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前行的碧山计划

所有村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装路灯，不但可以照明，而且还是个面子工程——灯火通明意味着经济发达。可是从外地特意赶来的诗人，如果看到路灯就会非常失望：这样就看不到星星了。

冬天的碧山村显得尤为安宁。采访的那天，刚好下完一场大雪，上午，阳光出来一小会儿，积雪就迅速地消失不见了。徽派民居的白墙灰瓦，背后群山的朦胧雾气，只有田野里那层浅浅的绿是全部景致之中珍贵的色彩。

欧宁家中的壁炉里烧着柴火，但村民大多数用火桶。一个像澡盆形状的木桶，底部放上几块烧热的炭，人坐在里面，腿部盖上棉被——这是抵御皖南寒冷潮湿冬季最为有效的办法。白天在小巷弄里走，不经意就看到路旁谁家大门敞开，里面主人就闲坐在火桶里。

“我越住越习惯，每天都很享受这边的生活。太阳好的时候带小孩去田里走一走，铺块布野餐，或者骑着电瓶车去附近的村子玩，那里都很漂亮。”他说。

2011年，欧宁在碧山村买下一栋古宅，举家迁入，开启了自己在黄山脚下的乡村建设实践。他和另一位学者左靖共同发起了“碧山计划”，试图利用各自在文艺领域的资源，从文化改造的角度再造乡村。

可是现在，欧宁说，他很累。“现在很惧怕，我们来碧山之后，这个地方被高档化（Gentrification）——最后这个村可能看不到农民。”他说，“我一直很反对这个，但好像农民就希望这样。现在每天都在纠结。”

最明显的例子是路灯。所有村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装路灯，不但可以照明，而且还是个面子工程——灯火通明意味着经济发达。可是从外地特意赶来的诗人，如果看到路灯就会非常失望：这样就看不到星星了。

这真是一则绝佳的寓言。

最初的构想是粗略的，思想核心是乡土主义和安那其主义，打算建立独立的视觉系统，还有生活系统、建筑系统、传播系统——甚至还准备设计护照、社旗、衣服，表现当代知识分子移居乡野的社会实践。

迎向现实

出生于广东遂溪县的乡下，欧宁小时候非常讨厌农村，拼了命读书，就是为了逃出来。但等到在城市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年纪渐长，回过头去看，反而觉得曾经的贫困农村生活是宝贵的财富——这一切都被理顺之后，他对农村有了重新认识。这是他关心乡村建设最初的动机。

他选定了安徽黟县的碧山村，想动员一些知识分子共同在这里进行生活实验，创造一个乌托邦。最初的构想是粗略的，思想核心是乡土主义和安那其主义，打算建立独立的视觉系统，还有生活系统、建筑系统、传播系统——甚至还准备设计护照、社旗、衣服，表现当代知识分子移居乡野的社会实践。

理想很宏大，但他们在尝试走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遇到了种种意料不到的问题。比如，“鱼亭糕”。本意是找设计师重新设计这种传统糕点的纹案，加上更为考究的包装，使它们成为年轻游客喜爱的土特产伴手礼——最终使得附加价值激活老工艺。

合作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因为他们在模子上雕刻新花纹的时候忽略了一个技术重点：斜面刻下去才比较容易把糕点拍出来。而且没有经验指导，他们刻的花纹也过于细致，在饼面上根本表现不出来。

虽然大大小小的问题很多，但都是实践中遇到的麻烦，向农人学习就可以解决。这帮知识分子请政府帮忙展开对“黟县百工”的调研与整理，试图把诸如手工编竹篮、竹刻等传统工艺，通过视觉的革新变成工艺品，放到艺术品市场上去重新实现价值。据另一位计划发起人、安徽大学教师左靖介绍，为时两年之久的“百工”项目已经完成，现在正在制作成书。等之后会继续邀请各地设计师来根据这本书里的资料进行个体项目的对接。

日常性的工作过于缓慢，这时就需要一个大的活动来标识计划的开端。

“万事需要有个开头，‘丰年庆’就是这个开头。”欧宁说，“我们有的是创意资源，如果‘丰年庆’一年年地办，影响力变大、受关注越来越高，资源可能会自然汇聚过来，比如艺术家、资金之类。”2011年夏天，许多受邀的艺术家、设计师、建筑师、诗人齐齐聚到这个宁静的小村落，在群山和稻田当中与村民一起探讨理想和现实。第二届丰年庆马上就得到了县政府的支持，县政府拨出200万资金，请他们同时接手“黟县国际摄影节”。可是活动第一日却被因故取消。

这对于工作团队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一停就又一年。

“所有的困难在做之前都想过，但还是要过来，总要试一下才知道真正的困难是什么。”欧宁缩在扶手椅里，面前烟灰缸里燃着半支烟，“通常我做事情都是有什么想法先去做，碰到问题再想办法解决。”

预计在今年秋天，第三期丰年庆活动才会续接起之前的理想。

碧山暂时没了消息，可是现有的这些成果却引起更为广泛的关注。美国亚洲协会的人连续两年来拍纪录片，系列纪录片《先生》当中晏阳初一集把欧宁作为延续民国乡建的现实案例，《南方人物周刊》也在今年年初以碧山为重头推出“抢救故乡”专题。欧宁却对此有所警惕，“做社会运动的人，扮演‘社会的良心’、‘为民代言’的角色都会上瘾，因为里面会有权力感的陶醉，也有道德上的优越感。”

村民看到这个总喜欢戴着毡帽的人用旅游大巴拉来很多艺术家，误以为是做生意，都叫他“欧老板”。

成果细微

乡土社会的变化特别缓慢，农民观念由来已久深入骨髓，所以想改变自然也极其漫长。欧宁遇到最难的问题就是改变观念。

第一届丰年庆的时候声势很大。村民看到这个总喜欢戴着毡帽的人用旅游大巴拉来很多艺术家，误以为是做生意，都叫他“欧老板”。为了消除这种善意的误解，欧宁还曾特地找了三十几位村民到自己家中，向他们解释自己的意图。

“他们一听，有点失落。这些活动他们觉得不实在，看得见但摸不着。村民其实最希望村里也可以像西递、宏村那样发展旅游。”欧宁说。

尽管周边两个古村落因为旅游开发而迅速走红，但是“每天村民像是在表演他们的生活”；门票很贵，导致邻村找朋友都很麻烦；村民为了招徕顾客，到村口抢生意、卖假古董。

另外，它们还也影响到了碧山这类小村子的消费水平。比如说从这里去黄山机场，几十公里的路程需要两百左右的价格。三年前做丰年庆从黟县县城里找的制作公司和小工，收费甚至比北京还要贵。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村民本来都渴望脱离农村生活，对自己住的老房子也毫不珍视，这一点在欧宁等人到来之后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为什么城里人大老远跑来这边住而且生活得好像还挺快乐——这会引起他们的一些思考，”他说，“他们会想，因为空气好，吃的蔬菜没有农药，这就是在重建对农村生活的自信。”

可这样的生活毕竟还是有着挺高的门槛。物质上是一个方面，观念上是另一个：不能要求一个农民连城市生活都没有过过就有了逆城市化的思想。在城市里生活过，认识到各种新的麻烦之后，才会有对农村的重新认识。

除此之外，乡村建设的困难还有人才短缺。欧宁解释说，他手里有很多资源，需要本地人去把资源转换为一种以当地为主体的形式。可是农村里的精英都走了。但要是让年轻人回乡，他们必须放弃城市工作，得在农村找到工作——说到底又应该先发展农村的经济。

或者从另外一条思路去看，在乡村做教育，像民国时期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施行平民教育。可是这又完全超出了欧宁等人的能力范围，“所以举步维艰，想法很难变成现实，碰到的问题很多。”

 

去国还乡的矛盾

在左靖主编的杂志书《碧山》里，有两期专题的名称为“去国还乡”，诗意地表达离开城市、回归故土。“乡愁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不是具体地理上的一个点，而是对过去东西的缅怀。”

“所以我把回归农村的点选在这里，没选自己家乡，因为那里现实残酷、民风剽悍，一直不喜欢我的家乡。”他说，“在我自己老家里找到的是深刻的、物理的，像脐带一样的那种关系。缅怀的是少年时代，或者具体的人，比如我妈妈。可是我经常在台湾找到故乡认同感，在这里也找到。”

有一次在台东，他没有戴头盔就骑电瓶车上路。半道上被两个警察拦下来查看驾照，要处以罚款，可当这个从大陆来的男人报出当地一位朋友的名字时，那两人立刻变了态度，原来大家都是邻里乡亲。欧宁对这种传统社会才存有的温暖人情感到非常亲切。而这，就是故乡。

在碧山，农村出生的他在与村民打交道方面没有什么障碍。但是越多交流，越令这位怀抱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两个群体之间存在的差异。欧宁等人希望的是还原传统乡土社会的宗族邻里关系，年轻人回乡做事，好好种地、好好保护自己的传统工艺。而当地人则希望搞活经济、招商引资，希望有钱人都来村里买老房子，这样他们就可以都搬去县城住楼房；或者把碧山变成另一个宏村、收取昂贵门票，他们单凭改造民宿、贩卖酱菜都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未来到底会怎样，欧宁抽着烟说，根本没想过。因为他和左靖的带动，当地的大祠堂即将被改建为书店，天井四周摆满的书架、二楼设有咖啡座；废旧油厂即将被整修为客栈。此类项目倒无意间符合了他与村民的共同期待，因为一方面继续做活动需要场地、书籍有益教育，另一方面游客会更喜欢这里。

左靖也正在修缮村里一处房屋，即将建立“碧山书院”。到时候整个《碧山》杂志书的编辑部会搬到这里，同时也会开始乡村教育的活动。“这里与其他旅游景点的最大不同是大部分都是原住民，”他对记者说，“希望村民自己可以把老房子利用起来，当客栈也好、当饭店也好，未来可以成为有着丰富公共文化生活的村落。”

采访当天晚上，村里贴了布告说有黄梅戏演出。八点钟大家纷纷举着手电筒穿过小巷去大礼堂看戏，简陋的情节和唱腔，台下几十观众却看得热情四溢。记者想到欧宁最后说出的话“碧山计划最终是会失败的”，反倒觉得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