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破题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20多岁的唐学才夫妇可能没有意识到，由其所引发的广州增城“6·11”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广东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

这对年轻的夫妇2011年在增城市人民医院收获了自己的新生儿，广东则开始全省深入反思增城“6·11”事件过程中社会管理的缺位。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在广东率先破题。

一个月内由上而下的自省

“6·11”事件震动了广州市乃至广东省的高层领导。

6月22日下午，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的张广宁来到增城新塘镇大敦村，与外来务工人员代表及增城市、新塘镇、大敦村干部、管理人员和企业主座谈。

他指出，“6·11”大敦村聚众滋事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的一条就是社会管理服务工作滞后，难以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存在“小马拉大车”和“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迫切需要改革创新，转变不合时宜的管理观念、管理方式、管理手段。

随后，广东省委办公厅下发《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提出对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言行要实行“零容忍”，对于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难点、热点纠纷，领导干部要亲自过问、亲自协调处理。

《意见》出台后，广东即启动了增城“6·11”事件的问责程序，新塘镇党委书记被免职，其他相关人员也受到了相应的处分。

而在接下来召开的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上，审议一份关于广东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文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

2011年7月14日上午，中共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介绍了这份文件的内容——《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下称《决定》）。

他说，第一代农民工到广东省打工主要是为了赚钱，第二代不再想回乡下，要在这里长期呆下去，生儿育女。政府把他们纳入体制内的服务和管理过去考虑得很少。下一步要为他们提供诉求渠道：先完善组织，包括设立党组织，设立地域为主的党组织。

“如果政府不重视，不健全组织，不发挥他们的作用，甚至会成为反作用。”他说。

从“6·11”事件到《决定》出台，前后不过一个月的时间。

释放社会力量

广东省委党校省情研究中心主任蔡兵认为，实现社会建设和管理创新需要做两个方面工作：一是自上而下，权力下放，人员和机构进一步贴近老百姓；二是自下而上，民间尤其是基层应该建立完善相关的基层自治机构，让民间和政府充分互动起来。

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说，一个紧迫性在于，广东去年发生的一些社会性事件，涉及到外来人口、农村土地和集体资产、环境保护等许多当前敏感的普遍性问题，矛盾冲突激烈，用朱明国的话来说，叫做“群众已经被激怒起来了，你才知道什么叫力量”。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很重要一个方面是释放社会力量。”彭澎说，比如，广东降低了社会组织成立的门槛；又比如说，省政府在处理乌坎村事件上，都有着积极的作为。

而在此次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广东诞生了一个重要的机构：2011年8月，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被批准设立，由朱明国兼任省社会工作委员会主任。

彭澎认为，既然成立了社会工作委员会，就应该在外来人口管理、社区管理、社会组织发展及重大社会政策出台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彭澎说，比如外来人口管理，积分入户不太可能解决全部问题，每年十几万人入户，对应于3000万外来人口，要多少年才能解决完？应该针对外来人口的需求，实施市民化的待遇，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如小孩免费入学、提供保障房等。

事实上，早在2011年5月，珠海在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上开全国先河，成立市委社会管理工作部，作为珠海市委专门领导社会管理的职能部门。

珠海市政法委一位负责人表示，源头是要治理好社会矛盾，不能光是政法这个线来办好案子，社会管理是从基础、从源头上来解决社会矛盾，这有利于标本兼治。

专家纵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政府在社会组织的发展中扮演何种角色

第一财经日报：去年，广东掀起了新一轮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你如何看待广东此轮改革？

彭澎（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广东是中国经济大省，人口多，外来人口最多，更有说法是中国最富、最穷的地区都存在于广东。那么，广东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很多问题就有解决的参照物了，甚至可以说广东的今天就是内地的明天，广东只是遇到问题较早而已。

另外，从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来说，中国可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社会问题处理不好，可能影响经济持续发展，而广东似乎提前面临这个挑战。

蔡立辉（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我国目前社会正处于历史发展的转型期和矛盾的多发期，这个时期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是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时期。

增城一个小小的占道经营竟然能够引发如此大的事件，正是其典型反映。

就当下社会转型的特点，政府必须进行职能及其实现方式的战略转变，比如向经济增长和社会建设、社会发展并重的发展职能转变，由政府公共部门单一主体进行公共事务管理向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公共管理转变。

目前有些地方政府以及相关执法部门，在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战略转变，或仅仅停留在一些口号上面，没有转化为实际的工作。

日报：广东此轮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亮点在于为社会组织松绑，降低其准入门槛，请问松绑的意义在哪里？松绑以后，社会组织将会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彭澎：社会力量发展起来，必然出现NGO。我们许多官员还不愿认同NGO，把“非政府组织”看成是政府的对立面。其实，这些组织可能不是站在政府的同一立场，但完全可以站在政府的左右两边，而不是对立面。

但现在的一个问题是这些社会组织还没有形成较为强大的力量，既不能完全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职能，也离不开政府的帮助。

张良广（广州优势力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执行总监）：现在很多社会组织的参与具有相当的装饰性，比如证明政府开放性，但其实不应这样，社会组织是要直面问题、真正解决问题的。

降低门槛是一个好事，但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在于政府有没有做好准备，让社会组织真正壮大起来，就是提供更大的自由度和更加务实的支持，能够让他们参与到较多深层次的问题讨论和决策当中，我觉得这个值得探讨。

日报：你认为政府应该在社会组织的发展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彭澎：政府的帮助和扶持不是输血式的，而是要通过政府职能部分转移给社会组织，或向社会组织采购服务，从而形成造血式的扶持。

张良广：社会组织目前承接的大部分是政府购买的服务，其实，中国30多年来草根组织的发展比较缓慢的一个原因就是缺钱、缺政策，政府是社会组织孵化的主要责任人，所以如果他们能够站出来呼吁，社会组织一定能得到蓬勃发展。

但我觉得社会组织也不能仅仅依靠政府，还需要通过自身创造和多元的资金构成来形成一个较为宽广的发展平台，比如吸纳企业资金、做一些公益基金筹款，或社会企业的尝试，这是下一步社会组织需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