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毒化”的投行文化

本报近日报道了高盛的经理人格雷戈·史密斯撰文指责高盛“唯利是图”所引发的风波，也报道了继希腊政府为与高盛的衍生品交易“大吐血”后，意大利政府最近也不得不付出34亿美元，以退出同摩根士丹利的衍生品交易，一位意大利参议员评论说，交易的投机本质表明，金融霸权凌驾于政府之上。

史密斯“揭黑”说，要在高盛出人头地，必须要“说服你的客户投资我们想出手的股票或其他产品”，要“设法让你的客户交易，不管交易什么，只要能够给高盛带来大笔利润”，还有就是要买卖非流通性和不透明的产品。早些时候，希腊债务管理局的两任官员对外披露了2001年高盛帮助希腊“伪装”其债务以满足欧盟要求的合约的细节，“希腊当时并不理解自己购买的东西，对风险和成本判断不足”。

这些“揭黑”或有个人情绪和“事后诸葛”的味道，但投行文化被短期利益严重侵蚀而异化和变质，近年来则屡见不鲜。投行家贝多广翻译过《半路出家的投资银行家》，该书作者在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工作了10年，详述了以长期客户关系为核心的投行文化，如何蜕变为“交易驱动型模式”，即专注单项交易的获得、完成和赢利；而具有正直品格、为企业家信赖的投行顾问，如何变成“IBG，YBG”观念的信徒（意谓“我会离开，你也会离开”，潜台词是“何必当真”）。高盛昔日的领导人温伯格更关注为谁服务，而不太在乎能赚多少钱。摩根士丹利也有“以一流方式做一流生意”的宗旨。但时过境迁，一边振振有词、慷慨激昂，一边操纵利润、转嫁风险，已成了不少投行今天的写照。

投行文化的“毒化”有其客观原因，一是商业银行2000年得以进入投行领域，他们财大气粗，可以把证券承销与银行贷款挂钩，蚕食了投行长期覆盖的客户；二是并购、垃圾债券及各种衍生产品的“创新”流行，靠顾问建议的收入，远没有帮一个并购方发笔高利贷获利多。

任何一项金融服务，只有令客户、金融机构和社会三方面的利益都得到提高，才称得上良好。行为越来越短期化的投行，显然离这个方向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