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方式”的可能性（下）

80年前的早春二月，中国曾有一场国民教育的“新生活运动”（简称新运），由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南昌推出，横跨八年抗战，到1949年“暂停办理”。为何搞新运？一则轶闻是蒋介石某天巡视，看到小孩在吸纸烟，感于国民生活之不堪，遂起意要将“礼义廉耻”与日常生活结合，使人民具备“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革除陋习，实现社会风气的全面革新。

新运的行动指引是“三化”，“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艺术化”是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榜样，以艺术陶养国民；“生产化”旨在“勤以开源，俭以节流，知奢侈不逊之非礼，不劳而获之可耻”；“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

“三化”有详尽规定，如“有暇时常至野外旅行”，“年未满六十岁者，不得设宴祝寿”，“提倡冷水洗浴”，还有守时运动、节约运动、夏令卫生运动、识字运动、禁烟消毒运动等。

但新运的最后结果却是不了了之。

究其原因，一是孤立地搞生活运动，没有全面革新。冯玉祥批评说：“政治是腐败的，军事是无能到极点，经济是贪污到极点，文化是摧毁到极点。实行新生活会有这个样子？”他举例，“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说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表示出一种很守规矩的样子；听见说蒋介石走了，马上就打起麻将来”，“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8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饭约60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不但大官是这样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是这样。”

原因之二，是新运无法深入到县及县以下的社会中。虽然蒋介石夫妇发起吃素，身体力行“新生活”，但社会运行机制和规则并无改变。有学者指出，国民党的组织没有深入到县及县以下，“号称数百万党员，……但大多数是挂名党员，平日决不发生任何组织上的联系”，这样在基层只能依靠社会自觉。

三是形式主义，走着走着完全变形。当时政府驻外人员常有外遇而致婚变，抗战前外交界即戏称新生活运动(New Life Movement)为“新妻子运动”(New Wife Movement)。官员如此，全无榜样之态。

生活方式既已形成，积习难改。要改则要全面、深入、有表率，如此才不是一阵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