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米尔顿·弗里德曼(二)

三、适应性预期与理性预期

弗里德曼开创了期望经济学，他制定的预期是适应性预期，在上一篇文章中讨论了。后来，约翰·穆斯（1967）提出另一种方法来决定预期，被称为理性预期。后者等于由计量经济学家所建立的计量经济模型所产生的数学期望 （期望是该变数从模型估计的平均值）。在本节中，我将说明为什么用适应性预期可以解释股票价格和长期利率，结果优于用理性预期以及用适应性预期可以解释中国台湾消费总量比用理性预期好。

第一个例子是使用现值模型来解释股票价格。现值模型是用预期未来股息的现值来解释股价，用未来短期利率的预期来解释长期利率。我发现在这种情况下，用理性预期不能解释，因为没有计量经济模型可以预测未来股息及未来短期利率。同时我说明了用适应性预期能更好地解释股票价格和长期利率。

我的文章在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89）发表。

第二个例子是我用两方程的模型来研究中国的总消费（第二方程用来研究总投资）（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5年，Economic Letters, 2010年和2011年）。我发现加速原理（在第一篇文章说明）能在投资方程应用。但罗伯特·霍尔（1987）的理性预期能解释中国的总消费。中国模型是用中国从1952年至2009年的年度数据估计的。但根据中国台湾的模型 （用1951至2010年数据估计），弗里德曼的预期收入能解释中国台湾的总消费，同时投资也可以用加速原理解释。理性预期不能用来解释台湾总消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计量经济模型不能预测消费行为，因为中国台湾经济结构变化了。在1995年中国台湾建立了全民医疗保健，影响了消费行为，是任何计量模型不能预测的。

四、解释通胀和货币供应量对价格和产量的影响

研究通胀与货币供应的关系，我开始用弗里德曼曾介绍给我的数量方程Mv = PY。 M、P与Y分别指货币供应、物价指数与国民收入。如果v的变化小，这方程变成一种理论，P由M/Y决定。在我研究通胀的开始，我用(M/Y) 的自然对数来解释P 的自然对数，计算一个回归方程，这方程的误差叫作u。

为了解释中国通胀我先用中国的数据来估计了这个方程。通胀的定义是P 的自然对数的增加。我解释通胀用三个变数：（1）去年的通胀；（2）M/Y 的自然对数的增加；（3）去年的u。如果u大的话，去年的 P 高于正常，对今年的物价有负的影响。研究发表于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1987）。因为中国的货币供应M在1984年增加了50％，1985年6月当时的赵紫阳总理关注通胀的可能，请我研究。后来我用上述方程预测1985年的通胀不严重，约等于7％。因为M只在1984年大增，还有其他两变数的影响。后来在1986~1988年，每年货币供应量增加了约30％多，结果在1989年发生严重的通胀，我的公式可以预测。

两三年前我再研究中国的通胀，发现我的方程仍然是对的（在Economic Letters 2010发表）。我把解释通胀的回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是1978年和以前，第二个从1979年经济改革后开始。结果是两个回归的系数几乎相同。因此，同样的公式可以解释中国在计划经济期间和在市场经济时期的物价变动。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政府试图控制一些商品的价格，通胀仍然受到M / Y改变的影响。如在1961年物价指数增加了16％，因为总产量Y减少了30％以上，是1958~1961年大跃进的结果。

五、货币供应量的外生变化对产出和价格水平的影响

弗里德曼发现了外生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总产出和物价的影响。他指出对总产出的影响是立即的，但只是暂时的，对物价的影响是迟缓的，但是长久的。我预备用中国数据研究他的说法是否正确，告诉弗里德曼。他很有信心地表示：“我的理论在中国将是对的。”

我没有他的信心。后来我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on，VAR）证明弗里德曼的理论是对的。这项研究是我与北大的沈艳教授合作的，在2005年的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发表。这个理论的重要，是指出用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政策，不能长远地增加国家总产出，只能引起日后的通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