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怀民：父亲、怀疑者和编舞家

林怀民背着双肩书包走来，一身素黑，更衬出花白头发的醒目。只要云门舞集的作品在大陆演出，他总是这样的简单装束，匆匆而行。

2月28日，封箱六年的《九歌》在国家大剧院首度上演，林怀民在演出结束后拿着话筒上台，面对上千位留下来的热心观众，听他们的提问，一一耐心作答。3月14日，《九歌》转战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林怀民又带着云门奔赴上海，一路接受媒体访问，一遍遍阐释这部创作于20年前的作品。之后，《九歌》将于3月22 日~ 23 日在广州大剧院、29 日~30 日在重庆大剧院登台。

“这就是我的生活。”林怀民放下书包，解开围巾，说话时已有一股喉咙含片的苦涩味弥漫在空气中。只要在巡演期间，他必须不断地说。监督舞台时说，面对记者时说，在舞者面前也要不断地说。

《九歌》此次大陆巡演，28岁的巴西舞者阿杜（Eduardo Fukushima）一直跟随林怀民左右。“没想到林怀民在大陆那么有名，那么受欢迎。”阿杜是林怀民正式接收的第一位弟子，作为第六届劳力士创艺推荐资助计划的舞蹈类门生，他经过层层选拔才进入林怀民视野，由此开启为期一年的学习。

在台湾，阿杜看到云门在广场上为四万多观众演出，激动得浑身起鸡皮疙瘩，“这种盛况在全世界都很罕见”；在北京，他坐在台下看《九歌》，舞蹈中繁杂丰富的文化元素令他晕眩，“就像一本书，一页一页地翻看，很有趣，像电影一样。”这位拥有意大利和日本血统的男孩并不高，手掌短小，四肢也不修长，他也很好奇，自己为什么会从全球无数候选人中脱颖而出。

林怀民说，阿杜跟他的性格和生长环境截然不同。这个巴西男孩沉浸在欢快自由的文化氛围中，却要独自走舞蹈这条艰难而不同寻常的道路。这种独特、不受影响的特质吸引着林怀民，让他想到年轻时执拗的自己，“生命力很顽强，就像一棵树。”

他要求阿杜在自己身边住一年，在家附近给他租了房，让他跟着云门的舞者一起静坐、打太极、练气功。他给阿杜安排的第一堂课就令年轻人困惑，“老师让我独自上山，不能乘公交。当时我很震惊，但还是去了。这一路上，我很多次想到放弃。最终我走了8个小时，看到了台湾的景色，感觉很震撼。身体非常累，但很自豪。”

阿杜说，巴西的老师和学生之间没有距离，很平等，但在林怀民面前，他却有些胆怯，有师徒辈分之分。林怀民承认：“我有时候会和他讲话很不客气，比如打了五次电话没有接，我就会说，你怎么这个样子，不行的。表面上看这和艺术没有关系，其实不是。你怎么把自己组织起来，怎么呈现，怎么跟人家相处，编舞就是个组织的人。我觉得人，特别是年轻人，就像树一样，会把叶子伸到有阳光的地方去。他在台湾，就是不断学习，不断交朋友，不断把英文练好，花时间做这些事情。我基本上不期待他在一年里会交出什么进步很大的成绩，只是放下种子，十年之后，他或许会想起来。我希望他在这一段时间里有敲门的习惯，设法自己去打开门，各式各样的门。我没有教他什么，这是个人的完成。”

某种程度上，林怀民想让年轻人走他曾经走过的路，挣扎的，艰难的，试图放弃的，乃至痛苦的。在他年轻时，父亲教诲他的一切，他都以怀疑甚至抵抗的方式回应，但现在，66岁的他，希望用不一样的方式，让年轻人接受他用时间换来的无形资产。

在云门舞集40周年之际，林怀民拿到第80届美国舞蹈艺术节的终身成就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人。80年前，美国舞蹈艺术节堪称现代舞蹈艺术的伊甸园，全球现代舞艺术家每年夏天汇聚于此，如同一场叛逆者的狂欢。“玛莎·葛兰姆早期的作品都在这里首演。”林怀民说，现代舞已从稀疏野草成长为茂密丛林。曾经为玛莎·葛兰姆当过翻译的他，如今也在这舞蹈圣地获到权威肯定，仿佛一场大师的接力。

“不管拿不拿奖，每天都要工作。40年了，每天不变的就是工作。”在国家大剧院后台，林怀民说起终身成就奖时如是说。

阿杜敬佩林怀民，如同当初林怀民敬佩玛莎·葛兰姆。而林怀民给年轻一代的建议，也像他的前辈那样严苛而温暖，“当他离开台湾，就该离开我，离开云门，不要这么多人扶着他。艺术家要独立，要消化，遇到困难时，你会想尽一切办法，所有的经验都会蹦出来帮助你。”

“在我眼里，他是一位父亲、一位革命者、一位伟大的编舞家。”阿杜说。

林怀民，现代舞蹈表演团体云门舞集创办人，作家、舞蹈家与编舞家。作品有《九歌》、《流浪者之歌》、《行草》、《水月》等。2009年获德国舞动国际舞蹈节终身成就奖，2013年获美国舞蹈节终身成就奖

对话

相比编舞，生活这堂课更重要

第一财经日报：《九歌》的十一个篇章都在向神致敬，你相信有神的存在吗？

林怀民：《九歌》里面说，神从来没有来，人类的问题从来没有解决，所以人只有自己站出来帮助自己。可是那个是作品的逻辑，我相信有神。

日报：你说《九歌》是你“最重”的一部作品。

林怀民：《九歌》一直吸引我，它是一个歌舞祭奠，我对歌舞和祭奠都有兴趣。但每一次创作对我来说都像海里游泳，四顾茫然，不知所措。隔了十多年，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入手，有一天就突然进去了。这是20年前的作品，当时只想对付这个作品，寻找一个出路，所以没有剧本也没有主题。《九歌》里面有我的很多摸索，有台湾邹族、卑南族的古调，有印尼和日本的传统音乐，也有京剧的手势。所有的音乐、动作都是来源复杂，血统复杂的。

日报：心中有神，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会不一样？

林怀民：我想，我们在构造一个神。神代表的是必须尊重的生命价值，每个神都是一个价值，所以我们很多事情都必须规范起来，包括我很喜欢的祭祀仪式。你到庙里头，把香点起来，就像到了另一个时空，这个仪式使你创造出这个空间。我想有些事情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日报：在你的作品中常能看到童年时代的影响。你小时候常跟父母去妈祖庙？

林怀民：从我家到妈祖庙很近，那是台湾最古老的妈祖庙之一，里面香烟缭绕，有很多各地来的参拜的香客，他们都会带着枕头，很有趣。在云门的舞台后台永远有佛堂，需要的人会去参拜请安，那里也是大家静坐的地方。基本上演出前舞者自己会去静坐，安安静静的，把自己净化了才能去面对观众。

日报：你曾告诉年轻舞者，舞蹈家的肢体很重要，但思想和头脑更重要。

林怀民：我不觉得一个出色的舞台家非要是文盲才可以。舞蹈这个东西，你有身体没想象力，是很难表达的。你有想象力，但没有材料去做想象力的跳板，也很辛苦。这次云门出来，我给每个人买了一本柴静的《看见》，那本书文笔很好，结构也很有趣，翻来覆去，前后呼应，谈的不只是大陆的问题，也是全世界的问题，可是讲到最后说的是人的问题。我特别喜欢柴静写的纠结和进退，人生就是进退。人活着，不管什么行业，无论是记者还是编舞，面对的问题都是一样的。

日报：云门舞者说，你是他们的父亲、朋友和师父。你觉得你和新一代的舞者有什么不同，你怎么理解年轻一代？

林怀民：事实上我经历了两代。第一代是上世纪80年代，我遇到了一批新的舞者，这批舞者穿着Nike，喝着可乐，聊天的时候总爱说没钱。我们那一代人是饿着肚子跳舞的，有一口水喝都要去跳舞，所以不理解他们的想法，他们说没钱，大概就是讲没有钱去换新的苹果手机。我每次听到都会吓一跳，然后去了解，之后就好了。

有时候我让他们去听音乐会，听昆曲，看歌剧，看京剧，看到好的文章就转载，送给每一个人。这些事情是很重要的。关于编舞，关于活着，我想这是一个进退的事情，舞蹈编到这里是要加强还是要收一收，日常生活里也有很多的进退。不要教训，没有人要听你教训。你撒种子，总有不同的人会接住。

日报：年轻时父亲曾教诲你“奉献社会，利益众生”，当时你似乎很抵触。

林怀民：太沉重。我没有说这句话不对，只是做不到。

日报：这40年，云门不但成长为世界级舞团，也与台湾社会建立了非常紧密的联系，每年下乡、每年在台北举行免费户外公演，其实你已经实现了父亲的期待。

林怀民：我的一切都是父母亲给的。我从小很乖，没有辍学去跳舞，没有待在纽约不回来。父亲要一个学位，我就把学位给他，再去跳舞，他也不会讲什么了。我是温和的改革派，不是革命派。

日报：那你理解的“奉献社会”有改变吗？

林怀民：我很喜欢简体字里面的“愿”字，一个原字，一个心字，就是原心。我很欣慰，我们出发想去做自己风格的舞，想去为社区的乡亲和学生演出，直到今天还在做。台湾这个社会也支持鼓励云门做这个。我们不觉得是我们拼了命做出来的，是靠社会支持，靠大家一起做出来的。

从我出生，父亲就是县长，我是亲眼看到什么叫“利益众生”。小时候会跟着他去乡下，老百姓要涉水过河，他们就搭桥。台风来的时候，父亲都是在外面奔忙，我们是很害怕的。过年的时候，印象也总是吵架，因为年夜饭都冷了，我们还在等，等父亲回来团圆啊。所谓“利益众生”，原来是要这么搞？我就很害怕。这个道理是对的，只是我觉得自己做不到。

日报：云门40年里经历过无数的波折，是什么支撑你一路坚持过来？

林怀民：这里面有很大的困难。云门的舞蹈，一直希望给那些没有进过剧场的广大老百姓看，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我干到一半就放弃了。云门户外公演了20年，看得出老百姓很开心，所以你就愿意做。还有一点是外人不知道的，老百姓连续两小时坐在广场上，秩序井然，不走来走去，下雨天穿着雨衣看，就促使我们拿出最好的作品。

我心中最严苛的评论家不是《纽约时报》，而是老百姓，他们才是我取悦的对象。有人说，在乡下你是不是用不一样的节目。不是的，都一样。我相信把《九歌》搬到陕北去，大娘也会坐在那里看，他们的解释肯定和上海的文艺青年不同，这种东西一直支持我。

日报：这一次你带着徒弟阿杜来到大陆，他算是你第一个正规的徒弟。你为什么同意收弟子？

林怀民：当别人师父是很严重的事情，要包山包水，教艺术之外，还要教他人格上的成长，还有些师父对婚姻都有意见的，我觉得很沉重。我在台湾创办云门舞集，已经40周年，这些年，我个人和舞团的成长得到过很多国际友人的帮助，他们给我指点，也给我机会。我觉得我到了这样的年纪，是时候回馈一下，所以我就说，好吧。因为不知道徒弟怎么样，所以也就赌进去了，看看吧。

日报：你一直视沈从文为导师，虽一生未曾谋面，但沈从文过世后，你还是在他的遗像前跪下了。在你心中谁是师父？

林怀民：对，那是应该的，教养么。有很多长辈，他们没有让我叫师父，但一直占据师父的地位。我跟俞大纲先生一起吃饭，他告诉你饭要怎么吃，嘴巴要怎么抹，话要怎么讲，怎么样聊天。生活的根，我是从很多人身上学来的。他们没有导师之名，都是我的长辈，教了我许多，非常温暖。玛莎·葛兰姆（Martha Graham，美国著名编舞家）来台湾，我做翻译。她说：“杜威来中国是胡适翻译的，泰戈尔来北京是徐志摩翻译的，今天我来，是你翻译的。”把我吓死了，我才27岁。她教会我面对自己，面对挑战。我有很多机会接触到有名的编舞家，有些人会掏钱给你，玛莎·葛兰姆就是，她临走前在机场把所有剩下的台币都给我，相当于我们一个月的房租费。她说：“这笔钱可以备不时之需，舞蹈是个很苦的行业，你要认真，一路上都会有人帮助你的。”

对一个年轻的有潜力的艺术家来说，我觉得有两样东西是最重要的，一个是教养，一个是视野。相比编舞，生活这堂课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