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容利益与狭隘利益

共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和狭隘利益（narrow interest）是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1993年在《国家的兴衰》中提出的概念。当某一利益集团存在强烈的以损害社会利益而增进自身利益的企图时，就在追逐狭隘利益；假如该集团认为自身的利益与社会繁荣密切相关，在寻求自身利益和社会收入再分配时比较节制，甚至愿意作出牺牲来支持有利于全社会的政策与行动，就是在追求共容利益。

在奥尔森看来，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公共权力的受托者，本质上也是一个有自身利益的集团。人都有自利性，这导致“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务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务，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务”。政府之手本应是受共容利益引导的“扶助之手”，但由于自利性、逐利性驱动，往往会变成受狭隘利益诱导的“掠夺之手”。

如果政府不能摆脱自利性路径，就会从共容利益的代表和推动者，走向狭隘化，甚至完全成为狭隘利益集团。前苏联瓦解前，苏联社科院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当人们被问及“你认为苏共的政策代表谁的利益”时，回答代表全体人民的只占7%，而认为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占85%。这就是“共容利益狭隘化”的必然结果。

而追求长治久安的执政党，则努力通过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尤其是制度安排，力求最大限度地预防“共容利益狭隘化”，防止将公共权力作为配置资源、满足私欲的工具，并对各种“分利集团”的扩张进行限制，同时践行“权为民所赋，利为民所谋”的宗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可持续的包容性发展。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国家公务员管理条例规定，国家公务员不得有“利用职权为个人或他人谋取私利，经商、办企业以及参与其他营利性的经营活动”，说明，党和政府非常清楚，必须以公共利益为本，而不是以狭隘的个人利益为本。

广州番禺某个公务人员被查出有20套房子却只申报为2套，这样的事或是个别，但足以提醒我们深思“为谁谋福利”这一根本问题。倘若公务人员以私为先，且用公权谋私利，则个人利益所获愈多，命运愈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