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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高声自远 专访中国金融史泰斗洪葭管

《陆家嘴》 2013-07-08 12:29:00

责编:群硕系统

一走进楼梯间,便听得从楼上飘下忽高亢忽舒缓的交响乐。循着音乐拾阶而上,只见不少略已泛黄的书籍整齐堆放在二楼与三楼的楼梯转角处。

一走进楼梯间,便听得从楼上飘下忽高亢忽舒缓的交响乐。循着音乐拾阶而上,只见不少略已泛黄的书籍整齐堆放在二楼与三楼的楼梯转角处。这是最好的迎宾物,分明是在告诉访客,再往上是一处学者的居所。

“洪老在家吗?”“在……”一位满头银发、神采奕奕的老人应声迎了出来。

眼前这位正是94岁高龄的中国金融史学泰斗洪葭管先生。与耳闻的一样,老先生是位绅士,即使在家中接待采访,也是西装革履,还系上了领带,头发更是纹丝不乱。

过去六十多年,除了受政治运动的干扰,洪葭管一直在从事中国金融史的研究,他是国内这一学术领域的主要开拓者、奠基人之一。迄今,由洪葭管撰写和编纂的金融史著作多达20种,尤以1993年主编的《中国金融史》影响最大。他曾担任上海市金融学会副会长长达18年,任上海市政府参事也有12年。如今,他还担任着上海市金融学会顾问一职。

或许因为勤于思考,已届鲐背之年的洪葭管不仅思路清晰,记忆力也令人惊叹,在接受《陆家嘴》杂志记者长达近两个小时的专访中,他对国内外重要的金融数据信手拈来。

学人本色

洪葭管的居所坐落在上海徐汇区幽静的天平路上,是一个老式的里弄。走进老先生的书房兼会客厅,其简朴程度让人颇感意外——老式的书架上塞满了各种书籍,排满整堵墙;那对已经被坐得松弛下垂的沙发,不管你是什么级别的官员、身家几何的商人或者肚中有多少货的学士,一律平等相待;屋内的电器,最时髦的也就是那台播放交响乐的CD机了。

“我是1948年开始住在这里的,算来也已经有64年了。”洪葭管笑着对记者说。

这会让人产生错觉,仿佛洪葭管是位远离庙堂,处江湖之远,不问世事的逸士。但他其实是位跟政府走得很近的学者,改革开放以来,积极参与从地方到中央的政策咨询。这些年,学术精神中落,不少人稍有小成,便急急“货与帝王家”,换得锦衣玉食、香车豪宅,最终只得个谋生,不仅学术荒废,也难免沦为所谓利益代言人。像洪葭管这样能既热心公共事务,又能坚守学者本分的显得愈加珍贵。

洪葭管原名洪嘉冠,解放后改名。他告诉记者,“葭”字出自《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一句,意思是竹(芦苇)腔内的薄膜,取其微不足道的含义,“表示改造的决心”。

1941年,正值日军包围上海租界的“孤岛”时期,洪葭管从家乡宁波鄞县来到上海,在当时的“小四行”之一的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下称“四明银行”)总行稽核处当一名办事员。两年后,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四明银行总管理处迁址重庆,已担任该管理处会计科科长的洪葭管也随迁。

洪葭管对记者说,他很喜欢稽核这个岗位,因为做这个工作能够接触整个银行的资料、报表,自己之前学的经济学知识有用武之地。他还提到,当时年仅二十岁左右的顾准所撰写的《银行会计》一书对他帮助很大。

正因为有这段工作经历,解放后,洪葭管在人民银行总行的合营银行金融研究委员会担任副主任,从事金融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编纂工作。这便是他与金融史学研究结缘的开始。1960年,洪葭管主编的68万字的《上海钱庄史料》问世。此后的六十多年,洪葭管埋首于金融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文革刚结束,他便赶往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阅摘旧政权中央银行、中国银行、财政部、四联总处等金融机构的档案资料,连续工作了七个月,甚至累倒了一名助手。这次摘录,为洪葭管此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一手资料。

1993年出版的《中国金融史》是洪葭管颇有影响力的著作,他是该书的主编和总纂,也是主要撰稿人。《中国金融史》至今仍是大学金融史专业必读的教科书。洪葭管告诉记者,该书第二版也已经印了五次了。

洪葭管另一本扛鼎之作是六卷本的《中国金融通史》,他是这套书的主编之一,实际担任执行主编的角色,同时还承担第四卷的撰写工作。由于做了大量编辑事务,同时还担任着上海市政府参事一职,他的第四卷直到2008年才问世,而其他几卷大部分已在2002年前出版。尽管耽搁了数年时间,洪葭管却因祸得福,期间国内外有大量民国金融史资料陆续问世和解禁,为第四卷的写作提供了较大便利。出版社认为,他的这本书可以传世。

60年学术生涯中,洪葭管编撰出版的书籍共有20余本,可谓笔耕不辍。即便是在93岁高龄,仍有近30万字的《金融史的魅力》一书出版。

由于其在中国金融学科建设中的卓越成就,洪葭管获得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2011年度“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洪老笑称,感觉像是拿到了诺贝尔奖。

政府高参

洪葭管的职业生涯横跨抗战、内战,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其人生阅历本身就是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愿景,更是洪葭管数十年来学术研究和政策咨询的核心话题。上海金融业发展的不少重要举措与他的贡献密切相关。

交通银行的重建是中国银行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事件。作为在清末和民国时期极为重要的一家国家银行,交通银行自1958年被撤并后销声匿迹二十多年。1984年12月,随着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四大专业银行也相继成立,国务院调查组到上海调查后,决定重新组建交通银行,总部设在上海。1987年,交通银行正式重建。这是当时国内第一家综合性银行,可经营本币与外币业务以及从事长短期融资。洪葭管便是重建方案的文件起草人。

“当时反对的人很多,不敢提商业银行,只能叫综合性银行,但事实上交行就是一家商业银行。”洪葭管回忆说。在现在看来,这是中国银行体制改革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秉承这一理念,后来制订银行法时,洪葭管坚持认为,应该将央行与商业银行分别立法。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的顺利组建也得到洪葭管的政策建议。1991年初,时任上海市长的黄菊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设立浦发银行如何获准的问题。一年前,洪葭管开始担任上海市政府参事,献计献策是他的本分。为此,他写了一份报告,建议争取设立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这一建议很快被采纳并写入市政府相关部门的申请报告。1993年1月,浦发银行开业。

作为一位曾经见证过历史上上海金融业繁荣时期的老人,洪葭管对于今天如何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有自己的独特见解。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对东南亚国家以及韩国和中国香港都造成很大冲击。当时不少人开始忧虑,上海是否还能建设国际化的金融中心,对此失去信心。这给上海金融业的进一步改革和开放蒙上阴影。洪葭管此时反而领衔起草《关于制定小陆家嘴“先繁荣”方针的建议》的政策建议,认为1.7平方公里的浦东小陆家嘴应该像纽约华尔街、伦敦金融城、香港中环那样,成为金融聚集区,以此为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创造条件。这一政策建议可谓立竿见影,不久,四大国有银行上海分行总部以及上交所落户迁到小陆家嘴,中国人保和中国人寿(当时为人保人寿分公司)上海分公司也相继迁入。外资银行中国总部此后也大部分选址在小陆家嘴区域。

陆家嘴如今已经成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承载区域,这与当初洪葭管等人的政策建议密不可分。

不过,洪葭管认为,建设金融中心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如今上海硬件条件已经具备:机构已经聚集了很多,各种市场也很完备。但是软件里面的最重要部分——资本项目完全放开、人民币自由兑换、利率市场化,仍有待突破。国际化程度不足是上海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中靠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要急!”洪葭管在接受采访时多次强调,“放开要慎之又慎,不要蹈别人的覆辙。”他还强调,中国的虚拟 资本发展道路不能照搬美国。他举例说,1985年到2000年,道琼斯指数从1500涨到12000点,涨了8倍。而同时期美国的GDP扩张到两倍。格林斯潘称之为“非理性繁荣”,导致了2000年纳斯达克的崩盘,以及2008年更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所以,洪葭管认为,中国要切切实实搞实体经济,不能把金融市场建成“飞地”,而应该服务于实体经济。

他比较青睐德国的模式,实体经济搞得好,股票市值占GDP的比重不高,房地产发展也比较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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