暧昧的“富态”

数千年来，中国面临的一个长期无法解决的难题是：如何养活数目庞大的人口，民以食为天，以至于即便短暂做到这一点也会被视为了不起的政治成就。直到最近十多年来，人们才渐渐意识到如今更严峻的是一个全新的、相反的挑战：如何让国人少吃一点。

对一个刚走出食物匮乏时代的民族来说，这个转变确实来得太快了一点。这一点对我们理解如今这个日益变胖的中国，事实上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因为几千年的惯性和传统不是那么快就能逆转过来的，就像女性身体的构造，原本也是在漫长的进化中为了应对饥荒才贮存了较多的皮下脂肪，而这在当下食物过剩的时代却成了爱美的女性们挥之不去的烦恼。很多在漫长的时间中形成的适应机制，不可能说变就变。

正如两位作者已经注意到的，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富态”是一种值得称许的状态——胖子的形象比瘦骨嶙峋的人通常要好得多。这实际上是在物质匮乏的社会很普遍的心态，能吃更多（往往也意味着更好）食物的人通常总被视为是富裕的、有权力的大人物，因而意大利语popolo grasso（富人、有资产者）原意就是“肥胖者”。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曾说，他惊讶地发现巴西戏剧中的自满的英雄“故意抖动肥胖的肚皮”，想到当地的社会情形，“我明白了，在一个和饥饿这么接近、这么熟悉的社会，吃得肥胖具有诗意价值”，因为要让土著相信白人是超人的最简单办法，就是证明他拥有更多食物。

不仅肥胖传统上更多被羡慕而不是受嘲笑，而且暴饮暴食以往也不被视为一种疾病或不良习惯，相反，人们更多地认为这是一种罪孽，因为吃得太多就意味着留给别人的资源更有限，饮食不节制因而常常是暴君的罪状之一（如商纣王的“酒池肉林”）。但另一方面，“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又常是绿林好汉豪迈的表现。因此毫无疑问，当我们想从传统文化中寻求减肥的理由和动力时，是不会得到任何答案的，因为只有对现代中国人来说，肥胖才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这就像一个自小家境贫寒、长期营养不良的孩子，他一直担心的是吃不饱的问题，因而其行为模式一直是尽量多吃，结果在生活好转后，他猛然之间发现已经肥胖超重，不得不面对一个陌生的挑战。

根据日前国际肥胖研究协会公布的研究报告，中国青少年糖尿病发病率是美国同龄人的四倍，原因是肥胖和缺少运动。不必说，如今大家都知道肥胖缘于一系列因素，继而又会造成一系列问题，就此《富态：腰围改变中国》这本书里已经列出了足够多的数据，无非是经济收入的快速增长、迅速到来的物质过剩、缺乏锻炼的生活方式、有很多饭店却没有足够的运动场所……所有这些都能证明中国人迅速变胖并非偶然。总之，用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Henk Bekedam的话说：“人们吃得比以前更多了，但可惜的是他们却没有比以前吃得更好。”

作者们虽然没有明说，但实际上是想唤起公众对这一社会问题的关注（至少意识到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并进而呼吁相应的一揽子公共政策。众所周知，发现社会问题和推出应对的公共政策之间，通常都有一个时间差，其长短则往往取决于该问题激起讨论的激烈程度。

我个人的兴趣在于了解这一社会现象所折射出的当代中国文化。正如书中已提到的，中国人对肥胖这个新问题实际上多少有点措手不及，因而社会上出现了一种看似矛盾的双重现象：一方面认为发胖代表生活富裕，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时尚杂志、选美比赛、模特表演以及广告等迅速发展的媒介形式中，瘦却越来越成了好身材的标准”；而在中国城市居民迅速变胖的同时，健身业的会员数也在六年里增加了十倍以上。这正是新旧交替之际两套价值标准并行所催生的特有现象。

值得补充的是所有这些现象都具有深远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这一点恰恰是两位作者提到最少的——当然，他们也有提到中国传统上对“胖”的认可，以及服装设计更多是为了掩盖体形而非显露身材，这也会导致中国人相对较少注重体型。但更值得重视的是中国人对快餐的迅速接受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本身就与文化变迁密不可分。事实上，洋快餐之所以能在中国迅速风行，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人将之视为一种象征、一种现代性的体验，就像明治时期的日本学习西方人吃牛肉，俨然把这当作“文明”的象征一样。注意到快餐导致肥胖等问题，则是后来的事——虽然说起来这好像可悲地重复了欧美“先发胖、后减肥”的历程，但凡事都有个顺序，要一个还没吃饱的人充分意识到肥胖的严重后果，不免有点强人所难，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公共讨论尽快充分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甚至还可能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