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逼制造业转型 从富士康加薪开始

各地频频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山东等七省份试点最低工资与物价挂钩，中国进入最低工资调整年。

而“富士康加薪30％”的消息昨天再度引起各方关注。

有专家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中国已经进入工资增长通道，这将倒逼制造业从传统的人力成本优势转向注重品牌打造和技术改造。

另有两点问题同样值得关注：第一，化解当前个别企业的劳资矛盾，是否仅靠加工资就能奏效。

第二，对于当前数量众多的代工以及劳动密集型行业来说，结合这些企业的利润情况，他们到底还有多少加薪的幅度。

此外，富士康这次加薪是否会对同行造成竞争压力引起各方关注。根据比亚迪电子2009年财报计算，比亚迪电子去年的员工人均成本为2.74万元，比富士康国际低500元左右。

最低工资标准迎来调整年

今年以来，广东、山东、吉林、宁夏、湖北以及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天津、山西等省份已先后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称“人保部”）4月曾透露，今年还有20个省份预计将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多地上一次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大多在两年前即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在经历了去年以来的促增长之后，此次调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力度颇大。

但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12月全国总工会曾要求，3年之内各地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40%以上。事实上，这一比例远远没有达到。

工资过低已经成为各地劳资矛盾频发的主要原因之一。人保部副部长杨志明日前在全国劳动关系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当前着重解决的就是部分企业职工收入过低的问题。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否会给以劳动力成本低廉为优势的中国制造带来负面影响，比如会引起某些产业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并不赞成。他此前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明确表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可以给一些劳动密集、产品低端廉价、生产条件落后的企业以产业升级的压力和动力。

“我不认为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在短期内转移。沿海地区产业升级，与此同时产业转移、中西部地区产业承接，这三个方面衔接好的话，沿海地区产业结构改善、升级了，有能力去雇用工资高的工人，中西部也发展起来，这样劳动力就都留在了国内。”蔡昉说。

在收入分配改革呼声越来越高的背景下，5月份，全国人大财经委就收入分配结构问题在江西、甘肃、安徽等地进行了密集调研。调研的结论之一是建议减轻竞争性行业企业税负，腾出空间给员工增加工资。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也表示，考虑到有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确实利润空间较小，短期内转型升级的可能性不大，可以在其提高职工工资后，由政府通过减税等措施予以补助扶持。但总的来说，增加劳动者收入的大方向不应变。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程延园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提醒，当前更应该关注的是，不少企业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确定职工工资。最低工资标准只是对企业最低端的岗位支付工资水平规定的一个不得违反的下限，绝不是企业的工资执行标准。

或倒推《工资条例》出台

根据蔡昉的研究，中国或许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在此之后，必须增加工资才能够继续吸纳剩余劳动力。就此看来，此轮工资增长不是偶然，而是中国劳动力供应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

“只有这一点到来后，才可能给普通劳动者，非熟练工人涨工资，因此获益的是中低收入家庭。到了这个阶段，随着用工矛盾的缓解，就逆转了过去的趋势，收入分配状况会从初次分配的层面上得到改善。”蔡昉表示。

不仅如此，劳动力供应的变化也使得劳动者拥有了更强的议价能力。

蔡昉分析，在进入“刘易斯拐点”之前，工会的作用不容易发挥，工资往往由一种纯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穿过这一拐点之后，工资则是由市场、劳动力市场、制度设计等决定，包括工会的作用、最低工资的制约、法律的约束。

从这个角度来讲，目前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的频频增长或将倒推《工资条例》的出台。两年前就开始调研起草的《工资条例》难产多时，而原因之一就是集体协商制度如何推进存在难点，包括谈判主体缺位、工会作用受限等。

“高工资不一定就意味着高效率”

美国汽车大王福特一百年前对工资问题有过经典的论述：“再没有比工资更重要的问题了，因为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是靠工资生活的，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繁荣。”

“我们更需要思索的是当前如何能令劳资关系更加融洽地发展。”东莞一家电子厂的老板刘明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近来，广东个别城市先后发生劳资风波。这引起了业内关于新形势下劳资关系的探讨。

在刘明的工厂里，目前已经有400多名员工，按照不同员工的技术等级提供不同的工资待遇。他认为自己厂里的工资水平并不低。

事实上，自5月初，多省份纷纷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幅度平均超过一成，广东也在5月1日开始执行了上调后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后全省最低工资标准水平平均提高21.1％，其中执行最高的一类标准的广州由原来的860元/月提升至1100元/月，涨幅高达27.9%。

对于近期个别企业发生的劳资矛盾是否会形成对广州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倒逼机制，刘明认为，事实上很多企业每年都有一定的工资上涨计划，但要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并不是说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就一定是工资或是劳资双方的问题，很多是企业在管理上出现疏忽，本来很多矛盾是可以化解的，但却没有，使得矛盾越积越多，最后给双方都带来伤害。”

同样是东莞的企业，东莞一家鞋企老板王伟告诉记者，以前珠三角出口形势好的时候，工厂确实实行过高工资，但发现高工资不一定就意味着高效率。

“我们目前需要的是提升效率，所以正在酝酿实行‘奖金制’，也就是工人的效率越高，他的工资也就越高，从而提高他们的积极性。”王伟说。

无论如何，工资标准始终是当前劳资关系中重要的一环，尤其是普通城镇职工与进城务工人员对工资更为依赖。

广州市总工会副巡视员卫宝铭强调，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肯定会造成成本的增加，但企业用高一点的工资去招人，必然能招到符合更高工资的人员，反过来也促进了企业生产效益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