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里顿的呐喊与勇气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拿起这本诗集。通过这次远行，我更想多‘读到’一些中国。”1956年，英国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在漫长的东半球旅行途中，提笔给朋友写下了这封信。在那次跨越印度、泰国、印尼、日本、朝鲜等东方国度的音乐之旅中，布里顿发现了日本能乐、印尼甘美兰音乐的迷人。唯独中国，布里顿念念不忘的梦想之地，因当年外交政策的限制而未能踏足。

那次旅途，布里顿一路读着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翻译的《汉诗一百七十首》游历。虽没有亲历中国，布里顿仍像当年的马勒一样，以诗歌为蓝本，靠自己对中国的想象谱写了声乐组曲《中国歌集》。

今年，英国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曲家布里顿将迎来诞辰100周年纪念。5月，柏林爱乐刚在西蒙·拉特尔指挥下演奏了布里顿的代表作《战争安魂曲》。位于英国萨福克郡的海边小镇，由布里顿和男高音歌唱家彼得·皮尔斯共同创办的奥德堡音乐节将举行持续一年的纪念活动，其中最令人期待的就是在海上演出歌剧《彼得·格莱姆斯》，这也是布里顿被公认的成名作。2013年，在布里顿的头像即将出现在英国新发行的硬币上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39个国家也纷纷投入这场纪念热潮。

7月14日，青年指挥家焦阳率先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献上布里顿专场音乐会；7月20日，布里顿的儿童歌剧《诺亚的洪水》将登台上海夏季音乐节；7月23日，BBC音乐会管弦乐团将以上演《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致敬布里顿；8月3日，指挥家张国勇将在国家大剧院指挥《魂断威尼斯组曲》，并首演《俄罗斯组曲》。一生未到过中国的布里顿，在他百年诞辰之际，以他的音乐在这片土地巡游。

莫扎特式天才

英国著名乐评人诺曼·莱布雷希特曾评价布里顿，“他活跃的30年中为音乐所做的贡献，比所有伦敦音乐家过去三个世纪加起来的贡献还要多。”

1913年11月22日，布里顿出生在英国东部洛斯托夫特的一个牙医家庭。身为家中第四个孩子，母亲很早就发现布里顿不可思议的天赋，5岁就能作曲，9岁已经能拿出像样的作品。在他功成名就之后，“英国莫扎特”的赞誉似乎也跟童年的创作天才以及日后的巨大创作量相关。

指挥家焦阳认为，布里顿的内心是极度敏感的，“在创作这条路上，他遭遇过很多磨砺，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方向与风格。”

17岁进皇家音乐学院学钢琴与作曲，郁郁不得志而选择辍学；22岁开始为纪录片写配乐，在电影界闯荡；26岁离开英国，去美国各地游历，并结识他一生最重要的伴侣、比他小3岁的男高音歌唱家皮尔斯（P Pears）。

外界公认，令布里顿确立地位的作品是《彼得·格莱姆斯》——自1945年6月7日首演以来，这部作品随即在12个国家登台，伯恩斯坦甚至指挥了1946年的美国首演。

“在布里顿之前，只有两位英国作曲家享有国际性声誉。一位是巴洛克时代的作曲家珀塞尔（Henry Purcell，1659~1695年），一位是埃尔加（EdwardElgar，1857~1934年）。”焦阳说，正因英国出产的作曲家较少，也令英国人更加推崇布里顿为英国现代音乐史上的大师。

布里顿活跃的时间不长，却是一位少见的多产作曲家。他留下的作品，除了16部歌剧，还涉及电影配乐与声乐套曲。

布里顿成长的年代，正是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与战争相碰撞的年代，各种音乐思潮和技法流派层不出穷。那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蓬勃年代，人人都在试图创立新的形式和艺术观，人们宣扬着“三和弦已死”的口号，力图用无调性来对抗传统的调性。那个年代，几乎所有作曲家都投入到无调性的浪潮中，粉碎传统手法就是那个年代的新意，序列主义音乐一时统领天下。

今天看来，当时坚守调性、坚持传统的布里顿是唯一的异类。他的音乐受到斯特拉文斯基、马勒的启示，同时也深受英国牧歌艺术、宗教音乐的影响，追求旋律的优美，用旋律触动人心始终是他坚持的方向。他甚至以《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来向巴洛克时代的作曲家珀塞尔致敬，寻找对传统的全新释义。

焦阳在指挥《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之前，特地让乐团给听众演奏了珀塞尔时期小编制的回旋曲舞曲，然后再指挥整个大乐队，以说明布里顿是如何对前辈的旋律音调进行发展。

“他的音乐旋律就是优美生动的，适应不同时代的审美。”焦阳认为，布里顿受过最传统的英式教育，因而具有传统创作手法的扎实功底，面对无调性、多调性的现代派手法，布里顿都能自如地消化为自我风格。

呐喊与勇气

如果不是“新音乐学”（New Musicology）学科的兴起，对于布里顿的全面研究恐怕还处于讳莫如深的阶段。

与任何学科一样，要研究音乐学，无法脱离社会、政治、历史，以及同性恋研究和女权运动的关联。尤其面对布里顿这样一位作曲家，他的许多杰作都是为恋人、男高音歌唱家彼得·皮尔斯而创作，他根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的小说《魂断威尼斯》改编的同名歌剧也隐含着对同性恋问题的关注。

在布里顿生活的保守年代，作曲家不得不为名誉而压抑、掩饰自己的私生活，尽管人们都知道他与伴侣公开的秘密。只有在歌剧世界里，布里顿可以用一种内在而真诚的心态去宣泄。在歌剧《彼得·格莱姆斯》中，那句“就这样吧，上帝会怜悯我的”，似乎就是布里顿的独白，剧中，生活在小镇的彼得不得不忍受社会的摧残，而这也可以视为布里顿对社会的挑战，发泄他受压抑的人性的痛苦与紧张。

“布里顿内心是非常坦白的人，从他的音乐里，我能听到呐喊与勇气。”焦阳认为布里顿是积极坦荡的，即便在那个危机四伏的年代，他依然保有人道主义精神与社会责任感，他关注社会冲突，用音乐表达反战、博爱、和平、拯救儿童的立场，是他正直内心世界的映射。

谈及同样是同性恋的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焦阳认为两者相比，布里顿的影响力并不弱，“他比柴可夫斯基幸运的是，拥有一位终身的伴侣。”

1930年，17岁的布里顿在BBC演播室里遇见了14岁的歌手皮尔斯，布里顿那时已是小有名气的作曲家。六年后，两人一起完成了影响布里顿创作生涯最重要的美国之旅。1955年11月，布里顿漫长而新鲜的东半球音乐之旅，也有皮尔斯始终相伴。布里顿为皮尔斯创作了许多声乐作品，其中包括令他声名鹊起的《彼得·格莱姆斯》。

布里顿的创作生涯有多长，与皮尔斯的合作就有多长。两人于1946年成立英国歌剧协会，定居宁静的海边小镇奥德堡。之后，以奥德堡命名的音乐节成为两人共同的作品，至今仍是世界闻名的音乐节。

布里顿曾希望自己早于皮尔斯去世，这一愿望也终在1976年成为现实。在他去世前两年，皮尔斯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首演了布里顿最后一部歌剧作品《魂断威尼斯》，歌剧讲述一位作家对美少年的渴望与追求，却最终丧命于一场瘟疫。这悲观而孤独的作品，如同布里顿眷念尘世的最后独白。十年后，皮尔斯华丽的嗓音也宣告谢幕，葬在了布里顿身旁。如今，以两人名字命名的“布里顿-皮尔斯基金会”，仍承担着英国最大的青年艺术家培训计划。

“在欧洲，布里顿的《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跟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上演频率差不多一样频繁。”焦阳说，相比欧洲，布里顿在中国的认知度还很有限，作曲家的百年诞辰之际，或许是聆听这位伟大作曲家的最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