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里·图宾：最高法院的魅力在于终裁权

如果你想了解美国最高法院的内部运作，想知道现在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有着怎样的个性和司法哲学，为什么奥巴马和现在的最高法院关系紧张？那么杰弗里·图宾（Jeffrey Toobin）的新作《誓言：奥巴马与最高法院》（下称《誓言》）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8月14日，上海书展的第一天，图宾带着他的《誓言》第一次访问中国，现在的他是《纽约客》的专职作家，也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高级法律分析师。图宾2007年出版《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被《纽约时报》评为2007年度“十大好书”之一，随后通过最高院何帆法官的翻译而被中国的读者所熟悉。

《誓言》是图宾又一本关于美国最高法院的作品，书的开头写的是2008年1月20日，在奥巴马的总统就职典礼上，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搞砸了宣誓仪式。图宾在上海书展的演讲中提到：“这个誓言的风波只是一个小小的错误，在这本书中我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小小的错误来反映，最高法院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总统之间的矛盾和紧张关系。”

最高法院与美国总统非常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2012年，罗伯茨在医保案中改变立场，转而投票支持奥巴马的计划。为什么会有这种改变，图宾在书中将法律与政治、大法官与总统、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对峙及博弈，写成了简洁而意蕴丰富的多幕剧。有人称它有中国官场小说般的扣人心弦，但无“厚黑”，穿梭其中的是对公共生活之善与正义的执着探寻。

有意思的是，身为哈佛大学法学博士的图宾和奥巴马、罗伯茨还有着一定的渊源，三人先后在《哈佛法律评论》这份全球知名的刊物做过编辑。1990年，28岁的奥巴马还当选该刊主编，成为第一位获此职位的非裔美国人，而此时距图宾1986年获得哈佛大学法学院法律博士学位已经4年了。

在若干年后的今天，他们之中一位成为美国总统，一位成为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还有一位成为时代的优秀记录者。作为美国最出色的法律记者之一，图宾深谙联邦最高法院的内部运作和法律幽微，又对9位大法官及他们40多位助理们进行了第一手的访谈，通过对重要判决的描绘，解剖了最高法院。

“联邦最高法院的魅力就在于对纠纷有着最终裁决权，就像戈尔和小布什的选举之战，最终由最高法院说了算。”图宾这样解释他把笔墨聚焦于联邦最高法院的原因，虽然有时候他们的判决让很多人也不满意，但人们也都认为最高法院有这样做的权力，并表示会尊重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

在上海书展的演讲结束后，图宾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谈及写作此书的情况和中美司法领域的一些异同。

大法官渴望民众认同

第一财经日报：你的书中提到采访到了9位大法官和他们的40多位助理，这是怎么办到的？

图宾：采访确实比较困难，但还是有可能的，因为一些法官助手离开法院之后还是愿意和我聊一聊的。另外，我的第一本书《九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大法官和助理们知道我怎样写最高法院以及他们，而且读者信任我，就会愿意给我说。

日报：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些接受采访的人都没有要求具名，那这种动力又在于什么？

图宾：大法官及其助理们希望他们理解的事实成为公众理解的事实，通过接受采访就能够让更多人了解这些内容，比如说他们认为这件事是正确的，也就希望这件事大家也认为是正确的。也就是我的书，可以作为实现这种目的的桥梁。

日报：你的书中对奥巴马的赞美比较多，把他年轻时竞选《哈佛法律评论》主编时的风采表达得很全面，这是否有点事后诸葛亮，有点过度美化？

图宾：奥巴马根本不会关心这种问题，所以我也不会这么做。

法官的法学背景

日报：因为中国不少法官并不是出身于法学院，所以中国的法学界曾经提出法学院和法院有多远的问题，美国的法学院教育和成为法官之间有没有直接关系？

图宾：当然，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基本都毕业于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法学院。我认为大法官对案件的判决肯定会对司法和公众的认知有很大的影响。人们都会预期：不同法官对不同案件在相似情况下的判决是一样的。要实现这样的目的，没有良好的法学背景是不可能实现的。人们相信法律首先得相信法官，如果相信法官，那么他们就得是受过良好教育的。

日报：美国的法学教育是不是一直强调精英化教育，那如何实现法律知识的大众普及？

图宾：对司法系统一定的浅层认识肯定是大众需要的，但超出了这个界限之外，并不要求每个人都知道那么多法律知识。每个人都要知道法院在做什么，但并不要求每个人都是法律专家。

日报：在美国一些州，也有些法官是选举产生的。那这些经选举产生的法官会不会在判决时偏向某个群体？

图宾：美国有些州的确是通过选民选举产生法官，但这仅限于州法院，而不是联邦最高法院，也不是所有州都这样。我认为，通过选举产生法官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法官就是法官，不应涉及任何选举、拉票等活动。因为，经选举产生的法官肯定会受到选民群体的影响，这真的很可怕。

可以批评最高法院

日报：中国法官的私人领域和公共职务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也容易引发公众的批评，美国法官如何保持私人生活与公共职务间的距离？

图宾：在美国，法官的确在私人生活与公共身份间保持距离。法官受制于其所产生的影响力，他们也受制于所接受的教育、家庭背景以及政治理念的影响。因此，他们的行为是上述这些因素综合产生的作用。

日报：中国一些案件被大量报道，舆情可能会对法院的判决产生影响。在美国，媒体对一个案件进行铺天盖地的报道时，舆论是否会对司法案件造成影响？媒体要如何把握尺度？

图宾：我不认为美国舆论会对司法案件的审判造成影响。双方都在规定范围内行事。在美国，我们的州法院以及联邦法院，法官们主要是终身制的，因此，他们会很小心，确保不失去这份工作。记者有时也会对法官作负面报道，法官们不用担心这些负面报道，也不会因为这些负面报道产生压力。

有时候其实大法官就不喜欢我们写的这些东西，但我们写的这些东西受到美国最重要的一个原则的保护，就是自由言论。我们可以尽情地批评最高法院的判决，而不担心最高法院会怎么为难我们。

实际上，我这本书重要的内容，就是讨论了最高法院这些法官，他们是怎么样的人。为什么会做出来这样的判决，判决的结果是什么，我也可以对他们进行批评。

日报：法官们在平时阅读新闻报道时，如何在心中形成一道“防火墙”？

图宾：法官们心里有什么想法，也会在言语中有所表述。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有属于自己的政治理念，不会因报道如何而改变。在美国，即便是奥巴马总统，对法官的断案也没有影响，他没有能力左右案件的最终结果。

日报：很多人好奇，中美作为全球第一大和第二大的经济体，会不会逐渐趋同？

图宾：中国的经济是非常发达了，以后中国可能也会向美国学习很多东西。但是经济上的发展并不代表政治上的发展。我刚来中国两天，不可能对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回答很好。

日报：你对让美国政府比较头疼的斯诺登持有什么样的看法？

图宾：我相信斯诺登做得很糟糕，即使美国有言论自由，但他没有权利把这些信息传递给其他人，他利用了国家和上司对他的信任做这些事。不管怎样，这件事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讨论，就是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监视个人的隐私。不管是小布什还是奥巴马，他们都已经意识到政府已经对个人权利介入过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