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高利贷跑路成风 中小企业危险迫近

在温州民间金融史上，如此大规模的“跑路”潮实属罕见

炒钱已取代炒房成为浙江人的投资首选，高利贷资金近一半在民间借贷市场来回拆借“空转”

化解高利贷危局，必须要放开投资渠道以疏导资金，同时给民间金融合法地位并将其纳入监管

杭州：“世道疯狂”

杭州城高利贷庄家不下2000家。近期跑路的庄家，何金认识的已有3位，都是因为借款人跑路而随之跑路的，而借款人跑路的更是“多了去”。

2011年9月10日凌晨，杭州一个小区停车场入口，高利贷业者何金(化名)一行四人冒雨“踩点”。

“现在是最乱的时候。”昏暗路灯下，身着正装的何金踩灭烟头，对南方周末记者喟叹。

何金三十出头，入行3年，运作一只数千万元的“信贷基金”。两天前，基金的一名客户——杭州一家服装企业老板关机“跑路”(即潜逃)了。之前他向基金借了370万元高利贷，作为银行到期还贷的过桥资金，而4天后此人从银行续贷出500万元便人间蒸发，名下资产早以离婚等安排悄然转移。

报案后公安局刑侦和经侦部门均不接案，答曰：“这种情况属于欺骗，不是诈骗。”按现行法律，该笔贷款利息率超过法定基准利率(一年期贷款利率为6.56%)的4倍，合约不受法律保护。

何金面临基金数十名股东的问责，记者9月7日联系采访时，他回复短信，“水深火热、焦头烂额中”。

9日晚上，“线人”报说该客户“前妻”将出现在这家小区，何金等人赶来彻夜守候，但无功而返。

第二天，何金又据线报远赴江苏找人。中秋节3天长假他都在“跨省追捕”中，还是无功而返。

如果这370万元最后追不回来，何金大约要向股东们赔付20万元，“小半年白干了”。

但变故却丝毫没影响何金的职业热情。“干了这行之后不会想干别的。”他坦言，因为“来钱太快、太容易了”。

入行的第一单放贷600万元，两个月他挣了7.2万元(月息6%，他提成10%)。他还亲眼见到有人3年前拎着5万元入行，如今身家2000万元；另一方面，干这行有个最大好处——“不求人”，“无论多大身家的老板，见了我们都是低声下气的。”他说，“这个行业的人都由内而外地自信和强势。”

如此的行业魅力吸引的当然远非何金等人。江浙民间借贷的平均月息已经超过1毛(年化利息率120%)，最高的能达到月息100%。在畸高利润的诱惑下，眼下杭州城从事高利贷业务的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行、地下钱庄等，据何金估计不下2000家。

即使是投资何金基金的投资者，也都集体作出了更冒险的选择——他所在的基金为投资者提供两类选择，一类风险相对低收益相对低，另一类风险更高收益更高，但他介绍说，几乎所有的投资者都选择了后者。

在他看来，放高利贷和赌博是一回事，赌的是借款人的信用。“什么都靠不住，最可靠的是感觉，看面相，印堂发黑的人千万不能借。”何金总结他的经验，“干我们这行，《易经》、风水啥的也要懂点”；其次，忌贪，“借高利贷就像吸毒，借了一次就有第二、第三次，直到被毒死。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他摄毒过量之前切断毒源”。

“火眼金睛”的何金把自己的这次走眼，归咎于“世道疯狂”，杭州城高利贷庄家中跑路的，他认识的已有3位，都是因为借款人跑路而随之跑路的，而借款人跑路的更是“多了去”。

放眼全国，今年以来因民间高利贷而起的跑路、暴力追债、自杀等恶性事件在浙江、陕西、郑州、江苏、福建、内蒙古包头、鄂尔多斯等地都不绝于耳。

温州：多米诺“跑路潮”

周德文说，在“重灾区”龙湾永强，仅8月份就发生了二十多起跑路事件，其中涉及10亿元以上的“老高”跑了3人。

在民营经济和民间金融最发达的“借贷之城”浙江温州，资金链条已异常紧绷。

中秋夜，本报记者获悉，至少有3家温州企业老板因无力偿债而做了“走佬”：洞头县奥米流体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等高管集体失踪；“泵阀之乡”永嘉县的阿斯泰泵阀公司老板跑路和浙江祥源钢业、温州宝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保忠失踪(现已归案)。

节后的温州，无论是街头巷尾，还是本地网上论坛“703”中，“老高”(放高利贷的人)跑路、“走佬”都是人们热议的话题。

9月14日，记者赶往宝康公司所在的蓝田标准厂房东区2号查看，占地约1000平米的厂房大门紧锁，没有任何标牌显示这家公司的身份。绕道至厂房后，紧闭的铁皮门上有一行小字“宝康不锈钢管有限公司”。透过门缝，偌大的厂房内除了一堆不锈钢管和设备外空无一人。记者长叩厂办公室铁门，躲进屋内的数人始终不应答。

坊间传言，董事长吴保忠所欠债务包括2亿元银行贷款、8000万元民间借贷和5000万元承兑汇票。

在此之前，据记者不完全统计，4月以来温州已见诸报端的涉嫌高利贷的“老高”跑路事件已不下10家：江南皮革董事长黄鹤逃往国外，波特曼咖啡老板严勤为、天石电子老板叶建乐、巨邦鞋业老板王和霞、锦潮电器老板戴列竣、耐当劳鞋材公司老板戴志雄、落之神鞋业老板吴伟华、蝶梦儿鞋厂老板黄杰等均出走，百乐家电女老板郑珠菊携款潜逃被警方追捕归案。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记者，在跑路“重灾区”龙湾永强，仅8月份就发生了二十多起跑路事件，其中涉及10亿元以上的“老高”跑了3人。

在温州民间金融史上，如此大规模的跑路潮实属罕见。“如果不是走投无路，这些人不会逃的。”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主任何延法告诉记者，有的债权人有黑社会后台，债务人一跑人身安全就失去了保障，而温州人乡土观念重、好面子，跑路等于自毁后半生的信用，“一般欠个几千万都不会跑”。

但数量级已经改变。数据显示，截至9月8日，“郑珠菊案”自发登记的债主名单已经上升至7页，涉及85人共计8948.62万元，郑珠菊共欠债权人的现金借款、银行承兑汇票等高达2.8亿元。

而江南皮革一案，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一份由中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江南皮革破产清算专项审计报告》显示，截至4月6日，江南皮革公司负债约2.6亿元，其留下的资产总计约为1.7亿元，所有者权益约为-8741万元，严重资不抵债。

江南皮革欠中国银行、深发展、浙江农合三家银行的短期借款和应付票据分别为6400多万元、1400多万元和2200多万元。而通过银行借款和办理应付票据，从光大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和中国银行借出却又无法确认资金使用情况的，总计达6315万元，其中光大银行达到3000万元。另外，截至5月31日，其供应商向龙湾区成立的清算组申报债权整理数为8231万余元。

“这只是账面上，最近几个月又有很多债权人登记，没统计在内。”清算组内部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还不知道黄鹤私底下跟民间借了多少钱。”他认为，江南皮革倒下引起的恐慌导致了民间借贷的资金挤兑效应，“后面发生一系列事件，或多或少跟它有关系”。

最典型的便是8月案发的涉及15亿元的原瓯海区国土资源分局公务员王晓东案，当时王遭到债权人“挤兑”，以“自首”形式向警方寻求庇护，被控于温州龟湖饭店。

王的一位朋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王平时为人和善，不赌博、不玩女人，“只爱喝点小酒”。事发前，一位借给他180万元的债权人因银行贷款到期，向其讨要债款。他一直敷衍，债权人警觉后联系数名债权人一起逼债，王为自保，前去警局自首。

还有更多的高利贷业者行踪已在警方的掌控之中，“债主们也不敢拿他们怎么样，就这样硬挺着，还公开放话：把我逼死了，一分钱也拿不到。”温州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浙江天龙集团总裁陈奎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这场地震让我想起1985年的温州‘抬会’崩盘。”浙江攀远律师事务所主任颜贻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近几个月来，他几乎每天都会接待上门咨询或委托高利贷合同纠纷事宜的客户，“超过2亿元的不少于10个人”。

他所指的当年温州乐清抬会“炸会”(即崩盘)，会款发生额达8亿元，参与人数达30万之多，致63人自杀，200余人潜逃，近千人被追债者非法关押、拷打，数万家庭倾家荡产。类似的事件还包括1999年温州平阳水头发生的“会案”，2004年苍南爆发的“矾山连环会案”。

全民转战高利贷

“温州人以前炒房，后来炒矿、炒煤，现在则是‘炒钱’。”

“浙江民间金融的土壤丰厚，起源于隋唐的‘呈会’、‘抬会’、‘标会’等就没有中断过。”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教授告诉南方周末，呈会(又称千千滚会)几乎在温州的每个村庄都流行过。

改革开放以前，浙江民间金融主要存在于互助性消费领域，之后募资方式没有变，但资金用途流向了创业和投资领域。民间借贷为浙江发达的民营经济立下了汗马功劳。

2010年银根收紧之后，企业对资金的巨大需求缺口拉高了民间金融利率，2008年温州民间借贷向公众吸储的平均月息为8厘，2009年涨到1.5分，2010年上涨至3分(年息36%)，逐年翻番。

到2011年5月份，央行温州中心支行监测到民间借贷综合年利率为24.38%，正好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内(6.56%的四倍)。但官方数据显然趋于保守，据记者了解，浙江民间资本的利息率平均水平实际为借款月息3%(年息36%)，贷出月息10%(年息120%)。

“什么生意能赶上放贷？卖白粉也没这么高的利润。”温州担保协会一位负责人说。

相形之下，温州企业做实业的平均年投资回报率已经被挤压至约3%-10%，而其他投资渠道也并无出路——在限购令、限贷令的双重打击之下，温州商品房交易上半年同比下降近九成，土地流标率74%。周德文估计，至少有220亿热钱撤离温州楼市转战民间信贷市场。在温州当地报纸上，随处可见“吐血抛售”房产的广告，其中相当部分卖家是为了变现投入到民间借贷中。

“房子不让炒了；炒煤矿被国企收编了，山西煤改让温州民间资本在煤矿上损失了900多个亿；收藏品市场可能80%以上都是赝品。”当年温州炒房团的始作俑者、超然不动产董事长吴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资本是要逐利的，不去放高利贷，难道把钱放在银行等着CPI吃掉吗？”

资金的流向自然随之发生改变。温州市委党校教授朱康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温州人以前炒房，后来炒矿、炒煤，现在则是‘炒钱’。”

央行温州中心支行上半年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元，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其中，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35%，用于房地产的占20%，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上的资金规模高达40%(440亿元)。其结论是，“民间借贷已成为楼市后的首选投资替代品”。

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的情况表明，资金短缺时代最大的财主银行，也在或明或暗间推波助澜。

记者了解到，不少高利贷资金的源头其实是银行，比如担保公司的资金来源多数是银行授信。百乐家电郑珠菊一案，正是通过在民间收购银行承兑汇票融资，从银行贴现后，资金流入其在上海开设的担保公司进行放贷，案发后查获承兑汇票登记总额超过1亿元。

每到月底，江浙很多国有银行内部人为完成“存贷比”指标(该指标直接影响其下一期授信额度)，经常性地以高息向企业或担保公司吸储冲量，下季度初再由对方取出存款。作为交换条件，银行内部人会帮忙向对方提供低息贷款。

多位人士告诉记者，浙江很多地方公务员可直接向银行贷款50万元，因此公务员中有不少做资金生意，从银行获得低息贷款后投入高利贷行业。在很多民间高利贷公司中，银行职员就是股东，甚至有银行员工自己就是“主角”——温州某银行塘下支行一位信贷员凭一纸假房产证7次从银行共贷出了1652万元投入到高利贷行业。

还有的放贷者通过与信用卡办卡公司合作，以各种名义从银行申请办理出大量信用卡，然后刷卡购物在黑市变现，获得资金进行放贷。这种操作几乎无任何利息付出，只需按期办理还款即可。

危险的春节

随着年底春节还贷高峰期的临近，跑路潮会愈演愈烈，如果不处理好，温州经济会有地震。

在温州担保协会的大门上方的液晶屏上，有一行滚动播出的“温馨提示”：“担保公司不允许从事放贷、吸储等业务”，但该协会一位不愿具名的负责人无奈地表示，这句话只对协会下属47家融资性担保公司有约束力。据他介绍，“正规”的担保公司是为银行信贷安全服务的中介公司，从国家财政领取补贴，60%的资金必须存银行，自身只收取客户0.3%的年息，属于高风险、低盈利行业。

但在温州民间，市区人民路、锦绣路、龟湖路、百里东路等地段毗邻而设遍地开花的担保公司、寄售行、典当行和投资服务公司等，实际上从事的都是借贷业务。高速公路收费站口的液晶屏上，也公然打着投资公司“提供过桥贷款、短期借款”的广告。

上述协会负责人估计，温州大概有寄售行四百多家，担保公司近千家，“永强那么小的地方就有几十家担保公司”。

担保公司是这两年温州民间放贷的主力军。他们的钱大部分借自民间——普通家庭把钱交给中间人，中间人再借给担保公司，形成一个金字塔结构。一家担保公司的老板跑路后，很可能让成百上千户普通家庭的借款血本无归。比如非法集资15亿元的王晓东案，据说参与此案的仅温州瓯海区政府机关的人员就有160多人。王晓东目前已解除拘禁，在家筹钱还款。

在温州，很多担保公司的老板同时也做实业，“自己有资产，别人借钱给他更放心。”一位温州担保公司老板许达(化名)说。放贷的老板们大都爱炫富，比如宝康的老板吴保忠开着价值500万元的劳斯莱斯；百乐家电郑珠菊一家豪车有十来辆，这往往是有意为之，“只有这样，人们才会觉得你不可能还不上钱。”

那么，担保公司等集聚的大量高利资金到底流向了哪里？业内人士介绍，近一半资金会在民间借贷市场来回拆借“空转”，其余则通常会流入一些投机性行业，或者赌博业。

但在目前的光景下，这几个出口都是违约风险极大的高危地带。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可以负担50%以上的利息率，暂时的拆东墙补西墙对于借贷双方来说，都是在“饮鸩止渴”。

一位担保业内人士说：“一旦恐慌袭来，债权人一挤兑，引发连锁反应，金字塔就会坍塌。”

可怕的是，多米诺骨牌还在倒下。除了不断的跑路事件外，温州涉及民间追债的突发性诉讼正大幅增加。多位温州本地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预言，随着年底春节还贷高峰期的临近，温州还会出现大规模的信贷违约，跑路潮会愈演愈烈。如果不处理好，温州经济会有地震，陈奎洪说。

◎温州GDP接力赛：民企交棒，政府接棒？

“现在不是搞企业的时候”

“这种形势真的不对。”浙江天龙集团总裁、温州企业家协会副会长陈奎洪说。

2011年9月13日下午，陈奎洪的翻盖手机不时响起。“又是移民中介！”他看看号码不耐烦地说。

“现在不是搞企业的时候。” 这位浙江天龙集团的总裁在宽大的办公室里说，“坚持到现在还专心做实业的，是真有事业心的，要不早就不搞了。搞个屁呀，这么吃力。”

天龙是浙江省最大的网球装备生产商之一，陈介绍说，从2010年以来，劳动力成本至少上涨了30%，原材料平均上涨20%，天龙现在的状态是“亏亏赚赚，能保本就不错了”。由于汇率不稳，他只敢接一个季度内的订单。

“我总觉得，这种形势是不对的，真的不对的。”陈说。他同时还是温州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温州炒房团最早的发起者吴昊告诉记者，现在温州有一批中介公司专门为像陈这样的身心俱疲的企业家群体移民海外提供一条龙服务。

“为什么不呢？”吴昊自己已安排好将来移民荷兰，他看重的是欧洲的安全感，“社会福利好，食品安全令人放心，不仇富，没有治安问题等等。为了后代，我的许多朋友都移民海外了。”

温州民间借贷乱象的背后，正是实业不兴，与大量中小民营企业的集体“缺氧”。

东方打火机厂是温州最大的打火机生产商之一，其董事长李中坚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这次和2008年金融风暴时不一样”。2008年东方利润虽少但“可以活”，而现在是“有订单没办法做”。他介绍说，以前这个行业是“粥少和尚多”，最近几年温州打火机生产商从几千家锐减为几百家，“现在是粥少了50%，和尚跑了80%，但我们却不敢接活了。”

因为利润太薄，东方目前只敢接有限的短期订单，一旦遇到订单节奏安排不当，比如一段时间内接的订单太密集，需要工人加班，由于加班工资比正常工资高，东方就会亏损。挤占了企业利润的因素除劳动力成本外，还有用电成本，由于电力不足，东方需要每个月自发两天电。

另一大因素，便是融资成本。东方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利息率由2008年的4厘月息，上涨到现在的8厘-1分。据官方数据，2011年以来，温州中小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综合成本比2010年同期上升15%以上，1-5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息净支出同比增长46%。

李中坚的很多同行在热火烹油的眼下都关厂转战民间借贷，“赚钱快还不用纳税”。但他选择坚守，“几百号兄弟跟着你干了十几年，我要撂挑子，他们就失业了。尽量维持，顶过难关吧。”

南方周末记者在温州走访的多家民营企业境况与天龙、东方并无二致，没有一家企业不表示时世艰难，无以为继。

难以盈利是普遍现象，温州经信委报告显示，许多企业年前接的订单还没做完就已经亏损。情况稍好的行业企业还能够全身而退、停产关门，或减产停工勉力维持，成为“僵尸”企业；本来就利薄的行业比如制鞋、不锈钢、人造革等，更是已发生多起老板跑路的事件。

连锁反应

“3年前我们活过金融危机，今年若银行卡我，我就只能对260名员工说‘对不起’了。”

工商数据显示，上半年浙江省注销的企业高达1.44万家，已超过2010年全年的1.24万家。

温州有36万家中小企业，年初周德文曾预言：“到2011年末，温州将有40%以上的民企倒闭！”9月13日他对记者说，为此他还被当地官员斥为“乌鸦嘴”，“现在看来40%的估计太保守了”。

危险的是，经信委数据显示，近六成温州企业存在为其他企业进行担保融资的情况。一旦信贷危机失控，将在相互担保的企业间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从而引发大量银行坏账和大面积失业。

位于温州乐清的基安机械公司董事长、54岁的陈纪恩最近很烦恼，3年前在一位官员的引荐下，基安和另一家当地企业三旗集团达成互保关系。没想后来三旗涉嫌从银行累计骗贷近1.23亿元，如今该公司资金链已断裂，法院和银行对其债权和债务进行的重组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没有进展。

基安称它掌握了三旗虚报产值、虚构项目等大量骗贷的证据，试图让当地公安局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但公安机关以该案已进入法院司法程序为由不予立案。

三旗的4家担保人基安机械、胜武集团、昌林液压和奥德康公司，却被连累到悲惨境地。为三旗担保685万元的奥德康老板郑巨飞卖掉厂房遣散员工后退出实业；担保1700万元的昌林液压账户被法院查封；担保1600万元的基安公司部分固定资产和设备被法院冻结，且面临着银行调低其征信进而无法获得贷款的危局。

干了30年矿山机械制造行业的陈纪恩向记者诉苦：今年基安本可新增利润300万元，但员工工资开支增加了340万元，公司不盈反亏。要扭转局面必须加大技术投资，但若银行拒绝贷款，企业只能关门。“我已经耗不起了，3年前我们活过金融危机，今年若银行卡我，我就只能对260名员工说‘对不起’了，本来还想再干几年的。”

当人力、原材料和资金价格纷纷上涨时，以成本和价格优势取胜的温州民营制造业本来就举步维艰。企业经营越困难，资金需求越大，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的紧箍咒造成的融资难，成为了压垮它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吴昊认为，温州民营经济以制造业起家，淘得第一桶金，后来在山西和迪拜虽然大败，还都不至于动摇根基，“但现在，实业‘空心化’是条不归路，一定要小心！”

国有银行与民间经济的错位

解决此矛盾须深化金融市场，实行利率市场化，放开市场准入扶持中小金融机构，将“体外循环”的民间资金纳入正规军。

一定程度上，沿海民营制造业的警钟已经在2008年敲响。3年前美欧金融危机爆发之初，中国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激进的财政刺激与宽松货币政策，其中包括著名的“4万亿”财政投资。2010年后，通胀之虎如期出笼。

CPI高位徘徊的严峻形势下，货币政策转向紧缩，2010年以来，央行5次加息，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至21.5%的惊人比例。8月底央行再发通知，将商业银行的保证金存款（包含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三部分）纳入存款准备金的缴存范围。“这相当于未来6个月内收紧约9000亿元资金，接近3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效果。”农业银行浙江分行高级经济师吕志强说。

铁腕的银根紧缩，使各大银行基本已停止对民营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全国工商联对17个省市中小企业的调研显示：90%以上的受访民营中小企业表示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小型企业选择民间信贷的高达67.8%。

中央曾三令五申要求银行扶持中小企业，但国有银行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更青睐大企业尤其是国企，从风险控制的角度无可厚非。吕志强认为，中小民营企业贷款额低、缺乏有效抵押物、未纳入央行征信体系、担保问题难以解决等特点，使它们不受银行欢迎。而中小企业往往也因为银行手续麻烦、周期长等原因，反倒愿意付高息从民间借款。

“浙江的银行体系和实体经济存在所有制和规模的不对称，金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说，“经济以民营中小企业为主体，银行是国有大行为主体。”他认为，解决此矛盾须深化金融市场，如实行利率市场化，放开市场准入扶持中小金融机构，将“体外循环”的民间资金纳入正规军。

但在中国，此药方要兑现，显然前路漫漫。因为利率市场化和放开民间金融的最大阻力不是别的，正是融资平台贷款总额已超14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和靠吃存贷利息成为世界上最盈利企业的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

市政府：押宝高投资

温州今后5年要确保每年投资率都达到50%，以挽救已退至全省末位的GDP增速。

对于温州政府来说，至少在眼下，他们的思维重心放在了亲自出手用投资“砸”出GDP上——“把强化投入作为今年工作的主题和主线”，2011年2月，市委书记陈德荣在全市干部大会上指出，近年来温州发展速度由全省首位后退到全省末位，主要原因是投资率不足（从37%下降到2010年的31.8%），政府在公共品领域的投入不足。

由此，温州今后5年要确保每年投资率都达到50%，“十二五”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万亿元。

如此大规模的政府投资钱从何来？答案是土地财政。陈德荣指出，当前温州10大国资公司6000亩存量土地，按1000万元/亩计，就是600亿元，通过金融杠杆的作用可以放大到1800亿元。

4月的“城市转型发展破难攻坚大行动”动员大会上，陈德荣说，土地是财富之母，温州人有钱，但因为缺地，形成不了本土投资。目前仅市区就有转而未供土地38065亩，供而未用土地2783.9亩，“这是极大的资源浪费”。

为此，温州今年要打“七大硬仗”，包括“拔钉清障”、违章“六必拆”、“拆围去丑”、“四小车”整治、建设用地清理、历年遗留项目限期建设、“村房两改”等。

“淘汰落后产能，产业升级转型”是温州市对民营经济的既定战略，而温州市委党校教授朱康对认为，温州制造业升级的最大瓶颈在于体制，“市场准入没解决，两个“非公36条”都没落实。”他举例说，温州柳市的低压电器产业的老板们想进入利润更高的超高压电器行业，却一直没有获批。

令一些采访对象担忧的是，温州是否会重复中国经济近年来的怪圈：在出口和消费内需不振的情况下，垄断土地、资金等要素的政府亲自进场，操盘经济发展，形成GDP越来越依赖于投资拉动的路径依赖。而受到挤压的民间资本投资渠道越来越匮乏，产业升级面临准入门槛和生产要素瓶颈，最后形成国进民退、国富民穷的格局。

◎河南：疯狂担保如何刹车

在全民放贷疯狂之际，河南担保业异军突起。

根据河南省民营经济研究会提供的数据，2010年底，河南的担保公司从2007年的100多家飙升至1640家，约占全国担保公司总数的1／4。

河南省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张立功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小企业资金紧张，催生了担保业的繁荣表象，而当时政府的态度是谨慎，但不堵。

然而，当越来越多的担保公司资金链断裂导致金融和社会危机后，政府再想堵时，已是投鼠忌器。

事实上，河南新一轮担保业整顿启动已达半年之久。

据张立功介绍，政府原计划2011年3月底前完成整顿，结果到5月底仍未果。7月28日河南出台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随后公示第一批两百多家担保公司经营许可证初审合格企业，业内称为“经营牌照”，理论上决定担保企业的生死存亡。

河南省中小企业局融资服务处处长钟雪涛称，“牌照正在下发，发放牌照数量没有统计”。有不愿具名的担保公司向南方周末记者反映，牌照发下来之后又重新被收回。

“1640家担保公司最早都是经过工信厅核准的，都有许可证。突然说没有资格了，急刹车，会出现很大问题。”张立功说，“比如一个公司担保做了4个亿，你突然说他没有这个资格，民间资本所有者会很恐慌，容易大量挤兑。如果刹车过急，对河南担保业是灾难性的。”

但坊间传言，新牌照迟迟难产，是由于一些大型担保公司之间的利益博弈。有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看空新一轮担保业监管，称新牌照为政府提供新的权力寻租空间。

事实上，两年前，河南省已进行过一次大规模行政干预。政府要求担保企业在工商注册基础上持有经营牌照，当时称为“备案证”。

“当时说得很严重，说是决定你能不能继续在这个行业里做的证照。”该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发放备案证，政府是有很好的意愿。结果雷声大雨点小，不规范的还是不规范。比如，从7家里选了3家发证，但是其余4家照样可以继续经营。”

可供对照的是南方周末记者得知的一家河南投资担保公司的情况，接近总经理的知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曾透露，2010年底公司一直没有正式开业，“因为牌照拿不下来，但她确实在开展业务”。

40岁的陈思其是河南一家投资担保公司总经理，因业绩风生水起而被塑造成豫商中的女企业家典型，却在2011年春节后，从六楼家中跳下，半身瘫痪。

她跳楼的原因，是因为将担保公司2000万资金交给天津一家私募公司投资，不料这家私募的老板却失踪了。

“现在投资担保公司多少都有点地下钱庄的血统，”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几乎所有的民营担保公司都是违规操作，因为拿担保中介费太少了。”

监管“黑洞”

多家担保公司由房地产公司实际控制，房地产公司把担保公司吸收到的民间资金直接用于关联的地产开发项目。

河南省政府开出的许可证申请门槛近乎严苛：申请企业注册资金3000万元以上、资本金充足率不低于80%、去年以来与银行开展有融资性担保业务1亿元以上或银行授信1亿元以上。

但事实上，新一轮监管仍然未能触碰灰色地带，担保行业规避法律监管的手段依然是圈子里公开的秘密。

了解郑州当地担保行业的人士告诉记者，有一些投资担保公司会注册一些看上去没有关联的公司或委托一些并不需要贷款的企业，包装一些财务报表、流水项目，从银行拿钱。“他们这些做资本生意的，账面上现金流是很好做的，对账单打出来很漂亮。注册资本金1个亿，贷出来5个亿，再次以高利贷的形式贷出去。”

该业内人士还透露，担保行业有资本金要求，此前多家公司通过联合交易蒙混过关。“比如4000万存到银行，好多公司没那么多钱，要验收的时候，好几家公司凑到一块儿。看你的时候凑你的，看我的时候凑我的。”

担保公司规避高利贷监管亦手法娴熟。根据现有法律，民间借贷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事实上，民间出资人大多被高于“四倍”的利息吸引。为规避监管，不论实际约定利息多高，民间出资人跟担保公司、借款方所签合同显示的月息均为1.5%，剩下的利息会直接在账面上流转。

一位熟悉担保行业的投资人告诉记者，很多担保公司还存在多重担保的违规现象。“当担保公司让你以每年20%-30%的利息把钱存到他那里的时候，告诉你会用房子做担保，但是这个房子它可以担保给几十个人，也就是说，如果它真的违约了，几十个人分一套房款，你基本分不到什么。”

而最为严重的监管黑洞，则是房地产公司与担保公司的关联交易。

包括河南省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张立功在内的多个消息源均向记者证实，多家担保公司由房地产公司实际控制，但从注册信息上看不出任何关联。记者以理财投资者身份咨询某投资担保公司，该公司业务员透露，担保业内关联交易公司占到两成。

这些担保公司将吸收到的民间资金直接用于关联房地产公司的地产开发项目。

“融了十个亿，贷出去一个亿，剩下九个亿在自己项目上。因为经营过程中出现资不抵债，投出去收不回来，投的一些项目遇到重大问题的时候，理财人要钱的时候周转不动，他一看大势不妙，基本上采取跑路的方式。”一位不愿具名的消息源告诉记者。

“长期高利率借贷，没有产业能做这么高利润。”张立功说。至于具体的关联交易企业，张称，“都是朋友，不方便说。”

“一般每个月都给你结一次利息，显得非常有诚信，但是他们多数是挖东墙，补西墙，一旦资金链断了，他们会马上消失无踪。而且因为他们是有限责任公司，就算他们跑了，地产公司也不会给你任何补偿。”一位熟悉担保行业的投资人说，“除了关联交易，担保公司多数是给房地产提供资金，目前只有房地产、煤炭和水电的年收益能够超过30%。但是，你要明白，房子最终还是卖给老百姓的，所以你把钱借给担保公司，等于借给房地产公司来祸害自己。”

两头收紧，中小企业更惨

“民间放贷如果被限制，银行的钱又借不出来，跳楼的人会更多。”

河南担保业整顿当口，行业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没有业内人士愿意公开身份接受采访，主管担保行业的河南省工信厅中小企业局以“上面下了纪律，不能接受记者采访”为由拒绝作出回应。

记者以中小企业主身份致电河南省规模较大的两家民营担保公司——邦成和九鑫，得到的回应均是，“由于政策原因”，暂停民间融资业务，只做银行担保业务。邦成担保银保部业务经理称，“中小企业现在从银行贷不到钱，没有额度，所以这块业务现在也没法做。”

记者又分别以投资者、借款者身份暗访位于郑州财富广场写字楼里的数家投资担保公司，发现这几家公司的“投资理财”年化收益率普遍在20%左右，200万资金3月期贷款年化利率约为36%，若抵押房为按揭，则利率更高。

一位曾在担保业工作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同样条件的贷款利率2010年底还只有30%左右，今年以来贷款利率有所上升。

一边是缺乏投资渠道的大量民间资金，一边是苦于无法从银行借贷的中小企业。汹涌的资本一拍即合，催生了井喷式的担保业市场。即便严厉整肃在即，担保公司也难以抵挡资本逐利的诱惑。

据担保业内人士介绍，来担保公司做理财投资的客户所提供的资金从几万到几百万不等，其中包括不少投资无门的工薪阶层。

“人民币贬值，股票低迷，基金不透明，房地产调控，银行理财产品效益不好。民间资本缺少出口，民间资本和中小企业缺乏对接。”张立功说。

而大量中小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大量资金周转需求直接推高了担保公司的贷款利率。担保公司并不担心，因为再高的利率都会有企业愿意接盘。

郑州银行在河南当地路边广告牌上打出的口号是“小企业融资专家”。不愿具名的该银行管理层人士告诉记者，银行上报给国家的中小企业贷款比例达到50%，“但实际怎么可能那么多？”

他透露，郑州银行今年贷款指标总共六七十个亿。银行上报贷款比例是按贷款额统计而非借贷企业大小。如果大企业贷款额在1000万以下，就都占用中小企业指标，“大家都是这么操作的”。

“国家收紧信贷政策，可贷资金少。比如这个月就给你10个亿指标，账上100个亿，也只给你10个亿，不让你放多。再加上社会金融环境不好，通胀严重，原材料上涨，企业利润率下降，先死的就是小企业。小企业风险大，银行不愿意放贷给小企业。”该银行管理层人士解释，“还有抵押物加速贬值。银行看房价会下降，房产贬值，贷出来的款就会打折。另外，贷款额有限制，那部分资金没有收益，这部分有限资金收益就要提高，也会反制于企业利润率。”

崔元之是郑州一家新能源设备公司的总经理，公司注册资本6000万元。崔元之的公司因为难以从银行贷到足够金额的周转货款，他曾经向担保公司短期拆借资金，月利息6分，相当于年利率72%。

崔听说记者要做有关担保公司的报道，非常着急：“你这么一说，政府肯定要严，民间放贷被限制，银行的钱又借不出来，跳楼的人更多。”

（应受访者要求，陈思其、崔元之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