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纳诞辰200周年

编者按

今天是瓦格纳诞生200周年纪念日。2013年注定将迎来一场全球性瓦格纳热潮，世界各地的音乐厅、剧院都将奏响瓦格纳的恢弘乐声。仅7.2万人口的拜罗伊特小镇又一次成为瓦格纳乐迷的朝圣之地。而在中国，瓦格纳亦声誉日隆，中央歌剧院首次制作的《女武神》将于7月上演。

这位“欧洲音乐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尼采的“现代性经典个案”，其作品、思想乃至人格至今仍令音乐界、思想界乃至政界吵得不可开交。引用同济大学哲学教授孙周兴的话：瓦格纳在生活上是一个非道德论者，在政治上是一个浪漫而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在哲学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在艺术上是一个志向高远、具有未来指向的浪漫主义大师。

“瓦格纳不是个好人，但真是个大艺术家。”他的艺术直指人性的冲突和困厄，他的“总体艺术作品”的艺术观，对于今天的艺术具有无法忽视的意义。瓦格纳把艺术当作人生本身，他的音乐穿越百余年时光讲述着当代人的困境，他的革命仍在继续。

●不论是东部，不论是西部，利益都是相关的：只要是德意志的人，就应该起来作战。

——《罗恩格林》

●我主的胜利，使得你的生命落在我手，我将它还给你，请你不要有负于它。 ——《罗恩格林》

●蠢人对我污言秽语,为的是遮掩自己的羞耻。

——《尼伯龙根的指环》

 

解除禁忌

在瓦格纳诞生200周年之际，如何定义这位伟人，仍旧迷雾重重

被称为瓦格纳专家的指挥家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曾经想象过瓦格纳若活在今天的样子，“他肯定很反叛。他也许住在一间隐蔽的别墅里面，或者一个非常豪华的复式公寓里。他可能穿着丝绸内裤——他说过，丝绸内裤是他最喜欢的奢侈品。”这种玩笑从一贯严肃的蒂勒曼口中说出，已经有了轻松解构的意味。

“今天人们谈论起瓦格纳，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充满禁忌。”几周前，83岁的指挥家马泽尔携12位柏林爱乐乐团演奏家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一起，将无词版《尼伯龙根的指环》带到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老人仍然记得1965年他就任柏林德意志歌剧院音乐总监时的第一个提议：恢复瓦格纳作品在德国的演出。三年后，他成功地将《尼伯龙根的指环》带回柏林德意志歌剧院的舞台。

两年前，以色列室内管弦乐队就已经打破70多年的禁忌开始上演瓦格纳作品。那场音乐会的指挥罗伯特·巴特诺斯特罗是犹太人，他的母亲正是纳粹屠杀的幸存者，但指挥家坚持认为应该把瓦格纳的音乐与世界观分开对待。

在瓦格纳诞生200周年之际，如何定义这位伟人，仍旧是迷雾重重的话题。在于润洋主编的《西方音乐通史》中，关于瓦格纳的阐述是：“瓦格纳以改造西方音乐传统轨道，从而引起极大争议……他的音乐和观点很难用某一派别、主义或风格来简单地加以界定，他的理论与实践、言论和行动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思想上也发生过不小的变化，这一切使同代人及后世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争论不休……”

瓦格纳在生前就饱受争议，对他的两极化评价至今依然存在。但近年在德国的一项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德国人认为，不应该只把目光放在瓦格纳与“纳粹”的历史关联上，而应该专注于他的音乐作品。

按马泽尔的观点，“禁忌已经解除，人们更愿意理性地看待瓦格纳，更多地关注他的音乐价值，而不是其他。”

极端命运，极端作品

1813年出生在德国莱比锡的瓦格纳，幼年父亲去世，没有受过正规音乐教育，却野心勃勃想成为大音乐家。他一生经历过破产、羞辱、逃难、颠沛流离，也享受过王公贵族对他神一般的追捧和崇拜。

在巴黎时最贫困的日子，他饥肠辘辘地守在破旧小屋里创作《黎恩济》，“我们已经到贫困的极端，盼望着可以从哪儿弄到五个法郎。”他曾在见到莱茵河时热泪盈眶，“我这个贫穷的艺术家发誓永远忠实于德意志。”他的乌托邦主义和革命热情在脑中聚集，渴望打破权势、法律和财富的桎梏，渴望改变由犹太人的金钱统治的社会。

19世纪的欧洲在经历法国大革命、英国工业革命、德国哲学革命以及浪漫主义革命之后，处于继续寻求变革的动荡中。曾参与1849年德累斯顿五月起义的瓦格纳，用行动证明他的革命狂热，也为此付出了流亡12年的代价。从30岁至40岁的十年间，瓦格纳经历过数次逃亡，正是这些颠沛之苦，让他对人性与命运有着深刻感悟。

瓦格纳的人生经历、个性与音乐都充满极端的戏剧性。在他的歌剧世界里，充斥着恢弘极端的场景和音效，那些剧情、爱情、命运都像是他个性的写照。瓦格纳所经历的曲折与痛苦，一点一滴形成他的世界观和他的音乐世界。

瓦格纳的歌剧都是自己创作剧本、谱写歌词、作曲配乐、设计舞台，甚至自己指挥。他最大的梦想是建立一座专门演出自己剧目的剧院，在世界音乐史上，只有他一人实现了。

仅从题材的选择上，就能看到瓦格纳与其他作曲家的区别。比才的《卡门》以吉卜赛女郎为名，威尔第的《茶花女》以巴黎名妓为名，普契尼一生写作12部歌剧有8部以女人名字来命名。但在瓦格纳的歌剧世界，任何小人物都进入不了他的视野，他的舞台上都是英雄、国王、神灵，而且几乎所有歌剧都以男人为主角。他着迷于欧洲文化历史中极具魅力的诸神，只有神话题材能满足他超越现实、深重庞大的戏剧野心。

马泽尔说，瓦格纳的音乐是复杂的，他把无边的浪漫、冲动和天马行空的激情都化为音乐，把绘画、诗歌、文学、戏剧与电影的魅力都融合在歌剧舞台上。

听到《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时，尼采说那是“化为声音的激情”，罗曼·罗兰形容“一望无际的灰色行将投入更浓密的黑夜”。痴迷瓦格纳的希特勒，在年轻时曾买了最便宜的站票，站着听了三四十遍《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而《尼伯龙根的指环》据说听了140遍。

“在歌剧领域，如果没有瓦格纳，我们就没法活下去了。”在北京执导《漂泊的荷兰人》的意大利歌剧导演强卡洛·德·莫纳科说，他曾与瓦格纳的嫡孙以及德国其他的大导演们学习，“瓦格纳是世界上难得的音乐天才。在意大利人发明了歌剧之后，德国人对其进行了改革，瓦格纳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只用两个月就完成了《漂泊的荷兰人》，这部歌剧是他流亡生涯的写照，有着特别的灵性，非常震撼人心。”

以救赎获得自由

“要了解瓦格纳，必须对德国的历史、宗教、哲学有所了解。”上海歌剧院艺术总监张国勇认为，国内对瓦格纳的接受程度尚处于初级阶段。如果要挑一部作品来理解瓦格纳的音乐魅力，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建议从《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开始。

“这部作品最彻底地代表了瓦格纳风格最精粹的方面，他的哲学、思想、音乐风格及其演化都可以在这部戏中显示出来，从这部作品开始，他的风格彻底走向成熟。”杨燕迪说，《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将给人们带来一个高度抽象和神秘主义的体验，“这部戏是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充满了炽热的爱情，甚至可以说表达了无穷无尽的欲望、肉欲。”

《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是一部由中世纪传说改编而成的爱情故事，但在瓦格纳戏剧中，这已不仅仅是关乎爱情的简单故事，还传达叔本华的哲学观。1854年秋，一部广泛流传于欧洲文化界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摆在瓦格纳面前，就此，瓦格纳内心久存的思索与困惑得到解答，“我的生活经历把我带到了叔本华的哲学里，只有他完全适合我。在全部接受他的极其正确的理论后，我走到了自己内在性格的终点。同我从前走的道路不同，这条道路同我极度悲伤的心绪完全符合，也同这个世界的本质相符合。”

“瓦格纳很具有哲学头脑，他一直认真深刻地思索人生命题。在他接触到叔本华之前，就已经显示‘人如何通过救赎来获得自由’的戏剧意念。像《罗恩格林》、《漂泊的荷兰人》、《唐豪塞》都是这样，先是有某种诱惑，然后通过对诱惑和世俗的抵御，以及女性或是理念的拯救，最后获得人生的启迪和自由。这是贯穿瓦格纳一生的命题。”杨燕迪认为，叔本华对瓦格纳的影响是巨大的，他试图在歌剧中传达：人如果要获得自由，就要打破无理性的欲望。“《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代表性就在于，瓦格纳从非常个人化的角度重新诠释叔本华的哲学，到最后，人间的爱情走向了弃绝、牺牲和死亡，实际上是对爱情的最后升华，实现最高的神秘理念。”

“看这部歌剧，我们可以领略音乐戏剧的力量，它能达到话剧无法表达的精神层面。瓦格纳善于把人的情感或心理层面夸大，用一个巨大的放大镜来看那个层面，使得我们对人生有重新的认识。看他的歌剧不是娱乐，而是一次洗礼，使你的精神上升，去一个你从未去过的地方。”杨燕迪曾见到一种说法，瓦格纳希望自己把莎士比亚和贝多芬糅合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瓦格纳真的做到了。贝多芬的动机发展的乐队技术被他融入到歌剧中，被他继承、深化。此外他又借用了莎士比亚对人生重大命题的关怀。人类文化两位巨匠的精髓，被瓦格纳结合到了一起。”

关于瓦格纳，他的反犹主义、暴戾粗鲁、骄纵跋扈、思想的复杂多变，甚至在两性关系上的无道德感，向来是人们谈论他时不可避免的批判焦点。

“瓦格纳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好人。但从另外的角度讲，在对待艺术上，他一直非常理想主义。他从来不会在艺术上说谎，或者说在艺术上做一些他内心完全不相信的事情。”杨燕迪认为，从艺术上来衡量，瓦格纳是当之无愧的歌剧大师。（吴丹）

只要上演瓦格纳，就是节日

今天起，瓦格纳的狂欢从拜罗伊特延展到德国乃至世界各地

“这个时候集中上演瓦格纳是危险的。”去年10月，指挥家克里斯蒂安·蒂勒曼（Christian Thielemann）在上海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一提到“瓦格纳诞生200周年”，立刻显出德国人特有的谨慎严肃，“2013年注定将迎来一场全球性的瓦格纳热潮。但我认为，人们一旦蜂拥着去做同一件事，很难有好的效果。对我来说，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上演瓦格纳的歌剧，就是节日。”

自2000年受邀参加拜罗伊特音乐节以来，蒂勒曼就成为这个历史最悠久的夏季音乐盛会的常客。十多年来，他在瓦格纳亲自参与设计的舞台上指挥了100多场演出，成为名副其实的瓦格纳专家。每一年，他在拜罗伊特音乐节上的出场都是重头戏。

从今天开始，仅有7.2万人口的拜罗伊特小镇又将成为瓦格纳的朝圣之地，其方圆10公里内的旅馆酒店将全部爆满。自1876年夏天开始，瓦格纳就在拜罗伊特这个美丽的巴伐利亚小镇上建起一座稳固结实得如同工厂的大剧场，开启他最宏大的歌剧计划，只上演他的歌剧作品。在瓦格纳的时代，拜罗伊特音乐节就是德国名流聚集地，也是德国音乐文化界最重要的盛会。

历经百年，拜罗伊特音乐节的影响力有增无减。尤其今年，筹备多年的瓦格纳200周年诞辰庆典注定会成为全球文化盛事。

今晚七点半，蒂勒曼将率拜罗伊特音乐节管弦乐团带来一场特殊的音乐会，上演《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序曲，以及《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女武神》与《众神的黄昏》片段。这之后，上百场阵容堪称一流的音乐会和演出将在音乐节上密集登场，其中包括2013年新版制作《指环》，由莱比锡歌剧院联合制作的三部瓦格纳早期歌剧《爱情的禁令》、《仙女》、《黎恩济》，最终的高潮依然落到蒂勒曼与萨克森德累斯顿国立交响乐团合作的瓦格纳纪念音乐会上。此外，多项展览、讲座与音乐会，将让拜罗伊特成为绝对的瓦格纳之城。

不知有多少乐迷早在十年前就开始期盼这场盛会——拜罗伊特音乐节过去只接受信函订票，不接受电邮、电话或传真，这种沿袭传统的做法让全世界的乐迷极难买到门票，人们通常要排队十年才可等到一张音乐会票。去年，饱受诟病的音乐节终于开启网上订票，却让买票成为更痛苦的争夺战。以2012年为例，假如你要听一场音乐会，需要跟32万人去争30多场演出的5万多张门票。开通网络渠道意味着更方便，也意味着你等候的时间有可能超过十年。

挤不进拜罗伊特音乐节的乐迷，自然会涌向德国其他城市，无论去到德国哪一个城市，瓦格纳的狂欢都会无限延续。

瓦格纳的故乡莱比锡从今年2月就开始展出“瓦格纳的得与失”；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国际瓦格纳音乐研究会议将在瓦格纳的母校莱比锡大学举行；莱比锡歌剧院从5月20日至26日开始一系列《莱茵的黄金》、《纽伦堡的名歌手》、《帕西法尔》以及儿童版《尼伯龙根的指环》等纪念演出，同时，一座瓦格纳纪念碑将在莱比锡落成。在纽伦堡，因瓦格纳写过《纽伦堡的名歌手》，该城市将在广场上演出这部歌剧。在德累斯顿，森帕歌剧院将举办诞辰音乐会，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将在圣母大教堂演出瓦格纳歌剧，走进德累斯顿城市博物馆，亦有“瓦格纳在德累斯顿：神话和历史”的展览。

今年，全世界的音乐厅、剧院都绕不开瓦格纳的恢弘乐声。在中国，瓦格纳的歌剧经过多年酝酿发酵，已经形成西方媒体眼中的“瓦格纳热潮”。以国家大剧院为例，在2013年的歌剧节中，瓦格纳是耀眼的关键词，不仅复排了去年大受好评的《漂泊的荷兰人》，也邀请指挥大师马泽尔上演无词版《尼伯龙根的指环》。最令人期待的无疑是7月6日中央歌剧院第一次制作的《女武神》，尽管这一版本跟国际相比注定不够成熟，却是中国音乐人一步步接近并诠释瓦格纳的最有意义的尝试。（吴丹 李润玉）

补上瓦格纳这一课

2013年5月22日是瓦格纳的200岁诞辰。同时今年也是另一位歌剧大师威尔第的200周年诞辰。在王纪宴眼中，“如果（中国观众）对瓦格纳的重视更突出的话，可能有补课的成分。”

2005年，第八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纽伦堡爱乐乐团在保利剧院上演全本《尼伯龙根的指环》，连续演出四晚、总计十六个小时。这是瓦格纳第一次以这样完整的形式出现在中国的演出舞台上。当时的京城成为全国各地资深文艺人士的“朝圣之地”。

“各个角落里的文艺青年、文艺中年、文艺老年都跑去了，觉得好像如果这次不去那就妄为‘文艺’，出于义务也得去听。”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学者王纪宴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电话采访时回忆，“音乐节总监余隆打电话邀请我的时候说：咱们睡也得睡四个晚上！”

指挥家、上海歌剧院艺术总监张国勇当时也在现场，他对本报说，考虑到有的作品需要连演五个小时，生怕观众不耐烦提前退场，之前还同余隆开玩笑：“干脆把铁门锁起来，一人发一条毛毯、一个面包”。

结果，那次的全本瓦格纳演出大获成功。据张国勇的观察，还是有人会在中途体力不支而睡着，但却没有人提前离席，“我都没有座位，只能坐在台阶上。一幕唱完、掌声响起来，结果刚刚睡着的人鼓掌比别人都要起劲——真是一道风景呀！”他重提这段回忆时乐不可支。

从那时起，中国尤其是京沪两地的古典音乐舞台就多了不少以瓦格纳为主题的演出。2007年也在北京保利剧院，中国爱乐乐团上演了长达五小时、仅此一场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2010年的上海大剧院，德国科隆歌剧院来再次上演了全本《尼伯龙根的指环》。而中央歌剧院即将推出《女武神》；9月，《帕西瓦尔》全本也将第一次来到中国，并由中国的乐团来演出。

震撼与狂喜

瓦格纳这个怪物般的天才艺术家仅凭一己之力，就开拓了歌剧和交响乐的疆野、创造出自成一体的“乐剧”城堡。

而在遥远的中欧大陆东海岸，由于洋务运动“西学东渐”的影响，不少达官贵人的婚礼仪式上出现了直到今天还为大家所熟知的“婚礼进行曲”。但至于这段美妙圣洁的音乐来自歌剧《罗恩格林》以及其创作者，了解者甚少。

民国初期留学德国的音乐学家王光祈，是早期向中国介绍瓦格纳的先进知识分子之一。但他的著作在浩瀚历史当中所得回声寥寥。在抗战时期，以陈铨为代表的“战国策派”宣扬权力意志的文人，也利用瓦格纳和尼采来鼓吹英雄崇拜的理念——但他们口中的“指环”到底意为何物，又有几人真正聆听过长达十六个小时的《尼伯龙根的指环》，这都值得怀疑。

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大量西方近代哲学、文学著作的翻译引进，人们读到叔本华和尼采，瓦格纳便怎么都绕不过去了。

许多人“第一次听瓦格纳”的经历就发生在那段时间里。

音乐学者、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内容总监高屹自称“瓦格纳超级乐迷”，他回忆起大学时期跟同学一起听《汤豪舍》的场景。那天外面下着大雨，他们故意把灯关掉、窗子打开、音乐开到震天响。“听到朝圣者的圣歌，配合着狂风骤雨、电闪雷鸣，我真是从灵魂深处感觉到瓦格纳音乐的震撼。”他说，“那是我个人的一个转折点”。之前的他被教科书引领着去分析，之后的他逐渐懂得了超一流音乐家的魅力。

业余爱好登山的高屹发现，他在有山的地方特别能感觉到瓦格纳的好。“自然雪山的那种雄厚山势与柔美线条，就好像是男性化与女性化的配合——瓦格纳的作品也正是那样。”

而对于王纪宴来说，1996年他在北京听到的第一次现场印象极其深刻，一生难忘。那次由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祖宾梅塔指挥，上半场是贝多芬和勃拉姆斯，下半场是《尼伯龙根的指环》选段。

虽然同为音乐大师，前面两位音乐家的作品所用的乐器数量比瓦格纳要少很多，所以演出中场结束，台下观众骤然发现舞台上浩浩荡荡坐满了乐手。而著名的专门为《指环》而设计制作的“瓦格纳大号”被四个乐手举起来演奏时，单看起来都显得恢弘漂亮，更不用提占据乐团三分之一的铜管乐部分在视觉上所引发的灿烂效果，以及音色的浑厚与嘹亮。“没出声之前就已经震撼了，”王纪宴说，“那次现场把我对瓦格纳的热爱变成了一种狂喜和迷恋。”

“对瓦格纳的欣赏处于初级阶段”

2013年5月22日是瓦格纳的200岁诞辰。同时今年也是另一位歌剧大师威尔第的200周年诞辰。但至今看到媒体与公众的反应似乎更倾力于前者，在王纪宴眼中，“如果（中国观众）对瓦格纳的重视更突出的话，可能有补课的成分。”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人文社科、艺术著作大量被国内知识分子吸收学习，到九十年代各种世界乐团来中国演出交流，直至新世纪以来，国内音乐机构、组织不断邀请、承办更高水平、大规模的演出——瓦格纳的歌剧因为其体量巨大、技术超难，不但对演奏乐团、演唱者是极大的挑战，更是对欣赏观众专业程度、欣赏深度的挑战。

三十年过去，瓦格纳在中国还是属于接受得最浅、介绍得最少的音乐家之一。

“中国听众对瓦格纳的欣赏完全属于初级阶段。”张国勇说，“因为欣赏瓦格纳之前需要很多铺垫。首先要听大量的交响乐；第二，必须要对歌剧有兴趣，（瓦格纳）已经脱离了歌剧的原始情形，不是讲故事，而是传达思想、理念、传达到心灵里头去，有太多哲学、社会、历史意义；第三，对德国历史、宗教、哲学都需要有一定的了解，因为瓦格纳的题材选择与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真坐那儿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没那么可怕。”王纪宴继续描述着他那次连续四晚听《指环》的感受，“再伟大，也是一分钟、一小节这么往后走的，也有特别平静、优美、温柔的时候。”

他的观点与张国勇恰恰相反，“很多人会被很多理论分析所误导，老觉得听瓦格纳就得憋足了劲，其实没那么复杂。第一次也不一定能听得出那些谱系啊、冲突啊，还有他没完没了地絮叨一些事儿，但音乐本身是好听的，几乎每一段都好听。”

王纪宴拿《红楼梦》来作比喻，他认为只要是个有中等文化程度的人就可以找来看，也不用事先去研究人物关系、图谱，直接读下去，这样到了六十回就能大概搞清楚里面的关系了。而瓦格纳也是如此。

在另一位音乐学者高屹看来，演出方也应当更多地考虑如何把瓦格纳介绍给普通观众。他形容今年5月刚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由马泽尔指挥的“无词版《尼伯龙根的指环》”就像是一个“快速浏览的版本”。“如果浪费很多社会资源去盲目上演全本，可能会有点得不偿失。倒不如推广这样浓缩版的演出，让观众熟悉了之后再推出全本。这才是比较好的途径。”他说。

而即将上演的由中央歌剧院演出的《女武神》也属于指环系列中，大家相对比较熟悉、可听性更高、接受程度更高的一部。

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指挥家的张国勇又与他们不谋而合。“我们赶上200周年诞辰的好时候，但普及和了解太少了。”他说，“条件还是非常有限，时机也还没有到。我想，等我们把威尔第、普契尼的东西做得很像样了之后，自然就会有瓦格纳的东西。”

他在6月份将去广州指挥一场瓦格纳的序曲音乐会，“我会利用这样的机会，让更多的人知道瓦格纳。我们不一定现在听得懂，但要尊重，而且相信未来会普及。只要你崇尚文化、热爱音乐，你是跳不过瓦格纳的。”他说。（钱梦妮）

生命的奇遇

瓦格纳是一本大书，一个人穷其一生，也未必能够参详一二。我对他只有敬仰和钦佩，绝不敢以“信徒”或“粉丝”妄称。所以我对狂热地喜欢他和虚妄地鄙视他的人都只能置之一笑。随着年龄的增长，瓦格纳于我，越来越讳莫如深，以至于成为我心中最隐秘也最崇高的一部分。瓦格纳，我生命中的奇遇，一次绝无迟到之感的必然邂逅，然后在我的成长历程中不断留下“划痕”，甚至出现生命中的某些契合。

为避免流水账式的叙述，还是从我写的第一篇和音乐有关的文章说起。

受1980年代中期“西方文化热”的影响，我也读了几本尼采的书，其中《悲剧的诞生》、《偶像的黄昏》、《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以及《瓦格纳事件》和《瓦格纳在拜罗伊特》等文笔犀利、激情洋溢的论著，把我搅动得彻夜难眠。我重新审视我从前听过的瓦格纳音乐，去北京图书馆借阅复印瓦格纳的英文版传记，去首都图书馆音像部复制所有能找到的瓦格纳音乐盒带，也不过是几种管弦乐和合唱作品，完整的歌剧录音一个都没有！但是《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前奏曲与“爱之死”、《莱茵的黄金》中“众神步入瓦尔哈拉天宫”、《众神的黄昏》中的“葬礼进行曲”、《漂泊的荷兰人》中的“纺织姑娘合唱”和“水手合唱”、《唐豪瑟》和《纽伦堡的名歌手》庞大的序曲都已经使我对瓦格纳前无古人的作曲天才推崇备至。

鉴于当时国内还少见关于瓦格纳的文字介绍，我斗胆决定写一篇比较系统介绍瓦格纳人生及艺术的文章。受我正在学习的学科影响，我想从历史学角度而非音乐角度来写瓦格纳，以文本为依据，按论文的样式来写。事实证明在资料占有很不充分的情况下，论题的展开处处遇到障碍，而我在聆听过程中所产生的充沛激情已经被我设定的论文构架完全压制。整整一个暑假，我没能完成这艰苦的“第一次”音乐写作。记得当时我很“魔怔”，在宿舍里总要拉上所有表示对音乐有兴趣的人听听瓦格纳；与人喝酒的时候，谈到尼采被瓦格纳活活“逼疯”的时候，还很愤懑地说了一大堆在别人听来莫名其妙的话，都以为我是醉了。当时我对瓦格纳和尼采都是爱极了，对瓦格纳和尼采关系的破裂当然感到十分无奈的悲伤，特别是对尼采后来的命运更是同情加难过。一直到开学一个多月以后，我总算敷衍成了一篇七千余字的文章，信心满怀地把没有留底的原稿投到一家影响颇大的文艺理论杂志，便再无下文。

我走在“爱乐”的道路上，总是能碰到好运气。我遵从父亲的想法学了几种乐器，他对我的音乐生活开始关注起来。他先是有意识地在家里的收音机帮我搜索邻国电台的音乐节目，有时赶上信号好，能完整地听上一两支曲子，父亲有的知道曲名，但大多数他不知道。后来听人说自己组装半导体收音机可以听好多电台，而且信号也强。父亲便着手购买各种元件，自己开干，包括外壳的木匠活都是他自己做的。父亲是毫无疑问的聪明，而且手很巧，用他的话说，会拉小提琴便无所不能。

最难忘的是听到比才的歌剧《卡门》，我就像中毒一样每天想入非非，茶饭不思，究其因还是和之前看过梅里美小说《嘉尔曼》有关，家里藏的老版本是竖排繁体，和《高龙巴》合为一本。顺便说一下，我对爱情的最初朦胧想象既非来自《红楼梦》和《青春之歌》，也不是《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而是吉卜赛烟厂女工嘉尔曼（卡门），现在音乐来了，整个印象立体起来，病恹恹的幻梦一直做到上大学以后。

我永远都会喜爱《卡门》。1979年3月，小泽征尔和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音乐会“安可”了《卡门》序曲和柏辽兹的《拉科奇进行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放多次，我几乎每次都能听到。我在高中二年级时征集全班同学的签名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信点播上篇提到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第一幕前奏曲和“爱之死”及小泽征尔指挥的这两首序曲。高考前夕，即将劳燕分飞的时刻，我们听到了电波里传来的“为我们”的音乐，用的是父亲为我组装的半导体收音机，在夜读的教室，没有“爱之死”，只有卡门和拉科奇。这么贴心的爱乐故事，我真是一辈子都不敢忘。

“爱之死”是我与瓦格纳神奇相遇的开始。某一天，父亲的一位学生很诡秘地要我放学去他的家里，他的父亲是一名“高干”，掌握着实权，在那个年代便过着与我们老百姓很不一样的生活。像这样的家庭，电唱机恐怕必不可少，因为恰好这位领导很喜欢音乐，这也是为什么他的三个孩子后来都考上音乐学院，我为什么在他的家里遭遇我平生的音乐至爱，经受第一次真正意义的音乐洗礼。

我看到了一大摞刚刚从“信托商店”买回的1940年代日本出的唱片，上面有两种文字——日文和德文。我已经知道“瓦格纳”这个名字，却从未听过任何音符。鬼使神差的我选出要听的第一张竟是《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第一幕前奏曲和“爱之死”，富特文格勒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这些令人神往的名字在我日后的爱乐岁月里越来越清晰，而在彼时彼刻，在垂死的下行和弦以及翻腾奔涌的爱之极致情感宣泄的音响洪流中，它们完完全全被忽略掉了。“爱之死”顿时把我淹没，从而彻底改变了我对音乐的观念，从此音乐远离娱乐，远离“文艺腔”，成为我生命中永远的精神图腾。那是1975年发生的事情，距瓦格纳降生人世已有162年，距《尼伯龙根的指环》拜罗伊特节日剧院的首演99年。（刘雪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