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团伙文化到制度权威

我们从几乎每一个贪腐案例中都能看到团伙的存在，一个人牵出一个人，最后呈现出团伙的全貌。无论政府还是企业，团伙现象都存在。那么，团伙和团队（组织）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任何组织都是人的聚集，人聚在一起总是为了某种目的，也总是需要利益激励。在组织形成的过程中，既有正式的结构（正式规定的明确的流程和规范），也有非正式的结构（如工作外的交流），组织总是这两种结构的混合体，这很正常。

把非正式的结构再做细分，会发现，因为是同乡同学师生，因为有亲缘情缘地缘，因为有共同理想和职业兴趣，容易形成类聚效应。这种类聚对组织往往能起到志同道合、精诚团结、减少扯皮的作用，是对正式结构的某种补充。而由于人和人的非正式交流是不均等的，自然会形成“走得比较近”的各种圈子。

问题出在握有一定组织权力的领导身上。如果领导习惯“用自己的人”，本身搞圈子和帮派，就会在组织中形成“对事又对人”甚至“对人不对事”、“看理又看情”的风气，正式规则外的“弦外之音”反而在起作用。至此，表面看，组织依照正式结构运作，但在正式的外衣下，组织已开始靠“非正式结构”，也就是运作的团伙化。

倘若对这种文化不加节制，圈子一定会发展成与其自身利益高度关联的帮派势力，团伙的力量会毁了整个团队的规则。团伙文化的主要特征，一是围绕某个“老大”固化一种圈子和利益安排，罔顾组织整体利益；二是排他性与封闭性，不开放，习惯清除异己；三是不公平，不按正式的、明定的规则办事。

团伙文化哪里都有，也很难根除，因为它是非正式结构的派生物。但组织必须注意把这种文化压缩到较小的范围，不使其泛滥，特别是在领导层泛滥。一旦团伙和追逐权力的欲望相结合，对整个组织文化的破坏是惊人的。组织成长的长久之道，是以科学界定的法理化制度，作为组织权威的来源，这种权威外于并高于任何个人利益。科学的、法理化的制度权威也是组织管理中的基本约束机制，它追求的是精确、稳定、公正、连续和可靠，并促进“争权夺利”的政治化过程，演进为充满民主理性和技术理性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