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伙们”的命运悖论

上世纪70年代，英国老牌工业区汉默镇的一所工人子弟学校里，放荡不羁的气氛弥漫在教室中。以捣蛋“领袖”乔伊为首的12个“家伙”泡妞、酗酒、打架、挑衅老师，将所有精力和创造力倾注于肆无忌惮的恶作剧。当他们随父母进入工厂车间，这种文化仍在延续。反叛主流文化的工人子弟无法摆脱身处底层的命运，学校和车间中的故事在一代代人身上循环上演。

生动描绘了汉默镇的孩子们在1972年到1975年间的一连串故事，以及12名年轻主人公命运的，并非小说家，而是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保罗·威利斯。近三年的时间里，威利斯通过密集的参与式观察和访谈，呈现出他们的行为逻辑和内心世界。基于扎实的个案观察和理论剖析，威利斯从工人阶级子弟的个体命运切入工人阶级文化再生产、教育模式、文化与制度关系等问题。

1977年出版的《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奠定了威利斯在社会学领域“突破性”人物的历史地位。自1978年到2001年，《学做工》英文版已再版数次，并被译为多国语言出版。今年2月，该书中文版由译林出版社译介到中国。

3月19日，应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之邀，威利斯来到上海演讲，并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采访。演讲的开篇，威利斯便表明了他的关切点：“我的视角是从底层向上看待世界，而非自上而下。《学做工》是对一群男生们的日常生活、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以及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的观察。”

“家伙”与“书呆子”的殊异命运

威利斯呈现出两幅命运图景：那些获得中产阶级甚至更高社会地位和好工作的孩子，不管是否具有中产阶级的家庭背景,总是那些在学校里刻苦读书的好学生，也就是被问题少年们贴上“书呆子”标签的人。而那些出身工人阶级家庭、最终自己也成为工人阶级的男孩子，则是令教师和好学生们头痛不已的“家伙们”。决定他们如何建立身份认同的，并非是成绩，而是一种“男性气质”，包括打架时的英勇以及女友的数量。

“在学校里，明显是男子汉更受欢迎，他们可以得到更美的女人。书呆子是被边缘化的，他们找不到漂亮妞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威利斯笑着调侃道，“到了工厂车间，这种文化仍在他们中间延续。”

从威利斯对这些男孩工作前18个月到工作后半年的跟踪观察中，旁观者得以了解，少年时期的“循规蹈矩”或“为非作歹”，有时只是偶然的细微分叉，却导致这些工人子弟今后社会阶层地位的差异。

回答“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这一问题，正是威利斯研究的目的。再生产理论对此提供的解释是：资本主义的学校教育不过是实现“阶层间相对关系再生产”的一个工具,精英和底层各自所处的结构位置早已注定了他们各自的整体命运。然而，宏大叙事的理论与统计数据中，个体是僵化，乃至缺席的。这项研究最为重要的理论贡献也正在于：它让个人从宏大理论的“黑箱”走了出来，捕捉他们的行为逻辑，从而阐明一种文化生产的过程，而非一个结果。

男子汉气质与反学校文化

“要解释中产阶级子弟为何从事中产阶级工作，难点在于解释别人为什么成全他们。要解释工人阶级子弟为何从事工人阶级工作，难点却是在于解释他们为什么自甘如此。”威利斯如此设问。基于调查，威利斯以理论分析揭开这个 “自我诅咒”。

在他看来，“文化的延续性和相似性”是工人子弟“自甘如此”的原因。“工人更想和与他们一样的人待在一起。他们并不是不喜欢中产阶级的人，而只是想和与他们一样的工人在一起而已。”威利斯在采访中说道。

“家伙们其实已经洞察了学校的个人主义和精英主义，人们的群体逻辑认为理论知识远远不如实践有用，而文凭则无益于提高工人阶级的地位，相反只会造成资格泛滥，使中产阶级特权合理化。”威利斯在书中这样写道。

“他们认为有男子汉气质的人才受到工人阶级认同。他们并不是一群只是被动地接受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再生产命运的‘被淘汰者’，相反，他们对学校权威的抵抗构成了一种“反学校文化”，这种文化的一个面向便是反智主义的态度。

威利斯认为，此类文化一旦确立，悖论便随之产生。“在对精英文化的反抗中，他们生产了自己的文化。但也正是这种文化，让他们准备好以体力劳动的方式出卖劳动力，重新走入底层。”威利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自我纳入劳动的过程是构成整个工人阶级文化更新的一个方面，也是反映这个文化如何与规范性国家制度产生千丝万缕关联的一个重要例证。“威利斯在《学做工》中写道。

对话

保罗·威利斯：我是一个观察者，不是评判者

保罗·威利斯身形高大，坐在沙发椅上，时不时喝一口啤酒。这是一位年近七十，依然精神矍铄的学者。接受上海媒体采访时，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上午，外加一顿仍不轻松的午饭。面对抛过来的问题，一一详尽作答。“教育是为了什么以及为了谁？当你一去到学校这一社会互动场所时，就可以了解到人们如何看待现实生活的。”威利斯点起一支烟，说道。

威利斯的经历或多或少与书中的12名少年相似，这或许为他之后对他们的各种“洞察”铺陈了底色。他出生在工人家庭，但因为父亲的鼓励勤奋好学，有着向上流动的抱负。在文法学校中，他也经历过《学做工》中被界定为“书呆子”的境遇。不过，他自认为由于“英式橄榄球”赋予他的“男性气质”，他很快就在家伙们面前摘去了“书呆子”的帽子。考入剑桥使得他再度感受到了窘境，这一次则是来源于同学之间的阶层差异。

威利斯曾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任职。在那里，看重“来自底层的实践感”的他走入了一片片调查的“田野”，其中包括嬉皮士和摩托车骑士的亚文化研究以及工人子弟的文化生产。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威利斯毫不讳言自己对中国的陌生，“我对中国发生的一切不了解。”谈及对中国现实的直观观察，他说：“在中国无产阶级队伍正在扩大，这让我非常激动。随着经济发展，人们都被吸收到这个体系之中。有些人被吸收到管理层，成为高薪阶层，像我一样。但经济不可能永远这样发展，到那个时候会出现庞大的城市中没有工作的普通劳动力。”

“教育有时是个借口”

第一财经日报：你所访问的“家伙们”喜欢捉弄“书呆子”并蔑视知识精英，但却能向你敞开心扉，言无不尽。你以怎样的面目出现在他们面前？

威利斯： 因为我很不同，我并没有改变很多，没有完全变成那么“剑桥化”。很多工人阶级的孩子进了剑桥之后精英化了，但我并没有，包括口音。如果想要做和我类似的研究，绝大多数资产阶级的孩子是会被（研究对象）拒绝的。虽然我的教育是非常精英的，但在我的外表和说话方式上，我并不是这样。

日报：你完成《学做工》时，将书给乔伊他们看，并和他们聊天，这等于是将你观察到的关于他们的生活图景展示给他们。但从后来的补充访谈看，他们对此无动于衷。你心里有没有一些遗憾或忧虑？

威利斯：我想我应该是第一个将研究成果给研究对象看的人。美国研究者在我之后才开始做这件事。他们把书放在一边，更多的是我在讲。其实这也是书的一部分，也非常具有理论意义。乔伊说他唯一的兴趣只是勾搭更多的女人而已。他们中很多都对描写书呆子的部分特别感兴趣，但“家伙们”和“书呆子”的对比却被他们忽略了。我想这也是我的失败之处吧。

我没有忘记，也不能绕过阶级之间的差距，我不能将他们放到剑桥，他们本身也对这个根本不感兴趣。你也不可能提供给他们（工人阶级）二选一的机会。从根本上说我是一个观察者，不是评判者。

他们的文化发展本身能让他们在自己的处境中生存下来。如果我想要将他们从意识形态领域带离，再将他们扔回他们所处的物质现实，这是不对的。如果我将他们的邻居、工厂、工人阶级学校抽离，把他们送到哈罗公学去，他们也根本做不到。

日报：你在书中不光描绘了工人子弟的经历，也将中产家庭的子弟纳入观察，作为对照。就你当时的观察，教育对中产阶层和工人子弟有什么不同的意义？

威利斯：大多数精英人士都是这样好好学习，通过各种考试，成为医生、会计、教授等专业人才，一代代人都是这么过来的。这就是教育对中产阶级的意义。

因为教育有时是个借口，他们告诉学生：中产阶级能获得他们的地位不是因为权力、金钱或意识形态，而是因为他们能够通过考试。工人阶级之所以无法得到中产阶级的工作，也是因为他们没有通过考试。所以这并不是社会机制的问题，而是个人能力的问题。有了这样一个机制才能保持社会安宁。

在英国，中产阶级子弟上大学的比例是工人阶级的6倍，如果是伊顿公学或哈罗公学，这个比例大概会是20倍。你看卡梅伦的政府构成，一半都是伊顿这一个学校的学生！但是你们还是觉得这不是体制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没有通过考试。所以说教育是个缓冲和冷却系统，让他们不再抱怨社会再生产。

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也是无产阶级出身，但我通过考试一直向上走。这可能是有效的，很多人比我做得更好，因为我们真的通过了很多考试，但对于更多的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来说，他们没能通过考试，他们会觉得“这是我的错，我活该”。

“循规蹈矩”者的反抗

日报： “为非作歹”并非中下层子弟的专利，上层子弟同样会有严重的不检点行为。你观察到了中层或上层子弟，同样是叛逆，他们的命运如何？

威利斯：很好的问题，但我这里没有原则性的研究答案。理论是关于文化生产的，我会严肃讨论这个问题，但我并不会完全被它定义，我有自己的个性、文化背景和交流方式，不会被主流的意识形态所统治。

私立学校也会有反抗，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也如此。在伊顿和哈罗，学生之间有这样的传统，晚上他们会在宿舍偷偷喝酒，而大家对此心照不宣。但是其实在资产阶级的文化里，你可以很容易地处理这种反抗。只要你能通过考试，父母就会原谅这些看起来无伤大雅的抗议行为。实际上，中产阶级知道怎么去处理权力和体制，他们会告诉孩子，你们可以反抗，但你们必须通过考试，可以淘气，也需要循规蹈矩。

所有权力机制都存在支配和被支配关系，它一定会生产出反抗和文化体制，这取决于你如何处理。在顶尖的学校，如果你要出人头地，你需要表现出自己的创新和独一无二，你可以不同意校长的意见（而这也可以被视作特立独行的表现）。但在当时英国的工人子弟学校，如果你和校长对着干，那么，后果自负。

日报：你的研究以观察“家伙们”为主，“书呆子”对主流文化和权威表现顺从。但这也许不意味着他们完全被灌输着某种意识形态。在你的洞察中，他们是否与“家伙们”一样，也有自己对未来的设计与身份认同？

威利斯：书呆子也有自己的文化生产过程，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个问题都有误解。相比“家伙们”，书呆子更愿意相信学校。当然，他们并不完全信任学校，只是觉得在当下情况下，即使是“假装”相信也很必要。

我解释一下，与坏孩子相比，这样的孩子很主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完全顺从和相信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他们也会耍花招，但保证自己不会陷入麻烦。他们“假装”自律，遵从原则，因为这样能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他们的工作不一定是中产阶级式的，也可能是服务性的，比如做老师，这主要取决于个人对待工作的原则和态度。所以他们很乐意在规则之内算计、玩游戏，再跟着规则按时找到工作。但有时他们容易变得更失望和激进，因为他们会发现，得到的工作并不是他们所期待的那样。书呆子实际上更依赖劳动/劳务市场，他们会变得自律。他们或许会自学，或者活跃在各种协会和工会。所以这是更循规蹈矩的阶级文化，不该被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