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一个杜邦

已经做了210年生意的杜邦公司在2011年底成立了一个新部门，眼下这个部门每年为杜邦带来的营收，不过占整个公司营收的4%，但却享有公司其他任何一个事业部都没有的特权。

还有更夸张的：杜邦公司每年20亿美元的研发投入，有将近一半被用于这个名为工业生物科技事业部的新部门之中。从目前的情况看，这简直就是一个大把烧钱的不理智的举动。

不过，至少杜邦公司自己不这么认为。杜邦大中华区总裁苏孝世在代表杜邦公司解释这个举动时曾表示，“生物科技是杜邦三大发展策略中重要的一个。”杜邦的最终目标，是让生物科技的研发能够同时带动杜邦另外两大事业部—农业和食品、材料科学在研发上的技术进步。

对于杜邦而言，这个计划有一个大问题：自身对于生物科技领域的研发毫无经验可言。为了解决这个领域的空白，杜邦在2011年5月收购了丹尼斯克集团，这家公司是世界领先的生物酶制剂供应商之一，它和杜邦原来的应用生物科技部门一起，整合成现在的工业生物科技事业部。

杜邦生物科技中国区总监支凌云对《第一财经周刊》进一步解释了三大业务的关系：农业可以为先进材料提供绿色原材料，生物科技则在中间过程提供关键技术。比如杜邦每开发一种新材料，负责该材料的业务部门都需要与工业生物科技事业部合作，使材料开发的过程尽可能用生物的手段来完成。对于那些已经存在的产品，它的生产工艺现在也需要用生物法来替代，以减少对于环境的污染。

另外，生物科技的这种关键的转化角色，在杜邦部分保留的传统化工业务与农业和食品业务之间，也同样存在。

一种名为Sorona的聚合物，在杜邦内部被视为这种策略的范例，杜邦正打算将这种聚合物变成下一个“凯芙拉”或者“尼龙”。

Sorona的基本原料中有37%取自于天然糖分，能被加工成或长或短的各类纤维。这种物理性使它能适应各种生产工艺和织物制造技术，质量控制上几乎不受冷、热洗涤方式，以及各种化工工艺的影响，还能与棉花、羊毛、涤纶、尼龙等任何纤维混纺或交织，进一步开发出各式各样的功能性面料。由于Sorona的基本原料来自天然的玉米和其他杂粮，需要从这些原料中提取丙二醇，再通过化学反应形成聚合物，用聚合物做成纤维以及其他下游应用。提取丙二醇的过程，则必须通过生物科技。

杜邦生物科技在这个过程中就提供了酶的支持，他们需要寻找到合适的酶，让提炼丙二醇的过程更有效。杜邦工业生物科技部战略发展推动经理陈解释说，“杜邦的传统优势在于如何以最有效的办法做出最好的聚合物。在新的业务结构下，最缺的就是原材料。就算杜邦是巧妇，没有米它也什么都做不出来，而生物科技就是为它提供米的。”

还有另一个例子。杜邦拥有以玉米芯和玉米秸秆为原料生产纤维素乙醇的独家技术，衍生出来的还有生物丁醇技术，它们可以满足再生能源的需求。在这当中，酶转换的作用也至关重要。

2012年年底，杜邦投资了数亿美元，在美国田纳西州设立纤维素乙醇示范工厂，还与英国石油公司共同组建生物丁醇合资企业，联合研发生物丁醇技术，推进生物丁醇生产的商业化。

酶是细菌的代谢物，它们本来就存在于自然界中。生物技术的科学家要做的，就是让特定的细菌产生特定的酶，在特别的使用环境中，将自然界中可能需要上万年才能实现的过程在几个小时之内完成，提速发酵的过程。酶在这个过程中起到催化作用，能够加速分解出所需要的成分。换句话说，工业生物科技事业部就是其他两大新的事业部，以及杜邦传统化工业务的催化剂—那种不怎么存在污染的催化剂。

如果重新审视一下杜邦目前工业生物科技、农业和食品、材料科学这三大业务布局，会发现这与传统的杜邦已经大不相同，这其实远不是杜邦公司的第一次转型了。

最初杜邦公司的名字，除了它们的客户，大概只有军事爱好者会略知一二。它是一家黑火药生产作坊，历史几乎与美国建国的历史同步，位于美国特拉华州。美国内战与两次世界大战的火药生意，奠定了杜邦最初的资金基础。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蓬勃的消费时代来临，杜邦开始全面转向日用化工产品的生产，向市场提供各种各样的产品，当中的很多都赫赫有名：美国自由女神像的防锈涂料、人类首次登月宇航员穿着的宇航服材料，以及后来家喻户晓的尼龙—最初它也是军用产品。

但杜邦和当时所有大企业一样，忽视了传统化工工业对于环境的影响。它们不仅工艺本身时常会造成污染，后期也需要大量的清洁费用。而与此同时，制造它们的技术也越来越同质，演变成了价格战。这家曾经让美国引以为荣的化工巨头一度成了环境破坏黑名单上的常客。

其中最有名的大概是氯氟烃。这是杜邦1930年代发明的制冷剂，被应用于电冰箱等多种设备。但到了1988年，这种制冷剂被美国宇航局（NASA）的科学家证实对臭氧层有破坏作用。当时全球总值有1350多亿美元的设备依赖氯氟烃，其中杜邦一家公司就占据25%的市场份额。

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对杜邦业务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它一直疲于应付这种局面，寻找那些会造成环境伤害的产品的替代品。这家化工公司开始意识到，环境保护的观念以后一定会更加深入人心，而杜邦越来越多的传统产品恐怕也还会再次遇上同样的问题。

杜邦真正有所行动的时间一直推到了2001年，它开始剥离一些业务，这些业务可能与污染有关，又或者与杜邦未来的业务布局已经不太相符。比如在2001年8月，杜邦将制药业务以78亿美元出售给百时美施贵宝，而在此之前杜邦刚投入了大量资金，并且已经在抗高血压的药物方面取得不错的进展；接下来它又把还很赚钱的莱卡业务分拆。此后10年，杜邦才逐渐确立了工业生物科技、农业和食品、材料科学三大业务的布局，并且希望产生联动效应。

杜邦从历史中吸取到了一个教训，尽管化工是杜邦的传统优势领域，但“有污染”的生意在未来会越来越难以持续，这也是为什么杜邦公司要确立工业生物科技的核心地位的原因。通过生物科技的发展，可以用最小的环境代价来带动三大业务的研发。

在这样的转型中，杜邦还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更快速的市场化。设立在威明顿的杜邦“中央实验站”是杜邦黄金时期的见证者，从这个有着100多年历史的研发基地中诞生出了尼龙、凯芙拉高性能纤维、特卫强无纺布等一系列划时代的产品，让杜邦成为一家极具创新力的公司。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杜邦都依赖于基础研发的突破性成果，然后再想方设法地为这种新产品寻找市场。由于基础研发的长周期和不可预见性，杜邦的这种传统开始有些跟不上市场变化的节奏。

但在生物科技这个领域，“市场化”则成了一个关键因素。“虽然杜邦生物科技有自己独立的基础研发部门，但我们的每一个新的研发项目都是以市场为导向的。”陈说。杜邦生物科技的应用开发团队，会在各个不同的领域与客户一起调整酶制剂的使用配方，客户提出新的产品需求时，他们会第一时间到自己的产品库中寻找是否有对应的解决方案，如果没有，就会提升到基础研发部门开发新的酶种。

这就是工业生物科技事业部，在整个杜邦公司当中的“特权”—它们有自己独立的基础研发部门。这个基础研发部门在中国也有一个二十多人的团队，与杜邦在全球的生物科学家一起，研究新的酶分子。它们可以是自然界中存在但尚未被发现的，也可以是通过细胞工程将酶的功能定向强化的。近几年他们已经扫瞄到非常多的新酶，并且已经有产品通过后续研发投入到商业化进程中。

护肤用品、护发品和口腔护理产品这些个人护理品，过去均采用石油化工或化石原料作为主要原材料，但现在在杜邦公司，通过从植物原料中提取天然甜菜碱也可制成。

杜邦一种名为Zemea Propanediol的新产品，就是一种天然的、用于替代护肤产品中必须的乙二醇（也就是酒精）的原料，可以作为化妆品或个人护理产品的保湿剂或天然溶剂。在美国农业部的生物优先计划中，已经为它颁发了“100%生物基产品”的证书。

杜邦还正在与固特异轮胎公司一起，合作开发BioIsoprene生物法橡胶，采用高纯度生物基产品替代石油基橡胶，摆脱对石油基原料的依赖。这种通过生物发酵获得的高分子弹性材料，将会成为一种全新的具有市场潜力的合成橡胶手段。科学家们目前还在努力降低成本，推动这种橡胶尽早地走入市场。

现在，帮助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产品已经为杜邦公司带来了每年19亿美元的营业收入，而可再生产品的营业收入也超过100亿美元。2012年2月，杜邦公布了针对农业和食品领域的新产品计划，预计投入100亿美元研发资金，在2020年年末推出4000种新产品。

杜邦已经不情愿把自己与“化工”、“污染”这样的词划上等号。对于这家公司来说，更长远的问题还在于如果抓不住绿色、生物科技、可再生能源这些下一个百年的关键词，公司两百多年的金字招牌恐怕也将暗淡无？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