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信息披露：让企业低碳转型看得见

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国家发改委等九部委去年底联合发布了《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气候（试行）》（下称《气候准则》）。这是我国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的首个专题准则，为企业系统识别气候相关风险与机遇、评估及管理气候相关影响提供了统一框架，标志着我国企业可持续信息披露制度建设迈出了关键一步。

沪深交易所可持续发展报告新规今年进入首个强制披露周期，已有相当数量的企业主动依据或参考《气候准则》开展了气候相关信息披露。《气候准则》正在从制度文本转化为企业行动，让企业低碳转型的路径、进展与挑战更加清晰可见。

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基础设施”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今年9月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温升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内突破1.5℃。即使各国落实所有减排承诺，升温峰值也有可能达到约1.8℃。气候变化影响不再是科学预测，而是日益增多的热浪、野火、洪水与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据慕尼黑再保险统计，2025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240亿美元，其中天气相关灾害占92%；仅洪水、强对流风暴和野火等灾害造成的损失就达到约1660亿美元。

气候变化带来的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具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并可能通过多种途径演化为系统性的金融、经济和社会风险。对于企业而言，气候变化已不仅是环境议题，更是关乎企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议题，影响企业的长期战略决策、日常运营管理与财务表现。绿色低碳转型不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随着转型从企业的愿景承诺走向落地实施，气候信息披露作为企业识别气候风险与机遇、评估对自身经营和财务表现影响、衡量转型进展与目标落实情况的重要工具，正成为支撑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基础设施”。

气候信息披露也是企业与外部环境沟通的桥梁。从投资者角度看，资本市场对于ESG（环境、社会、治理）的认识和重视程度持续提高，在传统的财务回报之外，投资者也将目光转向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气候风险管理水平。企业的气候信息披露日渐成为投融资决策的重要参考。从企业自身角度看，良好的信息披露实践不仅能够为企业构筑声誉、赢得市场信任和吸引资金，也有助于企业妥善管理气候带来的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从供应链角度看，企业气候信息披露能够促进其供应链上下游合理评估气候风险并采取相应行动，亦对消费者行为产生积极影响。

气候准则：ISSB框架下的中国答案

高质量的气候信息披露需要明确的规则和制度作为基石。2017年，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发布第一份《气候相关金融披露的建议报告》，提出了治理、战略、风险管理、指标及目标四个维度的披露框架，拉开了全球可持续报告制度化、标准化的序幕。

2023年，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推出了《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披露一般要求》（IFRS S1）和《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2号——气候相关披露》（IFRS S2），进一步推动全球标准化进程。短短三年，已有45个司法管辖区采用或以其他方式使用ISSB准则，覆盖全球60%以上的GDP和约60%的碳排放量。

在ISSB发布上述准则前，我国为推进“双碳”目标落实，已加快强化气候变化信息披露的步伐，在持续加强与国际标准衔接的同时，兼顾本土情况与实践差异。

国家层面，2021年，生态环境部发布了《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首次明确将碳排放信息作为企业年度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报告的内容之一，为重点排污单位和上市公司划定了监管合规层面的底线。资本市场积极构建可持续信息披露规则，回应市场的关注与期待。2024年被称作“信息披露之年”，北京、上海、深圳三大交易所先后发布了可持续报告自律监管指引文件，为上市公司的可持续信息披露提供了明晰的操作指南。同年，财政部等九部委联合印发《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试行）》，拉开了我国统一的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建设的序幕。2026年8月生效的《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夯实了企业碳数据和温室气体排放信息披露的法律基础。

地方层面，2020年以来，北京、深圳、上海、浙江、江苏等经济发达、绿色金融基础较好的地区，率先开展了气候信息披露的制度和实践探索，在重点行业和企业试点碳排放核算与披露，构建企业碳管理和信息披露体系。来自上市公司和地方的实践为制定全国统一的可持续信息披露提供了先行经验。

《气候准则》的发布则直接呼应了ISSB的规则制定节奏和基本框架，采纳了治理、战略、风险管理、指标与目标四大维度并吸收其核心内容，确保我国规则与全球市场的有效衔接。

《气候准则》的一大亮点是在接轨IFRS S2的同时，兼顾了在我国的适用性，将我国法律法规、行业和企业实际情况纳入考量，并加入创新举措。例如，将企业的创新措施、效果及成本纳入披露内容；基于我国碳市场实践，要求企业披露因碳配额交易、绿色电力证书购买、自愿减排项目、碳信用或可再生能源合同等事项带来的资本化成本、费用和损益影响等。

《气候准则》的另一大亮点是要求企业披露范围三温室气体排放信息。范围三是指企业价值链中发生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包括上游和下游排放，例如购买商品和服务、商务差旅、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上下游运输配送、投资等。对于许多企业而言，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风险并非来自范围一和范围二，而是覆盖整个价值链。因此，披露范围三排放对于企业层面的温室气体减排和气候风险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气候准则》明确要求披露范围三的温室气体排放，同时规定企业不能以数据难以获取为由而绕开相关信息披露，如果尽所有合理努力后仍无法估计数值，企业也应披露其对范围三温室气体排放的管理方式。可见，《气候准则》并非仅关注获取数据，而是致力于推动企业真正识别和管理其价值链中的碳排放。

规则实施：企业做得怎么样

规则构建只是第一步，规则的生命力在于要转化为落地的实践。在起草过程中，财政部曾就IFRS S2组织22家企业开展披露测试；2025年7月至9月又组织40家企业就《气候准则》开展模拟披露测试。测试结果表明，我国企业具备一定的气候信息披露基础，但在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气候情景分析、气候相关财务影响等方面的能力和准备度仍存在差异。

因此，《气候准则》并不追求“一步到位”的大范围强制实施，而是遵循“准则制定与实施分开”的路线，切实考虑企业的实际披露能力，在实施范围及要求作出具体规定之前，由企业自愿实施。同时，《气候准则》引入相称性原则，允许企业利用现有数据和可合理获取的信息开展披露，在情景分析、范围三排放核算等方面充分考虑企业自身技能、能力和资源，避免因过高的数据获取成本而影响披露的实施。相称性原则降低了企业参与气候信息披露的门槛，并为企业逐步建立披露能力留出了空间。

企业气候信息披露能力的建设需要一个过程，这并非我国企业独有的挑战。波士顿咨询公司2025年9月发布的调查显示，在来自26个国家、16个主要行业且合计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40%的受访企业中，13%的企业设定了涵盖范围一、二、三的减排目标，仅有7%的大型企业实现了温室气体排放的全面测算。近年来，欧盟、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也根据企业能力和市场准备度，对气候及可持续信息披露采取分阶段实施、延长过渡期等安排。

2026年4月30日是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实施后的首个强制披露截止日，纳入强制披露范围的‌430家上市公司‌全部按期完成披露。根据指引要求，主要指数样本公司及境内外同时上市公司首次强制披露可持续发展报告，其他上市公司亦被鼓励自愿披露。经梳理发现，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气候准则》作为编制依据，这些上市公司不仅限于银行、保险机构，更包括了传统能源、新能源、通信、航空、交通装备、软件、制造、化工等行业。

细读首个披露季的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可以发现大型上市公司参照《气候准则》开展信息披露，并非仅仅增加了编制依据，而是切实推动气候信息披露从企业自身运营延伸至整个价值链，即范围三披露。例如，比亚迪将核算范围延伸至购买商品和服务、上下游运输、售出产品使用和报废处理等价值链环节；中信银行披露了外购商品与服务、商务差旅等范围三排放，并针对八大高碳行业对公贷款业务开展投融资碳排放核算；中国中车开展大规模范围三盘查，识别出外购商品和服务、上下游运输、售出产品使用、投资等12类排放。企业实践也显示，范围三披露高度依赖供应商、客户等价值链主体的数据。例如，中国中车子公司、供应商和客户遍布全球，上下游温室气体盘查较为复杂，仍需持续完善数据采集与核验。

《气候准则》要求企业不仅识别当前面临的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还要考虑不同时间范围和气候情景下可能出现的风险，并分析对企业战略、商业模式和财务表现的影响。根据首个披露季的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这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中国太保从资产端和负债端分析气候风险的影响，关注高排放行业客户经营变化如何进一步传导至违约概率、资产估值和流动性等财务风险。隆基绿能结合不同温升和转型情景，对气候风险的发生可能性、影响程度及潜在财务影响进行分析和排序，并将相关结果用于确定风险管理的优先级。

与此同时，支撑此类分析的数据和工具也在发展。上海市气候中心表示，《气候准则》要求企业不仅需要识别当前物理风险，更需预期未来风险。针对该项政策需求，气候中心团队搭建了覆盖5年至百年跨度的气候情景预估数据集，为企业评估长三角的厂址，乃至海外资产配置所面临的气候风险，提供了量化基础。

随着碳排放双控制度的加快建立，《生态环境法典》已将温室气体排放信息披露、碳排放统计核算和产品碳足迹等纳入法治轨道，《气候准则》的实施也获得了更加坚实的制度支撑。一批企业已开始将《气候准则》要求转化为价值链碳核算、气候风险分析和管理行动。未来，随着《气候准则》由自愿实施走向更广泛适用，如何将这些实践从大型上市公司拓展至更多非上市企业和中小企业，将成为下一阶段的重要任务。

（作者系自然资源保护协会环境法与治理项目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