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原乡

当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时，莫言正在老家山东高密。一度传出消息说，莫言手机关机，“记者正在多方联系”。晚间21时，他终于出现在数十位中外记者面前，“可惜，现在你们已经看不到红高粱了。”

高密，这片不再大规模种植红高粱的红高粱之乡，正是莫言大部分作品的“血地”。28年前，莫言在《白狗秋千架》中第一次写到“高密东北乡”：“长七十里宽六十里的低洼平原上，除了点缀着几十个村庄，纵横着两条河流，曲折着几十条乡间土路外，绿浪般招展着的全是高粱”。随后在1986年那部更知名的中篇《红高粱》中他写道，“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

如今，高密秋季的主要作物是玉米和小麦。莫言家早已荒弃的旧居，蓬草长到一米多高，南墙与东西厢房坍塌，唯有历历红瓦与背向胶河的屋子，依稀落着四十余年前莫言生活过的痕迹。

数年前，莫言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故乡是我精神上的大本营，是我的资料和素材库。但故乡，更多是一种精神的形式。”数年后的10月，瑞典文学院因其“将梦幻般的现实主义与民间传说、历史和当代相融合”的创作，将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予莫言。有人说，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从此将如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镇一样，成为无数读者精神上的故乡。

记忆中的血地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 年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河崖乡平安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这是一个饥饿与贫穷的年代，莫言写道，“我们身上几乎没有多少肌肉，我们的胳膊和腿细得像木棍一样，但我们的肚子却大得像一个大水罐子。我们的肚皮仿佛是透明的，隔着肚皮，可以看到里边的肠子在蠢蠢欲动。我们的脖子细长，似乎扛不住我们沉重的脑袋。”

若干年后，已脱离土地多年的莫言，依然会被人称作“农民”，依然会被人说“土”。对此莫言毫不避讳：“我和故乡的这种血肉联系从没有断开过。”但身为作家，他又认为故乡是一个不断丰富膨胀的概念，“作家要有同化生活的能力，把别人的生活变成自己的生活。”

“他所有作品的基调都来源于童年听过的传说。魔幻现实主义的确可以形容他，但仅仅这个词显然是不够的。”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英格伦在颁布奖项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的风格并非向加西亚·马尔克斯习得，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特质。”

这种特质，或许源自高密土地数百年混血而成的气质。用莫言的传记作者叶开的话说，“那是一个人杰地灵，圣贤和贼盗此起彼伏、相辅相成、故事成山的地方”。各种不相容甚至相悖的场景进入莫言的作品，就像万物进了妖怪的宝瓶，信手拈来，天马行空。

另一方面，莫言的童年记忆又一遍遍拂过他作品的额头。读者很容易触及20岁前的那个莫言：饥饿穿越《透明的红萝卜》中黑娃的梦境，也蔓生在《蛙》中孩子啃煤的唇间。记忆中的猫腔和火车声激荡了《檀香刑》，记忆中的酒香酝酿了《酒国》。甚至在创作《天堂蒜薹之歌》时，莫言也没有什么为农民代言的想法，“因为我本身就是农民。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蒜薹事件，只不过是一根导火索，引爆了我心中郁积日久的激情。”

2006年，写出了《生死疲劳》的莫言将自己的创作，总结为两条线索：以《红高粱家族》与《丰乳肥臀》为代表的家族历史小说，以及像《十三步》、《酒国》之类带有浓重的荒诞色彩的传奇故事。“《生死疲劳》则将二者水乳交融、比较密切地合为一体了。”

而《生死疲劳》的主人公之一，单干户蓝脸，固执、倔强，其形象同样来自莫言小学时所见。“每年春天，我们村里的一个人都会推着一辆木轮车从学校门前土路上经过，那么古老的一种小车，由瘸驴子拉着，在乡村的土路上留下深深的辙印。”莫言说，这个形象在他的脑海中盘亘了43年，“难以磨灭，而且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清楚。”直到，2000年他在承德参观庙宇时偶然看到“六道轮回”的文字和造像，“它和记忆中的某些东西突然变得水乳交融。”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接受了诺贝尔奖官方网站的例行采访。他应采访者要求推荐自己的书，首先提到《生死疲劳》，“这本书比较全面地代表我的写作风格，以及我在小说艺术上所做的探索。”

2006年初，铁凝发表了《笨花》，余华的《兄弟》下部即将面世。这两部同样洋洋洒洒四五十万字的长篇，叙事手法更为朴实。而莫言40万字的《生死疲劳》，以主人公西门闹转世为驴、牛、猪、狗、猴的“六道轮回”为基本线索，借动物之眼，逼视50年来中国的土地问题与农民问题。莫言自称，这一视角为乡土小说带来了“形式上的新鲜感”。

对于蓝脸，莫言很早就意识到他会成为小说的重要内容：“蓝脸一直坚持单干，坚持到上世纪80年代，土地重新分配到农民手里，事实证明大多数人折腾了10年只是白白浪费时间。”那个执着、在外人眼中如同异类的单干户是个性向着集体意识的一次反叛，而历史最终证明，个性胜利了。

结合西方的叙事与东方表达

在莫言早期的叙事中，人物与自然融合无间，韵动着一股让人热血贲张的气息。后来的莫言依然有好故事，语言却不再那么精炼和富于节奏感。而结构，一直是莫言在创作时的重要追求。

“我觉得长篇小说结构很重要，每次在构思长篇时都在结构上挖空心思，希望能够以跟以前的小说不一样的结构来讲述一个故事。我有很多精彩的故事，迟迟没有动笔，就是因为在思考结构问题。”莫言曾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他认为每一部小说都有最适合它的结构，形式本身也会变成内容的一个重要部分。

这也是《酒国》让观者惊叹的原因。莫言的英文翻译者、美国翻译家葛浩文说，莫言这部近30万字的小说“可能是我读过的中国小说中最具技巧革新性也是最复杂的一部”。1988年的《天堂蒜薹之歌》，运用多层次的组织架构；《生死疲劳》，运用轮回思维与动物视角，故事则以章回体小说的形式展开；2009年的《蛙》则回到书信模式，但最终以一出戏剧告终。

自存在主义与解构主义将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一击而碎，叙事技巧逐渐漫过故事，成为许多严肃作家的标记。60年代后期震惊世界的魔幻现实主义，弥合了现实与荒诞之间的空隙，并在80年代对莫言等一众中国作家影响颇深。结构上的匠心独运，或许也是莫言的作品比较能被西方接受的原因，除却影视改编的效应外，评论者认为，他较好地结合了西方的叙事传统与东方的表达形式。

但西方评论者显然更关注莫言作品中的批判色彩。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刊出的旧文中，知名汉学家史景迁评论《生死疲劳》“将政治作为病理学来阐述”，“是一部幻想大胆、具有创造力的小说，它不断地自嘲、重编，并通过文中的评论给读者以震动。”

莫言最具现实批判意义的作品，莫过于1988年的《天堂蒜薹之歌》。这部小说取材于真实事件：数千农民响应县政府的号召大量种植蒜薹，结果蒜薹滞销，政府官员却不闻不问，忧心如焚的农民自发聚集，酿成震惊一时的“蒜薹事件”。当年，莫言闻听此事后，放下正在创作的家族小说，用35天即写完这些义愤填膺的字句。

2009年末出版、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蛙》，则直面目前中国的另一热点话题。蛙与“娃”同音，在民间也是一种生殖崇拜的图腾。作品以莫言的姑姑、一个基层计划生育工作者为原型，从50年代的生育热潮写到1979年开始的计划生育，再写到新世纪的代孕，触及生育怪象的方方面面。在2009年前后喧闹一时的关于废止计划生育的讨论中，莫言以这部残酷悲哀的小说，介入了现实。他说其中的故事“不仅仅是触及了我一个人的内心的痛苦，也触及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许许多多人的内心深处的痛苦”。

质疑者以为莫言身在体制之内，惯常对各类事件保持沉默，缺乏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应表现的姿态。而莫言在获奖后第一时间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应说，“很多在网上批评我的人……如果他们看过我的书，就会明白我当时的写作也是顶着巨大的风险。”

而此前，他在谈论《蛙》时表示，作品前四章以书信体形式呈现，看似真话，其实有许多假话，戏剧部分看似说的都是假话，“其中确有许多真话”。

回到9月，莫言获奖的猜想已泛起巨浪。莫言回到高密，据说正是为躲开外界喧嚣。诺奖正式公布前20分钟，瑞典的电话打来，他“惊喜和惶恐”。稍后，诺奖官网采访，他回复言辞谨慎的状态，无波无澜。20余分钟后，鞭炮在他老家一带炸开，一众记者聚集，21点，莫言一身浅色西服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他说，持续半个月的网络论战，使他终于得到了一个“让自己置身于众声喧哗的机会”，他“感谢朋友对我的肯定，也感谢朋友对我的批评”。

他笑得憨厚。多数时候，他就这样，在公众面前的语言远不如作品中肆意。30余年前，那个年轻的管谟业要开始创作了，他多话，且喜欢说真话。于是，他给自己取了个笔名：莫言。他要把内心的话，都写到小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