、进车间,动作要快。干活时,除了机器的轰鸣,耳边还有长期工、线长、监工等对零工们的指责,“关键是低着头干活的时候,不知道后面的人在训斥谁,所有人都是自动自我代入”。
工作本身其实很简单:把一根试剂条插到检测管里,盖上一个小盖子。但必须认真,手不能碰到试剂条,否则试剂条会失灵。没多久,丛瑞安就感觉整个人被“吸”在几个机械的动作上,“需要付出很大的精力。”更让他感到煎熬的,是车间墙上没有钟表,四周全是负面的声音,一层层叠加、扩大,时间仿佛凝固了一样。“就算是混日子、熬日子,总有一个截止期对吧?当时就是不知道还要干多久才能结束。”
丛瑞安喜欢相声,有时打零工觉得无聊,会给自己找点乐子,默背些经典的单口相声。但那天因为总是提心吊胆怕挨骂,他连从前倒背如流的相声都背不下来了。4小时后,吃饭休息时,他看到一个女工生气说不干了,也来了“辞职”的勇气。打零工8年,那是他唯一一次干到半道就“跑路”。
过了好些天,丛瑞安都很难消解那短短4小时对精神产生的负面影响。连逛街、吃饭时都很惶恐,总感觉进入了不属于自己的地方;服务员说“你好”,甚至会让他紧张,“奇怪,为什么这些人对我这么温和?”
精神痛苦的工作更打击人
除了药厂,想方设法招揽人但大家都不愿意干的活,还有快递分拣。
2018年“双11”后,丛瑞安和几个朋友想要体验一次快递临时工。几番询问,选了一份工资200元、工作时间早7点到晚7点的活。
那天上午,在顺义某快递公司分拣点,丛瑞安被安排去拣快递、扔快递,还要爬到几米高的“快递山”上,把包裹从巨大而沉重的袋子里倒出来。他长期健身,身体素质不错,但反复倾倒的动作,还是让他的肩部肌肉和核心力量受到极大考验。后来他又被安排拿着扫码枪,一件件扫快递条码。据他统计,那天上午剩余的时间里,这个机械动作他大概重复做了1000多次。
下班后,大家都累得直接打出租车回学校。上车时丛瑞安还没什么感觉,快要下车才发现,全身酸痛得动不了,“硬撑着才爬出车门”。一瘸一拐回到宿舍,他瘫在床上起不来了。直到第二天下床时,还是“只能让腿拖在地上慢慢挪,公交车有座位也不敢坐,一坐下全身就疼,好几天才恢复正常”。
尽管快递分拣是丛瑞安做过的对体力强度要求最高的工作,但他认为,真正让人排斥的是那些在精神上感到痛苦的工作。“从快递公司回去那次也挺受打击的,但是没有在药厂被打击得那么严重,毕竟还可以看看手表,朋友、同学们都在一块儿。”
“也有很多工作很开心的啦。”比如做保安就很闲。北京有各种政府、商业、演出活动,安保需求很大,他做过各种各样的日结保安。
在马驹桥,丛瑞安认识了形形色色的“工友”。有人自称做过区块链、AI,结果投资失败,只好边做日结工,边等待“一笔投资”。有人追求自由,对未来没有更多要求,干一天玩三天。也有人拼命打工赚钱,同时打几份工,攒了几十万,买了辆二手奥迪车到处炫耀,梦想开一家自己的店。
马驹桥是一个以男性为主的世界,即便有女工,也以中老年为主,主要做些临时的绿化工之类。丛瑞安印象很深的是一位姓李的大姐,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烫头发、涂口红,喜欢夸自己“干活不比男人差”。那天,丛瑞安带了两位女同学一起去打工。李大姐嘴上数落她们不会干活,却一直把她们带在身边,教她们怎样干活省力,提醒她们提防不怀好意的工头,还反复劝年轻女孩回去读书,或者至少学一门技术,不要重蹈她的覆辙。

街头小吃档口价廉物美,丛瑞安甚至发现了正宗的家乡小吃。
看到日结工,也是看到自己
十字路口附近的揽工人群里,有一位老人,脖子上挂了一个贩烟的木箱,兜售各种平价香烟。丛瑞安不吸烟,一番挑选后,还是买了一包5块的香烟,随手往挎包里塞。在马驹桥调研,遇到陌生人,只要递上一支烟,就可以实现关系“破冰”。
丛瑞安说,自己其实比较内向,如果不是调研,平时都不太敢主动和陌生人说话。他老家在山东滨州,父亲是油田小学的数学老师,母亲是油田的工人,还有一个姐姐。他考到北京读大学,本科毕业后又在北大和清华读硕士、博士,求学之路顺利,从小成长和生活环境也相对简单。
在马驹桥,打工者这个身份让他不得不打开自己,快速积累社会阅历和经验。当我被路边张贴的一张寻人启事吸引时,他提醒说,那不一定是真的在找失散的家人,有可能是一种掩饰。理由是,他曾经看到有人用同样的方法,试图找回被偷的手机。
这么多年,丛瑞安在马驹桥的“角色扮演”也挺成功,他交到一些朋友,但没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读本科时,他对招工者说自己是房山那边学校的保安,“这是一个不会被人怀疑的职业,因为什么人都可以做保安”。后来,他又说自己是清华附近某个职业学校的学生。说到这里,他承认拿职校冒名顶替,“也挺缺德的”。
不过,他强调,掩饰身份是出于现实的各种考量。《马驹桥的时间》出版后,出版社设计的腰封上,印着“清华政治学博士生化身日结工”的醒目字样,作为推介语。很多报道的标题里,同样亮出“清华博士生”的身份。但丛瑞安说,他不喜欢这样被贴标签,因为在马驹桥打零工这件事会被“猎奇化”了,“而且非常居高临下”。
和工友们接触越多,他就越是经常由他们联想到自己。“我们对工作本身的感受是一样的——也看到了劳动,看到了疲惫,看到了训斥,看到了没有尊严。既然这样,还有什么别的不能相互理解、不能共同感知呢?唯一差别就是,他们可能生存得更窘迫一些。但在本质上,我们都面临着一样的困境。”
《马驹桥的时间》出版后,丛瑞安打算拿出1万块钱版税,为工友们修一个公益浴室。城中村里有几个大型浴室,但下班的零工们经常一身大汗,衣服也很脏,会被一些公共浴室拒之门外。他们住的逼仄拥挤的日租房里,更没有空间可以洗澡。

马驹桥街头
丛瑞安观察到,在马驹桥,男性40岁以后就开始不好找工作了,超过50岁更难。有了专门为工友开设的浴室,他们找工作或许会更有竞争力,“这本书来自他们,就该为他们做点什么”。
如今,来马驹桥已经成了丛瑞安的“生活习惯”。他指着一栋5层高的居民楼回忆,当初一来就注意到它外墙刷的蓝色“是透亮的”,让他联想到摩洛哥的“蓝色小镇“,觉得“很文艺”。随着来的次数增加,打零工之外,他对马驹桥有了更多发现:要吃“全北京最正宗”的新疆烤馕店,来马驹桥;要想纾解乡愁,也来马驹桥——清真寺斜对面那家山东面馆里,竟然有滨州牛筋面,这种美食别说在北京,就是在山东,出了滨州都少有机会吃到正宗的。丛瑞安专门去尝过,很好吃,一问,老板果然是滨州老乡,“对我来说,这是马驹桥给我最大的惊喜”。
还有商业街上,有家开了很多年的西点店,丛瑞安觉得很有人情味。今年,他带一个朋友去做调研。那天刚好是他的生日,尽管只是买了普通的蛋糕,店员得知后,还是送了蜡烛,并在上面认真做了生日装饰,让他很感动,“他们非常善良”。
丛瑞安说,马驹桥的生活并不惬意、放松,但在这里,他能感受到一种少有的确定感。这里的经历,能给自己留一点今后会回忆起来的东西,“不是说什么重大的事儿,而是这一天我记住干了什么,这一天我就活过去了”。
从政治学“跨界”到非虚构写作,丛瑞安希望这段经历能鼓励更多人走近生活,尝试了解和思考那些平时不太了解的人和事。“了解社会不一定要从多么宏大的问题入手,也不是多么艰难,都可以从身边做起,去观察、去接触、去了解。重要的不是得出多么了不起的结论,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增加对世界的认识,增加对彼此的尊重和理解。”
(图片均为王晓东拍摄)

《马驹桥的时间:我打零工的那些日子》
丛瑞安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2026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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