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早产儿：改变“不用救”命运之后

2026年5月30日，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中国医师协会新生儿科医师分会、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围产专业委员会联合发布《中国围产期定义的专家共识》。核心改动只有一句：将沿用45年的围产期定义，从“妊娠28周至出生后7天”改为国际通行的“妊娠20周至出生后28天”。

这意味着，每年数以万计原本被归入“晚期流产儿”、在产房被放弃的超早产儿，第一次在学术规范层面被纳入“可以救、应该救”的范畴。

“咱们进步了，咱们有能力救治了。这条线就是一条救治线。”中国医师协会新生儿科医师分会创会会长封志纯说。

一个词决定一台抢救

中国的围产期定义，是1981年第一次全国围产学术会议确定的。当时新生儿重症监护正在起步，28至32周早产儿出院存活率只有5%，把下限定在28周符合当时国情。

45年后，这个定义仍在教科书里。最新版（第十版，2024年）《妇产科学》中，28周以前出生的婴儿仍被写作“晚期流产儿”；在围产新生儿死亡评审中，这类死亡长期被认定为“不可避免死亡”。“不可避免死亡”，在临床上意味着“不用救”。

封志纯回忆，2002年遇到一个28周以下的孩子，出生后被放在产房旁的废物堆里，几个小时后孩子还在哭，才被抱回去抢救。“那位产科医生觉得理所当然，28周以下的孩子就不应该救。”

据《中国围产期定义的专家共识》引用的数据，中国北方2010至2019年、南方2018至2022年的多中心资料显示，分别有73%和77.2%的超早产儿在进入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之前就被放弃。春苗基金会的实务研究则显示，74.2%的放弃发生在出生后7天内。

“首先就是让这些超早产儿进新生儿病房。一方面是给这些有生存机会的孩子一个机会，保护他们的生存权；另一方面，从我们医务人员角度讲，我们也有了实践的机会。”封志纯说。

共识给出两条推荐：一是将中国围产期定义更新为国际通行的围产期Ⅱ标准，即自妊娠（或胎龄）20周至出生后28天，使超早产儿救治由“不必救”甚至“不用救”，转变为“努力救”，进而上升至“必须救”；二是救治实践宜继续遵循《关于超早产儿救治的出生胎龄低限和分娩场所的建议》——出生胎龄≥24周者应积极抢救，≤23周且出生后活力较好者可予以救治，并倡导“宫内转运”。

以2024年我国出生人口954万人、全球出生人口中超早产儿占比5.8%、救治出院存活率取国际最好水平93%计算，如果超早产儿都能进入NICU救治，每年可增加存活出院婴儿约5.146万人。

从5%到96.24%

研究资料显示，1981年，28至32周早产儿出院存活率是5%；2021年，中国出生胎龄28周以上新生儿死亡率已降至3.1‰；目前，28周以上早产儿出院存活率达到96.24%，与中高收入国家相当。超早产儿的出院存活率约为60%。

“2000年以前早产儿死亡率高，在70%以上，2005年左右28周以上孩子救治能力明显改善。直到2015年，28周以上孩子在重症监护病房的救治成功率达到97%。”封志纯坦言。

救治能力的提升，让救治的胎龄周数下限不断被推低。深圳市妇幼保健院的数据显示，2015至2021年，胎龄22周超早产儿存活率为25.0%，23周为58.8%；2022至2023年，胎龄≤23周超早产儿的存活率已达65.7%。中国救治成功的最小早产儿为胎龄21周加4天、出生体重450克，住院143天后健康出院。

“我刚回国的时候，像我们这样的大医院，一个24周、25周的（救活）都还比较困难，并发症也多，存活率没那么有保障。”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新生儿科的张华岩表示，“中国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发展得非常快，某种程度上已经达到了先进国家的水平”。

支撑救护能力的是网络与设备。据封志纯估算，全国能救治24周左右超早产儿的NICU至少有六七十家，“平均每个省肯定有两家，除了青海、西藏”；转运设备也“跟得上”，“有的西部省份医院设备比北京的还好”。

能力已经就位，行为却并没有同步。2020年前后，一项针对中国产科医生的调查显示，在同样情况下，只有15%的产科医生会为胎龄24周的婴儿实施复苏。

这个地方就显示出定义的分量。它不直接下命令，但产房里每个人对“有没有必要救”的判断，是被它塑造的。

产房里的生死决断

在产房里，按下开关的常常不是修改共识的专家。

“产科医生是关键。”张华岩说，“前几年还有很多医生会劝放弃，说救下来也不好、活下来的几率小、并发症也高。这些年因为我们的发展和持续沟通，产科医生发生了很大变化，也会给家长很大的信心了。”

但改变并不均匀。“有一些地方的产科医生到现在还是那么觉得，尤其当地救治条件不那么好，还是会跟家长讲，你28周以下活的几率小、并发症多，要不然就别治了。”

家长的判断，往往在几分钟内完成。“我一生中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决定救治两个孩子。”一位双胞胎早产儿的爸爸刘鑫对第一财经记者说。

2012年10月，北京一家医院的产房外，刘鑫面对一个艰难而仓促的决策：妻子怀孕27周加6天，双胞胎，医生给了三五分钟，两个选项对应两针——一针用于保胎，一针用于流产。在当时对早产儿救治现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刘鑫选择了给孩子“生的机会”。事实证明他是对的，14年后，现在两个孩子读高中了。

“医生的责任是让家长充分知情，然后帮家长作出决定，你不能替他做。”张华岩说，“家长要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文化背景、家庭条件，去作出决定。但医生要把真实的情况向家属解释清楚，知情同意要做到位。”

早产为什么越来越多

定义修订的另一重背景，是分母在变大。

“中国早产儿发生率由1998年的5.87%上升至目前10%左右。中国是早产儿发生的第二大国，仅次于印度。”北京春苗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崔澜馨表示，“每出生10个新生儿，就有1个早产儿。约84%的早产儿需入住NICU。”

根据封志纯的临床观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概在5%以下，2000年前后到了6%、7%，我们下去调查，基本上在10%左右。这些年明显是两三年一个台阶在往上走。”作为参照，美国超早产儿的发生率是7.3%。

早产的原因比较多样，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开及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而进一步加剧。

“早产分医源性的和自发的。”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马良坤说，“孕妇本身有血糖、血压、甲亢、免疫病的问题，孕期疾病加重，最常见的是妊娠期高血压，就可能出现医源性早产。”

不过，马良坤认为，这部分本该被拦住。“应该在孕前做好疾病管理，包括孕期管理，这是第一位的。但‘管理’二字，是现在临床医疗做得远远不够的地方。”

另一类风险来自“想要孩子”这件事本身。“辅助生育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焦虑。”马良坤说，“这种焦虑带着恐慌，而恐慌会带来一系列情绪问题，就容易血压高、容易失眠，其实跟早产都是有关系的。”

马良坤表示，过瘦或肥胖都增加早产风险；高脂饮食、碳水甜点加饮料、饮食不洁，会通过代谢异常、羊水过多、腹泻而推高风险；反复的生殖道炎症，以及常被忽视的口腔感染，都可能感染宫腔；久坐、缺乏运动导致核心肌群无力，宫颈变短。“大家特别信奉怀孕了要躺着、出血了要卧床，这又导致进一步的肌肉无力。”

张华岩认为，“现在辅助生殖比较多，多胎很多，多胎是早产很重要的原因。”

活下来之后

早产儿存活率的曲线往上走，但另一条曲线并没有同步。

“我们救治成功的能力挺强，但是能不能活得很好？还跟国外有一定差距。”张华岩说。

这个差距主要表现在并发症。影响超早产儿远期预后最常见的三道关是颅内出血、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和视网膜病变（ROP）。

根据《生存极限早产儿早期救治管理方案（建议）》里的数据，23到24周的孩子，III到IV级颅内出血发生率是25%，存活者中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在2岁或3岁时出现严重的认知迟缓、严重脑瘫、失明或耳聋。相比之下，26周的存活者中只有十分之一有这些情况。

“23、24周这种孩子，中国的资料大概是90%以上都会有这样的合并症。”张华岩说，“但要看轻重，越小的重症几率越高。如果三种合并症同时存在，90%以上的孩子两岁左右神经发育都不正常。但也有孩子新生儿期病得一塌糊涂，给他很好的支持，慢慢就好了。”

据崔澜馨介绍，目前医保在早产儿救治上已经有了很大进步。“过去新生儿没有医保，全得家庭自付，一个早产儿最高要花110多万元。后来可以随母报销，再后来是‘落户即参保’，2024年推动到‘落地即参保’——宝宝一出生，拿着出生医学证明，在App上就能参保，最快0.9天生效，90天内参保的报销可从出生那天追溯。”崔澜馨表示，“如果住院期间申请到以大病名义的单人户低保，身份一认定，出院时报销比例可以从60%上升到90%。”

但早产儿救助的慈善资源很少。“全国做早产儿救助的基金会，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崔澜馨说，“有两家基金会是与定点医院合作开展救助，还有一家广东的基金会只救助省内且限定病种。全国范围内救助早产儿、不限定地域和病症、也不局限于定点医院的，只有春苗。”

春苗2011至2021年救助的3537名弃婴中，有278名是早产儿。

定义之外

定义能改，定义之外的东西改起来更慢。

第一个是技术下沉的真实水平。“我们现在理论上是培训了，说实话培训得不怎么样。”张华岩说，“在国外，所有能接触到新生儿的人都要经过复苏培训才能上岗。如果孩子急产，新生儿科医生还没有到场，在场的医务人员也能把该做的基本救助先做到位，先把基本的把控住，然后马上叫人。黄金一小时指的是生后一小时内保温、呼吸支持等一系列的管理，这直接影响孩子的生存率和生存质量。”

第二个是分级诊疗。“国家推行的三级诊疗是完全正确的。”张华岩说，“问题是理念一直有，但没有人监管，不这么走也不用承担责任。很多地方为留住病人把超早产儿留下，留不住了才转，孩子已经折腾得很严重。”

“但是改了定义，一般的县级医院也不可能救治这样的孩子。”她说，“所以宫内转运很重要，妈妈在没生之前就转到有能力的中心。”

第三是医院的动力方面。崔澜馨说得直白：“地方上肯定不想转出去。这也是因为，现在我国分级诊疗不是一个强制的制度，仅是一个建议。”

第四是法律层面。“28周以上的孩子，我们跟医院一起做过很多起危机干预。”崔澜馨说，“但28周以下的孩子，因为定义的问题，我们完全没有干预的权力——28周以下可以不受法律保护。家庭要放弃，医院没有任何办法。”

“主治医师的积极作为是关键转折点。”崔澜馨表示。但她也坦言，日常面对家长放弃治疗，医护人员“不会特别积极劝导”，基本按正常程序办理出院。

在围产期定义修订之后，封志纯认为，“现在需要的是，在国内、在群众当中、在业界更广泛、更深入地推广围产期Ⅱ型标准，让它深入人心。”

张华岩则认为，“我们现在需要做到的是救治好——我们已经解决了存活，重要的是健康存活。救治能力要升级，设备尤其是耗材也要升级。”

从28周到20周，是一条学术定义的移动。共识已经给出两条推荐，但救治仍存在四个滞后项——复苏培训的真实覆盖、分级诊疗的监管缺位、医院留治超早产儿的动力不足、28周以下儿童保护的法律空白——仍在定义之外。定义改了，接下来要看的是这些配套制度怎么推、推到什么程度；是修改定义之后更为重要的孕前健康管理、转运、培训、医保、分级诊疗，以及每一个产科医生在产房里说出那句话时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