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中国建筑的内在逻辑

“今天的中国，太多西方走红的建筑师的‘签名式建筑’（Signature Architecture），这些建筑与具体的环境和人的活生生的现实没什么关系，只是一些设计师早已想实施的一个图纸。”这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杰对当下中国城市规划、建设中某类现象的评析，而其背后所指涉的是“人与自然结合”的建筑传统原则的失落。从另一方面讲，为回应西方建筑理论的单一性，尤其是伴随着近年来重建传统文化价值的强烈诉求，在探索中国特色的建筑这一命题方面，中国的建筑师往往流于对“概念”的追求，或片面强调细节装饰，以致谈论中国建筑必然回到对上世纪50年代盛行的“大屋顶”或“天圆地方”这些表面形制的追求上。建立中国古代建筑空间内在逻辑的阐释体系，成为张杰最近二十年研究的重要内容。

谈论建筑设计，张杰认为：“艺术的本质是它要表达的东西，或者说设计需要表达的东西。最一般的把握是，设计应该贴近生活，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原则。如果我们从感情上、理性上相信这个判断的话，我们的认识就会发生变化。我们对一个东西不能仅仅是从形象上去认识，而是真正认识到它为什么好，这是最根本的东西。”基于这样一个认识起点，张杰从古代天文学、文化地理与山川模式、礼文化与制度、器物与空间考古、传统绘画、堪舆理论等多角度出发，对中国古代建筑思想进行解析，在其建筑学新著《中国古代空间文化溯源》中，对中国古代空间文化的源流、概念、内涵、现象、特征与规律等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抽丝剥茧的论证，为中国当代建筑学研究提供了诸多启示。

建筑秩序与生活法度

第一财经日报：你有一个观点认为，回到建筑的内在逻辑，需要厘清这样一个基本观念，即“音律”、“节律”与“律法”和生活秩序的内在联系。这些问题如何影响建筑的秩序？

张杰：“敬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即按照上天的旨意和自然规律来安排生活。当然，我们不用回避其中的一些具有迷信色彩的东西，但根本的是，从功能上看，“天文”、“地理”是古代的人实用知识的一部分，如果天文解决不好，就没法生存，比如我们的祖先怎么种地、如何畜牧，包括如何透过对山水的认识，使建筑能够避灾和更好地利用水。

中国古人用“立竿侧影”的方式观测天象，又把对日线的观测用器乐来度量。

黄钟和瑟这些乐器，都不是单纯地为了音乐艺术的，而是为了观测太阳的影子，比如，瑟有十三根弦，弦的长短与日线的比例是有对应关系的，这是一个规律的存在。我在研究中，不断发现这样的史料和素材，很多史料放在一起太容易串起一个逻辑，逼着我去进行进一步的归纳和测算。我曾做过一个测算，发现瑟的音弦长短和日线长短的比例数据误差不超过小数点后两位，而这个数据与黄钟的比例的吻合度极高。不妨这样猜想，古代的人用听觉来辨别无法触摸的季节和时令，但听觉又是模糊的，所以它需要通过一个器物来加以固定。

但最开始，这仅仅是一个猜想，我需要找到文献来佐证。

日报：建筑的秩序与生活的关联度，是评析建筑价值的重要依据？

张杰：我们现在每年建设多少千万平方米的建筑，城市面积扩大多少平方公里，但是我们的城市功能不合理，交通堵塞严重等等。再一个，今天我们老说要建中国特色的城市。什么是中国的城市？围绕这个问题的回答，总会回到“大屋顶”的形式上去，回到“天圆地方”之类传统留给我们的最肤浅最片面的元素中去，而从传统中继承的能真正让今天的建筑受益的，我们没有掌握，规律性的，内在逻辑性的部分基本扔掉了。

拿颐和园来说，我认为拿世界的眼光来衡量，它也是一流的园林，无论从功能、视觉还是文化的深度，今天我们搞了再多绿化、广场，没有一个能从根上说那是中国的，很多做中国建筑的人从观念上都是西方的，做设计的人和决策者思维的深处就是西方的意识，我们怎么可能做出中国特色的建筑。古代建筑传统理念告诉我们的如何与自然结合、怎么尊重山水的价值观我们没有了，如果我们懂得尊重山水，今天的很多城市不会建成这样。

所以，很多人说中国人的价值观中最危机的部分是没有敬畏，没有敬畏就容易导致无序。就是从生态环境的部分我们都应该敬畏自然。有了敬畏才可能有秩序感，这种秩序感不是说排位和权威的秩序，而是找到内在规律。中国古代建筑正是因为把这种内在规律找出来了，才可能独树一帜。但这个内在规律，却又是文献很少述及的。

今天的建筑面临的问题是，做规划、设计和建筑学研究的，大多是尊崇西方的方法，由方法的局限导致了我们在研究问题方面带着一些盲点，方法本身就把现象给过滤掉了。比如以汉学家李约瑟为代表的很多西方人认为：中国建筑是标准设计。我的一个看法是，中国建筑有式样，但不是标准设计。标准设计是可以复制的，工业化的，中国的古代建筑的样式是可以复制的，但具体的建筑总是根据具体环境具体设计出来的，是一个与环境相宜的，依靠人去判断，是手工业系统的思考方式。

日报：关于中国古建内在逻辑的文化阐释体系失落的原因是什么？

张杰：一个是这是个禁忌性很强的知识系统，有时是基于行业保护的需要，这个禁忌是一种权威的表达。禁忌有其极其恶劣的方面，比如封闭知识，但有时要看到这种封闭的系统具体是为了维护何种内容，比如，“天文”由皇家独断，就很必要，如果流散到民间，任何人都可以宣布今天立春或明天立春，岂不大乱。

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存在一个问题，传播的形式与内容大有关系。我们的建筑知识体系的传授方式主要是口传心授，由于实践越来越少，留下的就是不入流的、很末端的诸如给人看看风水之类。

我们需要摸索建筑的各种范式是靠什么规定的。这样一个问题，建立这个知识体系非常重要，它可能会触及以前的知识系统。梁思成先生当年做古建研究，研究一个名词都要研究很久，梁先生作为一个世家子弟，学一个名词都很费劲，可以想见知识隔离之严重，很多概念在他的知识圈里是不存在的。再一个，原来关心建筑的人对大尺度的东西关心得比较少，而是关心细部装饰性的。

日报：用西方的认识体系观照中国当代建筑，致命的缺陷在哪里？

张杰：主要就是标准化问题。因为西方开始现代建筑学研究的时候，已经进入工业化时代了，而标准化是工业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他们发现中国传统的建筑很先进——今天的重复式生产的工业模式在中国早已存在了，这是一种反向的迎合式的思考方式，而非真相。至少在做测绘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两栋房子是完全一样的，“流变”才是真正的主体。从这个角度讲，式样的设计不是中国建筑设计主体的部分，大家对规制都很清楚，“因地制宜”的原则才是古代建筑设计与今天的设计最根本的区别，这是今天的设计最缺乏的，今天很多西方的建筑师到中国做设计很少进行深入的环境调查，往往他们给出的图纸是一个早就想实施的项目，与建筑物的具体环境没有多大关系，英文叫“Signature Architecture”——“签名式建筑”，一个人把一种风格放到不同的地方本身就是可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