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皇帝宠臣的生涯揭秘

史景迁说，他对人的内心世界总是充满好奇，也许因为这一点，他的史学作品拥有为数众多的读者。《曹寅与康熙》脱胎于他的博士论文，而曹寅这位康熙身边的汉人宠臣，正是他感兴趣的第一个人，“我幻想如果我是曹寅，要和康熙这样的人在一起做事情，那是什么感觉。”这种由人物“内部”出发构建文本的方式，对于中文读者是极新鲜的，同时，史景迁对优雅文字的追求，又给与读者一种阅读上的美感。

《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帝宠臣的生涯揭秘》

史景迁 著 温洽溢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

“南巡”是来自《曹寅与康熙》一书第二章的内容。康熙六度南巡，曹寅曾以江南织造的身份，接驾了后四次。他似乎很善于讨皇帝的欢心，并在随后的岁月里获得相应回报。曹家在曹寅的时代达致鼎盛，经曹頫至曹雪芹，家道败落，史景迁认为，《红楼梦》文学意象的背后，正是曹寅真实的官宦生活和流金岁月。譬如，曹寅日记关于1705年那次南巡的记载，就很容易在《红楼梦》的刻画中获得回应。

我们看多了以满清皇帝南巡为题的戏说，几乎都基于不可靠的想象；读史景迁的作品，能够看到，基于历史事实本身营造的作品，也可以那么生动，并且能真实地照见其背后的社会现实和制度设计。

史景迁对于细节的挖掘与描写，有着极其引人入胜的力量。这些细节不是孤立的，就像他在《曹寅与康熙》一书的序言中说，重点不是曹寅在某一天去了哪里，某个时刻的心情如何，重要的是，他的一生很合逻辑，他所依托的行政流程是可分析的。

在他后来的创作中，这种基于史实的想象被推到极致：在《康熙》一书中，史景迁以第一人称，展现康熙的喜怒哀乐；而在《王氏之死》中，他由寥寥十几页资料和《聊斋志异》，书写了妇人王氏死前的唯美一梦，与之后她的凄惨被杀形成对照。他本人在美国史学界德高望重，但这种创作方式也受到一定质疑，论者以为他善说故事，却无体系。

史景迁的13部作品，近年集成作品集，已由理想国校译重出。读者若感兴趣，完全可以循《曹寅与康熙》，进入康熙雍正的心灵世界，以及中西交流的宏大世界中。

 

部分图书正文赏析：

康熙皇帝六次南巡

在正史里，南巡主要是为了检阅河工，史书写的大多是河道整治的争议与谕令。省级官员定期觐见皇帝，而皇帝则是兴致勃勃地与官员或当地文人交谈。寻常百姓只会出现在“欢声雷动”或恳请皇帝留驾的画面中。不过，十七世纪的洋人是不会看到南巡的行政管理面向的，而把焦点放在皇帝爱民的一面。对洋人来说，南巡是要让皇帝能亲自与穷苦百姓交谈，听取冤情，惩治贪官污吏，伸张正义。在叙述康熙南巡时，一定要兼顾这两个面向。皇帝的日常政务势必大多只和文武百官接触，南巡让皇帝有机会亲自考核官员；我们在后面也会看到，皇帝有时的确接见了百姓。

第一次南巡其实是在1681年，彼时三藩之乱刚平定，康熙巡视全国各地。如同后来一名汉人笔记作家所说的，1662年，国事蜩螗，皇帝幽居深宫不出，待天下安宁，他便四处巡视。1683年，皇帝与皇太后巡视山西，这是康熙的第一次西巡。 1684年，皇帝接着北巡，9月9日返京。然后便宣布东巡，所以康熙这时很可能正在计划巡视四方，但光是巡视山东，大概意义不大，所以就将之纳入南巡之中，而不称为东巡了。1684年开始南巡之前，下了多道谕令，严禁趁机滥权。沿途供用预先储备，户部备妥草秣，工部贮藏木炭，光禄寺负责必要食材。

严禁沿途官吏借名摊派，所有供用事先精算，以时价购买。而随行扈从规定如下：陪同皇帝的有亲王和皇族、侍从、侍卫、军械士、上驷院与銮舆卫人员、京城八旗兵丁；跟随在后的有衙门侍从官，从内阁大学士、翰林院、各部尚书、各司郎中、监督、御医、起居注官员遴选九十人，再由小吏、杂役轮流陪同这九十人。总人数必定上千，而曹寅很可能列名其中。

皇帝所到之处想必有官员和百姓群集。根据1675年的规定，皇帝凡有出游，百里内的官员都须前来迎驾；若有违者，初犯罚一年俸禄，再犯贬降两级并调职。 1684年，鸿胪寺官员遵守律令，先行骑马指挥百里内的官员，召集当地乡绅和士民，跪迎皇帝驾到与离开。武将与兵丁亦同。

1684年11月5日，皇帝与扈从离京，循陆路南行，途经永清县、任丘县、献县，11月10日渡阜城县大运河。翌日，山东省德州官员跪迎皇帝圣驾。接着皇帝登泰山，在山顶的寺庙题字。官员以1684年乃大吉之甲子年，奏请康熙以此年为新纪元之始，结果为康熙所拒。康熙继续南行，过新泰县和沂州，11月24日抵宿迁县大运河。隔日，康熙在桃源县登船顺大运河而下，过长江于12月2日抵达苏州。12月7至9日，康熙驻跸江宁，并自江宁循水路回桃园县，再走陆路返德州，然后再依原路线返京，而于1685年1月3日，历经六十天的行旅回到宫中。

康熙这趟南巡无疑是要衡量这些重要省份对满人统治的态度，所以审慎安排巡行路线。譬如，康熙南巡便绕过1645年清兵屠城的扬州，他也没前往经历惨烈战况的杭州，明朝遗民冒襄（此时仍健在）曾在此亲眼目睹满门仆役全遭杀害，家产被洗劫一空。南京曾是明朝的国都，与前明有深厚的渊源，如今则是明朝遗民抗清重镇，康熙很注意当地百姓的感受。12月7日，康熙先是遣内阁大臣至明太祖陵致祭，后来又决定亲谒明陵。江宁知府于成龙因治绩卓著而特受褒扬；此举既有助于抬高南京的地位，也因于成龙是旗人，而提振了满人治理的威望。皇帝还特别提到自己在学汉语，并告诉名士高士奇，他自八岁登基，但是读经不辍，至今每晚仍必读《史记》到深夜方休。康熙到了江宁城外的句容县，还停下队伍，询问当地知县庄稼收成的情形，并敦勉知县要爱民如子。这类的垂询建构出圣君的形象；这件事在民间传开，变成皇帝快马驰入知县衙门，突然缓辔勒马，垂询民间疾苦。22皇帝甚至称许当地舟船的精致。康熙虽然刻意要营造受爱戴的形象，仍然处处小心和务实，与鞑靼将军驻跸在江宁防备森严的满城内。只有在后来的巡视，康熙才冒险进江宁城，驻跸在织造衙门。

在某种意义上，第一次南巡是康熙的一种远行巡察，他虽然关注河工，不过一直到1689年第二次南巡才严肃面对这个问题。康熙在第二次南巡出发前，下了一道谕令，他决意顺应民情，亲自督察河工。他一再重申，南巡花销不得额外向百姓征税，所有供用都须依市价事先备齐，地方官员不许馈赠随行扈从。每次巡行都会反复下达类似的谕令，说明了百姓深受地方官员骚扰。官员深恐自己不能给皇帝好印象，扰民之举被告发反而是次要的。

1689年1月28日，康熙在皇长子胤禔与于成龙（1684年深获赏识，当时署理直隶巡抚）陪同下，循陆路南行抵宿迁县，这是黄河与大运河汇合的枢纽。在此，康熙开始认真督导河工；根据《实录》（康熙朝）的记载，他“下马，坐堤上，出河图，指示诸臣”，皇帝的做法非比寻常，《实录》（康熙朝）的措辞也异乎寻常。之后针对河工进行漫长的讨论，康熙便乘船巡视清河县，

继而顺大运河而下，过长江，两天后至苏州，2月28日抵达大运河的终点—杭州。

康熙本想继续南行视察河工，不过到了杭州东南方数里处的萧山县时接获奏报，水位太浅，舟船无法通行，而陆路也极为难行。不论奏报是否属实，或是官员惟恐皇帝知情太多而捏造的，康熙接受奏报的说法，在杭州多待了两天，然后启程北行。3月16日到21日停留江宁，3月23日到24日，驻跸扬州。然后即刻循大运河北上，仅花两天检阅河工，4月7日即抵达天津，因为这天是康熙寿诞，皇太子胤礽率诸皇子、满朝文武出京迎接，护送皇帝回宫。第二次南巡总计花了七十天的时间。

这次南巡显然比第一次更加不正式。上回的扈从阵仗庞大，这次南巡则缩至三百人，仪仗亦较少，但非官式的迎接则较少受限。街头七彩旗飘扬，夜晚点亮各色灯笼。第一次出现了百姓群集行宫，恳请皇帝留驾的景象；后来留驾成了惯例。皇帝巡视虽然确实会扰民，但在1689年这次，百姓或许是真心恳请皇帝留驾。1684年，皇帝展现出严肃学士之姿，而这回则凝视早春盛开的曼妙梅树，以手轻触，流露出对美之敏锐感受的面貌。税赋减免，轻罪获赦免。

就连商贾也大受鼓舞，因为皇帝通过漕关时得知商贾付清税款后仍被扣留；皇帝谕令商贾付清税款即应放行。

第三次南巡是在1699年，阵仗庞杂，康熙不仅有皇太后陪同，还有至少七位皇子随行：皇长子、皇三子、皇五子、皇七子、皇八子、皇十三子以及皇十四子。康熙一行人于3月4日起驾离京，但队伍移动缓慢，康熙因而前行前往视察河工，3月31日再与家人会合，陪皇太后过黄河。然后，皇帝再次独自行动，乘小舟仔细视察堤防，再回头继续悠闲的行程（这次巡视过后，康熙针对河道应维持之水位，下了详细的指示）。南巡队伍驻留苏州六天，在杭州、江宁各待了七天，然后仍是缓缓北归，于6月14日抵达北京，这趟南巡总计花了一百零二天。

康熙这趟南巡，对自己的满人身份安心了许多，他不再引经据典，也不用故示美学素养。康熙这趟巡行的主要形象是善骑射的勇士。先前几趟的巡行，康熙已牛刀小试箭术，几次亲自弯弓射箭，但在1699年这一次，他首度展现骑射之术，意在给武将看看，但显然也让文官十分叹服。4月26日，皇帝抵达杭州，领着皇子与箭法最精的侍卫骑马射箭。康熙一箭就命中目标，然后挑战难度更高的练习：他松开缰绳骑马瞄准靶子，正当准备射箭时，坐骑突然受惊向左扭。康熙改变握弓，将箭射出，命中靶子。《实录》（康熙朝）在描述这段插曲时，很不同于一般仅一笔带过“上初骑射中的”，显示康熙的表现令人侧目。皇帝这次显然是有意露一手，而他化险为夷，更赢得美名。

也有证据显示，1699年这次南巡，皇帝曾丢下随扈，几乎是独自与百姓交谈。4月30日和5月1日，皇帝驻跸苏州，5月5日到望亭。但是2、3、4日这三天的时间，《实录》（康熙朝）完全没有任何记载，甚至连日期也没有提到。这块脱漏只有笔记来补，上头提到5月2日康熙离开苏州，遇见几个渔夫，亲自钓了几条鱼，独自与巡抚宋荦上了两艘木舟。上岸后，两人与乡民话家常，聊到庄稼与当地的困难，康熙说道：“凡事必亲见也。”这段情节或许纯属虚构，是以圣君形象塑造出来的，但这位笔记作家利用正史的空白，以支持他皇帝微服出巡的说法。但这段空白也可解释为没有起居注官在场，而朝廷史官也乐于忽略皇帝在没有官僚在场的情形与民亲善的例子，而笔记作家则抓住这点大做文章。

1702年，皇帝四度南巡，在11月14日偕同胤礽（太子）、胤禛（日后的雍正皇帝）、胤祥（皇十三子）离开京城。当一行人抵达大运河畔的德州时，太子身染重病。康熙留在此地，等太子康复，以写字、射箭打发时间，处理政务。太子病了半月余，复原之后，康熙决定中止南巡返京。康熙显然乐于扮演慈父的角色；就如他写给耐心候驾的李煦所写的朱批：“不意皇太子偶感风寒，病势甚危，幸而朕留心多方调整，以致痊愈。”

第四次未竟的南巡于次年完成，3月3日，皇帝与上回随行的三位皇子离开京城，匆匆巡视，前后只花了五十八天，走陆路往桃园县，之后经水路抵扬州、苏州、杭州、江宁，然后折返天津。这趟巡视除了几件小事之外，并无留下任何记载，例如：皇帝派侍卫到一个穷村灭火；针对河工下达了几则简短谕旨；送了几名女子给高丽国王当妃嫔。《实录》（康熙朝）里对这次南巡草草几笔带过，或许是日后登基为雍正的皇四子在场的缘故；雍正出于后世所未知的原因，后来有可能把这趟南巡与他接触官员的相关内容予以删去，只留下大略。

最后两次南巡是在1705、1707年，两次都很悠闲，分别花了一百零八天、一百一十七天。康熙这两次南巡都走水路，循大运河和南方河道，因为他认为走水路最经济。前四次南巡留下了巡视路线与停留地点可遵循，看来康熙也无意更新。他召见地方官员，视察堤防、讨论地方状况，谘诹归隐名士，减税赦罪，操演骑射，加开科考，犒赏扈从与在地驻军，若有百姓祈请，则照例留驾一天，而百姓几乎总会祈请留驾。仁君的形象容易深入读者心里，所以值得稍加叙述一件事，呈现康熙的另一面。

话说1707年3月23日，皇帝视察河工，邻黄河与大运河的几处湖，水位较高，河道总督张鹏翮建议以开凿之法来降低水位。康熙不满意，视察之后谕令所有扈从、随行文武官员、地方各级官员，以及张鹏翮和其治河下属，跪在行宫之前。康熙问张鹏翮，开河是何根据。张鹏翮并未直接答复，而是说：“吾皇爱民如子，不惜百万币金拯救群生，黎民皆颂圣恩。”康熙一听到话，更是责骂张鹏翮，提醒他援笔虚幻与操持实务大不相同，最后说道：“河工系尔等专责，此事不留心，何事方留心乎？”张鹏翮无言以对，伏拜在地。

两天后，康熙又再度斥责，谕令所有官员列队跪在岸边，听他自舟上训诫。康熙又再次责备张鹏翮无能，要他说出个道理来：“今大小臣工，齐集于此，有何说，可于众人前直陈。”张鹏翮摘去顶戴，祈请皇帝降罪。康熙还是不肯饶过张鹏翮，继续滔滔不绝，讥讽他会说漂亮话，然后提出他自己的解决办法。最后，康熙说道：“着张鹏翮率领在河能员，确看，定议具奏。”根据《实录》（康熙朝）记载，曹寅当时也在场；这件事一定是个有用的提醒，康熙要的是精准的信息。

南巡显然是康熙个人治术的一环；就跟包衣与奏折的作用一样，南巡让康熙既能监控，又能绕过常规的官僚体系。不过，南巡既费时又累人。1707年最后一次南巡后，皇帝回程速度极为缓慢，频频停下来休息。当时康熙已届五十三岁，显然难耐南方的酷暑；

或许正因为康熙已意识到自己无法再亲自南巡，才让曹寅从1708年之后上呈密折（后面将会详述）。所以，从可信的管道取得信息就变得愈来愈有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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