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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持续破纪录的高温、频发的极端降水,到不断加剧的干旱与洪涝,气候变化已不再是遥远的科学预测,而是各国城市、产业和民众正在共同面对的现实考题。应对这场考验,既需要减排与适应的雄心,也离不开大规模、可持续的资金支撑;而资金能否真正流向气候项目,更考验着全球气候治理的制度设计。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一次缔约方大会(COP31)期间,一场气候投融资主题边会于11月12日在“中国角”举行,围绕资金如何真正流向气候项目展开讨论。
一、气候投融资讨论转向操作层面
从会议设置和发言内容看,边会并未停留在气候资金“总量不足”的宏观呼吁上,而是将讨论引向公共资金责任、标准互认、风险分担、私营资本动员和项目储备等操作层面。这表明,气候投融资的讨论正在从“为什么需要资金”进一步走向“如何让资金落得下、转得动、管得住”。
这一转向具有现实背景。生态环境部副部长、中国代表团团长李高在致辞中指出,应对气候变化,无论是减缓还是适应,都离不开大规模、可持续的资金支持;当前全球气候资金供给严重不足,减缓和适应资金供给结构失衡,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融资成本高、资金可得性差等难题。世界银行集团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局局长Ariane Di Iorio则进一步指出,当前全球气候行动落地的核心瓶颈,是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气候项目非商业风险溢价高、可融资性不足,大量私营资本因政策波动、跨境流动限制等顾虑难以有效注入实体项目。
二、从公共资金补位到项目融资落地
针对上述瓶颈,李高提出三点倡议:坚持公约规则,压实出资责任,补齐公共资金短板;完善标准互认,打通市场通道,降低气候投融资成本;创新融资工具,强化能力建设,促进公正转型。这三项倡议并非简单的罗列,而是分别指向公共资金责任、市场制度成本和金融工具与能力供给,形成从公共资金补位、市场通道疏通向项目融资落地延伸的递进逻辑。
由此可以看出,气候投融资问题至少包含三个层次:公共资金和私人资本的供给规模是否充足;气候项目能否被识别、评价并转化为可融资资产;标准、风险和信息的制度安排能否降低交易成本。李高透露,中国正在研究制定关于深化气候投融资发展的指导意见,以进一步加强政策协同、完善制度标准,释放经营主体内生动力与投融资活力。这一政策信号本身即表明,决策层对气候投融资的着力点正在从“动员资金”向“制度建设”延伸。
三、从原则共识转向机制建设
如果说李高更多地从政策责任和制度通道角度勾勒了气候投融资的推进方向,那么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名誉院长王金南的发言则进一步从资金规模、机制创新和国际规则三个维度提出期待。王金南在致辞中提出:扩大资金支持,提高资金可及性、透明度和使用效率;深化金融创新,形成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社会参与的多元投融资格局;加强国际合作,推进气候投融资南南合作和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标准互认与信息共享。这三项期待分别对应资金规模、机制创新和国际规则,体现出气候投融资政策的讨论正在从原则性共识转向机制建设。
主旨演讲和圆桌讨论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气候政策倡议组织(Climate Policy Initiative,CPI)首席执行官Barbara Buchner分析了全球气候资金规模、增速与需求缺口;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赵友民提出,气候投融资破题发展要坚持向改革要动力、向创新要活力,通过标准制定筑牢规则根基,通过资本聚合打通资金通路;恒丰银行行长白雨石从商业银行实践出发,提出坚持创新驱动、绿数融合、开放共赢三方面行动倡议;埃克森美孚低碳方案业务总裁兼集团副总裁Barry Engle则围绕工业深度脱碳提出,需要创造真实低碳产品市场需求,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规模效应压降减排成本,构建长效市场型政策体系。圆桌讨论则覆盖气候投融资标准体系、碳定价与CCER机制、政策激励、公私部门协同、跨境气候融资以及企业净零承诺转化为可融资项目储备等议题。
四、“标准互认—风险分担—项目储备”三角
综合主旨演讲和圆桌讨论,可以看到各方观点共同指向一个判断:气候投融资的政策重心正在从“设定资金目标”转向“建设可融资项目池、降低风险溢价、提高标准互认和信息透明度”。这也意味着,未来气候投融资评估不能只看资金承诺规模,还要看项目储备质量、资金转化效率和风险分担机制。
从边会发言看,国际气候投融资合作的关键可概括为“标准互认—风险分担—项目储备”三角。其中,标准互认降低跨境资本识别气候项目的成本;风险分担机制降低新兴市场项目的非商业风险溢价;项目储备则提供可投资、可评估、可跟踪的标的。三者缺一不可。
五、平台化探索成为国际接口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制度框架并非停留在理念层面,中国地方建设气候投融资平台的尝试正在为其提供可操作的实践基础。Ariane Di Iorio对中国气候投融资试点成效表示认可,并期待与中方深化标准对接与项目合作。王金南提出推进气候投融资南南合作和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标准互认与信息共享。圆桌讨论则进一步覆盖碳定价与CCER机制、跨境气候融资、公私部门协同等议题。
这些讨论表明,中国地方试点不仅是国内政策工具的实验场,也可能成为国际标准对接、项目合作和能力建设的接口。例如,南沙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气候投融资平台汇集项目、企业和金融产品,吸引36家金融机构入驻,上线绿色金融产品600余款,累计促成融资超过480亿元;西咸新区将绿色认定、碳核算、项目入库和融资对接嵌入线上平台,使气候投融资主体评定时间缩短30%、银企对接响应时间由5天缩短至1天。这类平台化、数字化实践,为跨境项目对接和标准互认提供了可复制的操作基础,也使气候投融资从制度设计进一步落实到项目层面。
(本文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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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刘慧雯 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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