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多苓：我的画是另一个世界

何多苓的采访安排在下午，在他的作息表上，上午要用来睡觉。65岁的何多苓生活规律，却不是他那代人惯常的早睡早起。每天凌晨两三点睡，中午十二点以后起，下午作画，晚上如果有朋友约，就出去聚餐，没有约就在家看碟、读书。对于被他自评为“非常简单”的生活状态，他说：“我就追求最大限度的自由。”

一两年一次的个展，似乎是何多苓与社会的最大交集。他不太喜欢热热闹闹的交际场面。对于这次在广东美术馆举办的《当代的忧思——士者如斯》主题个展，何多苓满口称赞：“馆方拿捏得很好，人不太多。”

上世纪80年代，何多苓凭借《春风已经苏醒》和《青春》奠定了个人艺术风格。到90年代的《迷楼》，他开始吸取中国传统绘画的元素。自2008年开始，他觉得自己有了些更明显的变化。雾色迷蒙的背景，淡雅的色调袭来阴郁和忧伤，画面里的面孔也越来越多了几分东方气。

这一连串的放弃或改变并非没有争议。“别人对我的改变感到遗憾。他们认为我赖以成名的符号性的东西就那么被我轻易抛弃了，非常可惜。很多人快把我遗忘了。”何多苓放弃了那些英雄主义气质的画面，也放弃了众人对它的关注。“我不想画那些了，因为觉得离那个时代已经遥远。”

他不再用浓重的色彩，不再那么沉稳有力，不过，用西方的绘画技巧表现中国绘画艺术，依旧是他认准的对中国视觉艺术有建设性意义的路子。只是，他的画面表达，越来越中国了。

2013年的新作《女四调屏》，参照了古代中堂屏风的形式。画中的现代女子摆出了跳跃、水中漂浮、伸手迎接阳光等动作。“这是抓拍了几千张照片选出来的动作，完全都是些偶然的瞬间。拍了照片之后才有这么画的灵感。”何多苓给画各自配上花、鸟、蝶、鱼的图案，添了几笔古韵。

《杂花写生》系列同样是用西方的笔触来描绘中国的图景。“因为国画画花鸟比较典型，所以我想把花鸟的笔墨和构图用到其中，而画出来还是油画。”何多苓抛开油画强调的光线，把空间简化成色块，像国画一样的空背景。画面仿佛被雨水淋过，颜色滴流。他向来喜欢在画中添加些小细节，“这种流淌形成一种复杂的机理，像水汽，又像流血。花瓣本来就是柔弱的，枝条则不同。所以我的画中又有很多力度刚硬的线条，是为了强调枝条像金石一样有力。”何多苓说。

《女四调屏》和《杂花写生》都聚光于短暂的瞬间。“花开和残花我都画，我就想画出花在此时此刻的形态。寄托生命的瞬间即逝，花是最好的代表，因为好花不常开，花期是以天来计算，所以有紧张度。中国文人那么喜欢花草，这和西方人画花草完全不一样。我想继承它。”

对话

“我要逃避的是与生俱来的东西”

一草一木的变化

第一财经日报：你的画通常让人感到忧伤、阴郁，你怎么看作品的情感表达？

何多苓：我只想画出人在本质状态下，与周围世界的关系，这一个点与瞬间。它是可以延长的、有张力的。有人说我画的眼神很迷茫，其实我就是画出两眼视线不相交。我喜欢这样画，这个人好像在沉思，又好像什么都没想，好像往前看，又好像在往任何地方看。这样我能赋予画面的东西更多。我认为画面的复杂性很重要，所谓复杂性不是画面上画什么东西，也许它好看就在于它空。这个空里包含着些什么。我对人生的体验，人与自然关系的体验，以及我自身的世界观都在画里面。我赋予画中模特那种内涵，或许她本身没有，而在那一瞬间她有。

日报：你谈及对人生的体验，源自对社会的哪些观察和思考？如何在画中表现？

何多苓：我关心时事、政治，但这在我的画中表现得非常不直接。在什么痛都过了之后，我才会画。比如，《山水间》便是大地震之后的作品。我画小孩是因为地震中死去最多的是孩子，因为有些学校是豆腐渣工程。我几张画中的孩子都像精灵，你不知道他是死是活。画中水是最明净的元素。我去了灾区，看到山都抖碎了，水却很明净。你会发现那些经历了地震的孩子特别敏感，有挥之不去的惊恐。

政治和对社会的观察不会直接进入我的画，但会影响我。主要是时代的脆弱性——和平的脆弱、自然灾害频繁、生物灭绝等问题。很多人对此不敏感，而我对一草一木的变化都很敏感，甚至我园子里哪些花今年不开了，我都会研究原因。在我眼中，所有的生命都有等同的价值。我的画是另一个世界，平静的、可以逃避的。这是我内心的逃避，喜欢我的人绝对能体会到这种逃避。

日报：是什么促使你想要逃避？

何多苓：惊恐是人本身的生活具有的，潜移默化的。生命容易逝去，大环境也很脆弱，人在不安全感之下会惊恐。其实我的生活很正常，不比别人多任何烦恼和欢乐。我要逃避的是与生俱来的东西，对死亡和自己越来越老的恐怖，以及你看到周围的事对你的烦扰。这些东西在画画时就什么都没有了，非常透明宁静。你可以在画面中扮演各种角色。

“文革”下乡锻炼出我对环境比常人更敏感的体味。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环境很脆弱。这在我的身上都会有影响。我不会画现场，画的都是很诗意的表情。《兔子梦见苹果》就很隐晦。画中的女子用蓝色的头巾把头包住，好像水流下来的效果，好像处在深水中。头上的苹果既是梦境的又是真实的。梦也许很快醒来，水会退去，苹果也许会掉下来。画面能给人提供的信息量有这么多。没有什么具体的寓意，但整体融合在一起，你能体会出一种情绪，这就够了。我认为一幅画最好的境界就是给人提供一种完全不确定的涵义。

美国的生活经历给我的是另一种感受。我接受西方的某些政治理念，西方社会很成熟。西方虽然不是天堂，但是离天堂比较近。缺点是有，但是人家能自己挖掘出来，可以反省。

在边缘享受疏离

日报：你曾评价自己是安于寂寞的画家，而有人认为你在做些中国视觉革命的事，你是否接受这种评价？

何多苓：我想我还是比较边缘，最喜欢待的地方就是边缘。但是我不是关起门来画画的画家。我的状态是朋友可以随意进入我的工作室。我在用开放的心态工作，又深入自己的内心世界。我一直在尝试新的绘画技巧，这是我绘画中很重要的内容，我不会去留恋以前已经成熟的形式。我想这些事只要对我是建设性的，对中国油画就是建设性的。中国油画界，我认为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具备些专业技巧，去推进油画的发展。

日报：在大家的印象中，你像位隐士，作品比较疏离于市场。

何多苓：我想表达疏离，我的画和世界有距离感。距离感很重要，我与周围是什么样的对话，我是什么姿态，我与当代艺术如何对话，都因距离而清晰。孤独感也是性格上的东西。当知青的时候有一两年，我都是一个人在农村，自己晚上关上门，那种真正的孤独感，当时是很平静地享受。现在处在热闹的大社会环境，我尽可能少参加活动，也不积极当领导。我也不想编制，我甚至工资都可以不要。我把我和人交往的那种次数、深度、广度都尽可能减少。这可能被别人看来很消极、不入世。而我是画画的人，这种状态恰好我可以把握住。

我的每张画都有孤独感。我的画都是一个人，空旷的环境，几十年来我的画都这样。孤独感是人类很重要的情感，我是独处才能做的，才能想的。不多，但是宝贵。骨子里我是个隐士，但是生活里绝对不会，我不会跑到深山里住起来。我喜欢在现实中与周围人有交流。

日报：你如何看待艺术家与市场的互动？

何多苓：入世与每个人性格有关。开始学画，大家起点都是一样的。都是学生，一无所有，充满对艺术的喜爱，不知道有市场，不知道画可以卖，甚至不知道画出来做什么。几十年过去，有的成了院长，有的成了行政官员。大画家，各种协会主席，挺多的。他们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这点我是认可的。艺术家在市场上能否游刃有余，是由个人素质决定的。诱惑绝对存在。如果你自我足够强大，就不会受其左右。很多画家有商人气质，但他很清晰自己在做什么。瓦格纳就是这样的人，他经常耍谋略，被人不齿，但是他经营确实又很出色，这不妨碍他是个伟大的作曲家。其实有时我们可以忽略人本身，只要能画出好画就好。

我自己做不来分心迎合市场。我拒绝了很多当院长和协会领导的机会，这些对我的市场绝对有影响，但是这个代价必须得付出。中国文人为了自由得付出很大代价，死都是可以接受的。我没有那么绝对，而闲云野鹤的生活确实得付出。我就是个自由主义者。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自己画画，能做到这点就是我最高境界。

日报：当别人把“士”的概念赋予你时，你曾流露出不情愿。这次广东美术馆的展览，策展人又一次强调了“士”的精神，你如何理解“士”？

何多苓：画展主题用到“士”，是因为固定并连续下来比较好。我曾经和投资方争论过。他们觉得中国当代缺乏这样一种个人的独立精神，不受大的文化潮流和政治环境左右的精神。中国的很多东西都是跟着西方评论界走，力求引起他们的注意。有人会利用中国不正常的文化现象来牟取私利。投资方比我更加尖锐，认为这不好。他们认为像我这样甘于寂寞、能画出好画的人很少，所以他们想提倡。他们既然如此坚持这个概念，我觉得可以这么说。不过我不是那种为国为民的士大夫类型，我没那么崇高。我在江湖上画点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