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音乐中天真地独立

今年4月初，张昊辰在德国跟慕尼黑爱乐乐团排练完，指挥家马泽尔疑惑地当着乐团成员问他：“你多大了？”“23岁。”“可是你的演奏非常成熟，像50岁的钢琴家！”

“其实音乐是没有年龄感的，它是超越时代和人的，这就是音乐的价值。”事后到访北京时，马泽尔解释，张昊辰演奏时的深思熟虑让他感受到音乐微妙的灵感，“这个年轻人将以荣耀捍卫古典音乐的尊严。”

5岁开独奏会，15岁考入美国科蒂斯音乐学院，19岁成为第一位获得范·克莱本钢琴大赛冠军的亚洲人，钢琴家郎朗与王羽佳的师弟，生于1990年的张昊辰有足够值得瞩目的理由。

4月24日，德国百年名团慕尼黑爱乐乐团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开启中国巡演的序幕，张昊辰受邀与乐团合作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对他来说，这是贝多芬“最独特的钢琴协奏曲之一”，第一乐章以钢琴弱奏独白开场，第二乐章的钢琴大胆直白地用独奏与乐队实现对抗与交融，乐章近尾声时，曲调又忽然一转，带来奇异的疏离感。

台上的张昊辰状态严谨又舒朗，每一个音符在他手指极强的控制力下呈现出丰富色泽，那是画家难以描绘的抽象色彩感。《第四钢琴协奏曲》是贝多芬最柔美的协奏曲，张昊辰完全沉浸在另一个世界中，用钢琴这个小乐队与乐队这架大钢琴交融，那些大段深邃、伤感、内省的钢琴独白像是抽去了他的灵魂，也抽去了观众的。

乐章在爆发式的巨大声响中骤然收尾，直到听到掌声，张昊辰才像是忽然醒来，额头冒着汗珠，起身，腼腆地鞠躬微笑。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征战多年的他，看起来仍像初出茅庐的钢琴家那样羞涩而不善应付。

他的确不是表演型的钢琴家。师兄郎朗台上台下都有着光彩夺目的表现欲和爽朗劲儿，大方老练。师姐王羽佳也像是为舞台而生，机灵俏皮，会穿着活泼的超短裙登台，用炫目技巧瞬间点燃现场气氛。而他则是一副跟年纪不相符的书卷气，钢琴是聆听他沉思的伴侣，他谈论起问题来总是审慎而成熟。跟郎朗和王羽佳的热情外向相比，他身上有他们缺少的天真、安静与沉稳。

他们的青春期都在美国科蒂斯音乐学院度过，他们的老师都是著名钢琴家格拉夫曼，但性格的差异造就了完全不同的三位钢琴家。

数年前，格拉夫曼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说，他最看好的三位学生都来自中国。在不同的年代，他曾分别告诫过这些年轻人，“音乐家要获得成功需要有很多综合素质，机缘非常复杂。有时成功甚至和一些不相关的事情有关，比如一个人的精神面貌、气度，甚至走路的姿态。”

在古典市场期待中国出现下一个郎朗、李云迪时，到来的却是风格完全不一样的王羽佳，以及张昊辰。两位年纪轻轻的钢琴家常年忙于欧美演出，在国内的音乐会不算多，但凡有一场演出，总是吸引许多慕名而来的听众。

听完张昊辰演奏的人，都会感叹一声“前途无量”，都会好奇于他的未来。这个文静寡言的大男孩身上没有演奏家们常见的锋芒毕露，有时候你觉得他严肃内向得就像一个刚出校门的理科生，一个封闭在自我世界里的忧郁少年。跟爱开玩笑的马泽尔一起面对记者时，他只是微微笑着，偶尔低头玩手，身边人说，他刚从美国飞到中国，还处于倒时差的疲劳走神状态。

只有在舞台上，钢琴前，他才把内心世界里那个丰富细腻甚至有点癫狂的自己挖出来。或者说，他在舞台上完全不是自己，而是贝多芬、勃拉姆斯、德彪西的追随者。

如果钢琴家可以分类，明星型和学者型一定是两个大类。张昊辰毫无疑问追求成为后者。他爱凡·高，喜欢看欧洲文艺电影，读文学、诗歌和中西方哲学，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帮他建立起独立的艺术审美品味。

“对我来说，音乐是对‘自我’的寻找。这个‘自我’不是生活中的自我，而是超越生活之上存在的自我。”张昊辰说，音乐最重要的，是让他寻找到精神上的自己。他曾在微博里写：“我向来认为人只在艺术里才能独立地伫立，行走，飞翔，为得精神自由。但今天又听贝多芬晚期，却如心甘情愿地被去了双腿一般，只剩跪着静思。其艺境如此，凌绝于人性之上。”

接受采访时，张昊辰戴着黑框眼镜，因时差而神情恍惚，声音很轻。即便如此，他回答起问题来仍然认真且沉稳，一个年轻人向往成熟的特定阶段。

对话

音乐是我百分之百的信仰

第一财经日报：听说你弹贝多芬晚期作品的时候会流泪，是因为那里面蕴含的宗教感吗？

张昊辰：贝多芬晚期确实有一种非常超越的感觉，有一种神性的存在，会让人忘记自己的存在。但他的作品没有一个固定的神的信仰，从这方面说，他是超越宗教性的。这也是很多人痴迷他晚期作品的原因。我觉得贝多芬很怪，他没有被宗教信仰束缚住，相反巴赫就有非常强烈的信仰，但贝多芬像一个无神论者。我也是无神论者。

日报：你的兴趣很广泛，你是希望通过对世界、对不同门类艺术的了解，进而增加你对音乐的理解？

张昊辰：对。音乐从外表上看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每个人听到一段旋律，他心里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价值观不同，对艺术的感受力也不同，所以我觉得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和艺术品味很重要。从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中汲取，可以建立价值观。这不是刻意的，而是自然而然的。读文学作品、看电影，涉猎广泛，自然就会形成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口味。文学、电影和绘画，相对音乐来说要具体一些，更能让你对人生、对艺术形成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

音乐有它的抽象性，很奇妙，它会给数学家、物理学家提供灵感，很早就有数学家提出两者的联系，爱因斯坦也说，他最大的灵感来自于音乐。这些看似不相关，但背后有一种神秘的理性存在。音乐是艺术的一部分，但又有非常理性的神秘的一部分。这是音乐相较于别的艺术形式很特殊的地方。

日报：你会从一些古怪的角度去研究音乐吗？

张昊辰：那倒不会。我是觉得，一个旋律背后的高下之分，是有理性的原因存在的。艺术好就好在，它虽然有理性存在，但它会让你跳过这理性，直接达到结果。当你听到一段旋律，感受到它的美，已经不需要去发掘它内在的理性原因了。它跟科学不一样的是，音乐不需要通过理性研究达到一个结果，它的结果已经放在了理性之前了。这种东西就是称之为直觉，艺术家就有这种直觉。也许莫扎特什么都没想，就写出来了。所以我不会刻意去强求。思考含义、内容、对作品的角度、看法和价值观，但是对于它里面的原因不会特别去思考。

日报：但凡出现一个新人，人们总会关注他在国际舞台上的未来。你们的老师格拉夫曼说过，音乐家要想成名，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张昊辰：对。音乐本身的价值体系不是以成名为主的，这话说起来陈词滥调，但我认为音乐跟科学一样，都是以追求质为主的。政治和商业才是以追求量为主，以量为单位来计算成功与否。艺术家追求的是质，但当他获得世俗上的成功时，又不得不追求量，这种矛盾让很多人面临选择，有时候甚至会造成悲剧。

搞艺术的人一定要有非常明确的价值观，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如果没有做好爱艺术的准备，是不应该从事这个专业的。如果我是律师，我可以不热爱律师这份职业，在法庭上说自己不喜欢说的话，只要可以赚钱养活自己就行。艺术就不一样，这本来就不是一份容易赚钱养活自己的职业，假如你再不喜欢，那就什么都没有了。一定要建立在健康的、热爱的状态中。

日报：所以你一直警醒自己要保持一种态度？

张昊辰：广义上说，就是价值观的态度，这种态度也包括怎么处理音乐，怎么处理每一个曲子的风格。对做艺术的人来说，一开始不需要这个，越到后面越需要态度。

日报：你是亚洲第一个赢得范·克莱本钢琴大赛冠军的人。去年9月，你去得州探望了癌症晚期的范·克莱本，今年2月他去世了。你们那次的谈话令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张昊辰：不是很深刻的谈话，但谈到的都是他对音乐的热忱，他反对现代商业化的浪潮。他算是一个过时的人，后期演奏会也不多了，他还完完全全活在过去的年代。我也想活在那个年代。他是一个退休老兵式的人物，很怀念古典音乐最热情纯粹的黄金年代，那时不仅是古典音乐大师辈出的时代，也是观众对古典音乐的态度最真挚的时代。跟他谈话，提起他的陈年往事，是非常有感觉的。

日报：《卫报》当年说，他在美国是“比猫王还要红的古典明星”。

张昊辰：这说明那个年代的人对古典音乐的热忱，大家对古典音乐的品味那么高，居然还有那么大的广度。这些对我们这代人真的是不可想象，很向往。

日报：在这样一个艰难浮躁的时代，你怎么看自己的未来？

张昊辰：我希望我的音乐能引起更多人共鸣。艺术家都有一种求共鸣、求认同感，从这一点看，艺术跟名利没有本质的冲突。它们又有本质的不同，求共鸣是质的追求，求名利是量的追求。

日报：郎朗的成功因素之一是他身后的智囊团，那些大指挥家总会给他建议。你会寻找类似的导师吗？

张昊辰：我经常受到各种启发和灵感，我想我应该保持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力，而不要单纯地依靠谁或者信仰什么。音乐是我的信仰，除此之外，没有什么能百分之百成为我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