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的背后发声”

●库切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标准中关于“理想主义倾向”，意味着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和人类进步意识的肯定。

●莫言说：写作也是一种发声，甚至是更重要的发声。文章改变不了的现实，难道简单说两句话就能改变吗？

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M.库切在其小说《青春》中曾表达过来中国的愿望——在小说第十九章中库切谈到，为了来中国，他买了《自学汉语》学习中文。今年4月，受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库切得以访问中国。

4月3日下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和库切分别朗诵了个人作品《生死疲劳》和《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至此，为期两天的“第二次中国—澳大利亚文学论坛”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落下帷幕。

为期两天的“中澳文学论坛”以“文学与包容”为主题，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M.库切带领6位澳大利亚作家，与去年诺奖得主莫言、铁凝等9位中国作家，分别就文学的传统与现代性、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意义、文学的本地化与世界性、文化包容、文学体裁等议题展开讨论。

与库切的对话，是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后在国内首度公开发表以该奖项为主题的演讲。演讲中，库切认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标准中关于“理想主义倾向”，意味着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和人类进步意识的肯定。莫言则针对获得诺奖后，个人生活与身份被改变的种种情状吐槽之余，对作家的身份选择、现实担当等问题做出回应。莫言说：“写作也是一种发声，甚至是更重要的发声。文章改变不了的现实，难道简单说两句话就能改变吗？”

文学中的理想主义倾向

针对诺贝尔的文学奖评选标准，库切强调该奖项对于“理想”价值的看重。库切说：“这个词汇实际上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在译成德语的词汇中另有一重含义。在诺贝尔的时代，这个词是德国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且对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具有深远重要的影响。这个词汇实际上蕴含着浓厚的历史含义。”

库切以诺贝尔对埃米尔·左拉及其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态度为对照，猜测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作家倾向于强调人类尤其受到自然环境影响的因素，个体无法对抗自然的强大力量，而诺贝尔对文学中的理想倾向的看重在于其相信人类的进步意识。库切谈到，遵循遗嘱寄予文学的期待，委员会即便不把获奖者归为理想主义者，也会在颁奖辞中声称得奖者具有理想主义倾向。

在对诺奖的“理想”倾向作出简练阐释后，库切转而对这一标准在当代的传达提出疑问。库切认为，统观近几年获奖的作家，这一标准似乎已经有所变化，许多以光明为追求的文学作品所指向的却是表达世界非常黑暗的一面。库切列举三位获奖作家进一步阐释这一变化：2004年的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瑞典皇家文学院的授奖理由是“她小说和剧本中表现出的音乐动感，和她用超凡的语言显示了社会的荒谬以及它们使人屈服的奇异力量”。2001年，给英国作家奈保尔的授奖词是：“将深具洞察力的叙述和不受世俗侵蚀的探索融为一体，迫使我们去发现被压抑历史的真实存在。”1969年则是塞缪尔·贝克特，给他的授奖词是“他那具有奇特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精神困乏中得到振奋”。

库切在演讲中谈到：“所有以上这些还无法完全说明诺贝尔奖及其意义，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所有那些具有珍贵意义的作品之中，我们可以从中发掘光明美好的一面，因为‘理想’这一微妙的主题将永远伴随人类进步的进程。”

只想回到书桌继续写作

与库切跳脱出诺奖的“光环”，冷静、简练地阐明文学意义的演讲不同，莫言围绕诺贝尔文学奖的发言更像是一连串的吐槽。莫言透露，得到诺奖后，自己被缠上一些麻烦事：有亲戚朋友找他帮忙处理子女入学、找工作、借钱治病、打官司、买房等事务。麻烦的还有，公众对莫言的期望似乎已超出一位作家所能和所愿承担的范围，令其苦不堪言，比如“有一些人希望用我的身份发言，借以改变社会上存在的种种弊端”。

谈到诺奖作家究竟应扮演怎样的角色，莫言说：“这在中国尤其是个问题。”莫言认为从法理上讲，无论获得什么奖，也没改变获奖人的公民身份，“因此，你就没有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义务。当然，如果你乐意利用那点虚名，为社会做一点有益的事，自然也是好事。但你如果不乐意做，似乎也没有犯下什么大逆不道的罪行。”他认为，一个作家最好的状态就是独往独来，“只有独往独来，才有可能冷眼旁观。只有冷眼旁观，才有可能洞察世态人情。只有洞察世态人情，才有可能创造出好的小说或者别的艺术作品。当然这事也不绝对。大千世界，人各有志，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入世方式。”

他再次强调自己需要回到书桌前，“我只想安静地写点东西，当然，我也会悄悄做一些有益于社会但与写作无关的事。不管我配不配，我确实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我现在最应该做的事，就是尽快回到书桌前，写出好的作品。我认为这是一个作家对社会最好的发言，最好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