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孩子靠管教还是靠奖励？

“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说法似乎正在远去，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投向“鼓励”与“宽容”，强调“与孩子做朋友”。就像美国耶鲁大学儿童研究中心心理学家维吉尼亚·希勒所提倡的那样：“积极正面的鼓励才能形成良好的习惯。”

 

5月23日，在复旦大学参加“上海论坛”的希勒，进行了主题为“奖励出好孩子”的演讲。希勒的丈夫、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希勒也参与了对谈。讲起“育儿经”，这位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显然没有妻子在行，他说：“忙于工作，将很多教育孩子的事情交给了妻子。而且，在遇到妻子之前，我非常保守，甚至羞于咨询任何心理医生。”

这对学者夫妇身体力行的示范，对于孩子至关重要，但希勒认为，自己的教育也是不可或缺的。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她说：“父母的榜样作用和教育方式永远是需要相互配合的。”

谈起美国父母的压力，希勒的话也许能够激起在场父母的共鸣。“学业给孩子带来的压力也常常会转嫁到美国父母的身上，令他们非常焦虑。孩子是不是优等生？是不是在学业上有所成就，是两个国家的家长都看重的事情。”但她也承认，根据自己在美国的所见所闻，在美国的亚洲移民家庭中，中国家长常常表现出更大的压力。希勒开出的方子是：奖励。在她看来，奖励是培养孩子内在动力，并让孩子养成良好习惯的重要方式。实际上，维吉尼亚的大儿子小时候生性好动而不愿学习，小儿子则在学习读写方面有严重困难。这位临床心理学家正是通过侧重奖励的教育方式，帮助两个孩子分别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和沃顿商学院学习。

“我并不认为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学业上将使孩子成年后更有成就，也不能使他们变得更有学习和成功的欲望。调查也发现，太多的压力会适得其反。在童年给孩子一些自由的时间玩耍、想象、思考，或者发掘个人的兴趣，对于他们的智能和情感的发展来说非常重要。”希勒说。

教育学者尹建莉常年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她的专作《好妈妈胜过好老师》成为指导许多家长教育孩子的行动手册。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她常常提到的一句话是：“不管”是最好的“管”。这句话包含着尹建莉对“规则”与“自由”的辩证解读：“越是自由的孩子其实越懂得规矩，越是被管得严的孩子越没有自控能力。”在她看来，耳提面命反而扼杀了孩子的行动力和判断力。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家长辛辛苦苦却教育效果不佳的原因。

尹建莉是“快乐教育”的坚决支持者，她常常在自己的博客上与孩子家长探讨教育问题，并劝告家长和老师尊重孩子的天性，给孩子更多的自由发展空间。她认为，儿童教育是一项没有标准答案的工作。除了“因材施教”外，掌握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引导孩子才能达到好的效果。在分析具体问题的时候，她也常常劝告家长们去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而不是先责怪孩子。

尹建莉与希勒都强调对孩子的“尊重”。只是，这样的快乐教育是否会让孩子走向另一种行为失范？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发展心理学家邓赐平认为，教育中无法回避“惩罚”，只是，“惩罚”可以制止一种行为的发生，却无法让孩子对做一件事情形成长期的动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注重个性”、“尊重儿童”逐渐被大多数人接受。但无论教育的理论与方法如何变迁，就像尹建莉所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时代的社会教育是完美的。”被大多数人所认同的教育理念也需要不断地加以反思和修正。

希勒：精神或社交活动上的奖励更重要

维吉尼亚·M.希勒 耶鲁大学儿童研究中心讲师

希勒夫妇的大儿子小时候生性好动而不愿学习，小儿子则在学习读写方面有严重困难。但这两个孩子后来分别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和沃顿商学院学习。

20多年前，当希勒的孩子尚处于学龄前，她把“欢迎来到动物园”贴纸贴在儿子床头的墙上，并每晚加上一种动物种类作为奖励。儿子迷恋动物，开始坚持每天睡前刷牙，以保证床头的动物贴纸越积越多。

在养育两个孩子的过程中，作为心理学专家的希勒制定了许多奖励方案和图表。“欢迎来到动物园”就是其中之一。

《奖励出好孩子》这本融合希勒研究工作和家庭教育实践经验的书籍，“提供了20套图表，用以帮助家长制定奖励计划，教3～12岁孩子的家长如何与孩子对话。写这本书时的兴奋感也帮助我们在面对养育子女的艰辛和挑战时保持乐观的心态。”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希勒说。

演讲中，希勒援引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心理学家鲍姆的理论，指出三个类型的家长以及相应家教下的三种孩子。三种家长分别是：权威式、专制式以及纵容式。其中，权威型被认为是最合理的教育方式。权威式家长懂得“恰当要求、恰当反应”。“他们不但对孩子能有合理的要求，对孩子的行为也总是做出适当的限制，会为孩子设立一定的行为目标，并坚持要求孩子服从并达到这些目标；同时积极地关切孩子的情绪和行为反应，以便及时调整。”希勒说道。权威型家长教育的孩子通常独立、社交成功，并且尊重权威。而专制型家长教育出来的孩子则表现为“不善社交、缺乏自信”。纵容型家长的教育则会让孩子变得“冲动、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但相对而言更有安全感”。

希勒对孩子的教育注重“奖励”，这种方式的理论依据来源于斯金纳的强化理论。她希望通过奖励孩子以养成他们良好的行为习惯，同时，她的奖励也并不是单纯的物质奖励，而是更多的语言沟通。希勒提倡最小程度地使用物质奖励，而代之以精神或是社交活动上的奖励来敦促孩子纠正自己的行为。不过，虽然希勒认为奖励能够使孩子获得更好的行为规范，但一段时间之内也只能用以达成1到2个目标。并且，她也强调，“奖励”不同于“贿赂”，需要家长在实施时有一个长远的考虑，把握适当的时机，掌握适当的方式。希勒列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孩子进入超市以后大喊大叫，这时候家长如果用巧克力来制止孩子喊叫，就类似于一种“贿赂”，对孩子的行为习惯养成并没有好处。希勒认为，正确的方法是：“在孩子进入超市之前就定下奖励规则”。

“虎妈”也变了

第一财经日报：“虎妈”蔡美儿为《奖励出好孩子》撰写了推荐，但她的教育理念与你似乎完全不一样。她以严苛为主的教育方式培养出了看似比较成功的女儿，对此，你怎么看？

希勒：实际上，蔡美儿告诉我，她的教育方式只在美国行得通，在中国可能就会面临一些问题。因为中国的孩子面临的社会压力已经太大了，相比之下，美国儿童并不那么累，所以她要给女儿施加压力。现在，她听从了我的劝告，更在乎女儿的感受了。事实上，每一位家长都处于我提到的三种类型家长的中间地带，没有非常绝对地归于某一种类型。在这个问题上，尽可能多从孩子的角度出发，考虑他们的感受才是关键。

日报：对于非常顽劣的孩子或是行为异常的孩子来说，“奖励”依然是有用的吗？

希勒：奖励依然有效。当孩子行为异常的时候，家长必须搞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找出他们异常的根源并鼓励孩子纠正自己的行为，而不是责骂孩子。尤其是，不能对孩子这样说话：“你真是一个讨厌的孩子”，或者“你真是太可恶了”。应该就事论事地说明他哪一件事做得不对，告诉他应该如何做。我认为，人的行为不是依靠威胁或是指责能够改善的，你要首先善于观察和倾听，搞清楚他们在想什么。之后，再加以奖励，而不是单纯依靠物质奖励来强化某一种行为。

日报：你讲了很多关于奖励的原则，又是如何看待惩罚的？

希勒：如果总是惩罚孩子，他们会非常生气，他们在学校学习也不会努力。惩罚只在孩子做出一些疯狂和出格的事情时有效。所以，一点点惩罚是可以的，但如果你希望长久地矫正孩子的一项行为，惩罚并没有什么效果。

由兴趣发展自信

日报：你如何培养孩子在学习和工作上的长久的内在动力呢？

希勒：一种是顺应孩子的兴趣。比如我的儿子，他有读写障碍，但他在动物和自然上非常有兴趣，孜孜不倦地研究它们。现在，他已经快要拿到哲学博士学位了。他依然对自己掌握那么多关于动物的知识而感到骄傲。我觉得让孩子自由发展兴趣可以让他们获得足够的自信，然后，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这种自信会从一个领域带到另一个领域。这时候，他们就可以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家。

日报：中国人常常会将“学习”和“压力”联系在一起。当孩子认为学习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时，你认为应该如何劝导？

希勒：我会告诉他们：“我看到你学习非常努力了。我也希望你能够有时间休息、玩耍。”告诉他们你了解他们的苦闷并表示同情。千万不要对孩子说：“你那么懒惰”或是“你不如别人家的孩子”。这会让孩子感到失望，渐而会加重他们的挫败感，让他们更不愿意学习。

日报：你的两个儿子都进入了常春藤学校，但你有没有考虑过，你们这对学者夫妇提供的榜样力量也许是更为关键的？你是否认同“身教”重于“言传”？

希勒：我们的孩子都读了博士，从事学术工作，在志向这一点上，我认为确实是我们的示范作用，并为他们提供了实际的帮助。但是，就他们的学习成绩和性格发育的优秀程度而言，我觉得是我的教育方式起到了更为主要的作用。事实上，我看到周围很多优秀学者的子女学习成绩并不好，而且品行不端。所以，“示范”和“教育”两者不可偏废。

邓赐平：不应狭义理解鼓励和惩罚

邓赐平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

第一财经日报：奖励与惩罚的效果有何差异？

邓赐平：从儿童心理角度来说，他们一定更希望得到鼓励。但鼓励的方式又是千差万别的。用鼓励的方式去塑造孩子的行为，要注意个体差异和每一个阶段心理状况都是不同的。鼓励的内涵非常丰富，有时候成人用的激将法、打赌，底子里也是一种鼓励。我们不能将鼓励视为一种目的，而是一种手段。

传统的教育方式比较严厉、注重服从。但这也不能说这种教育方式是完全错误的。它也达到了某些特别的目标。但现在来看，“严要求”实际上做法上可以更加灵活，效果也会更加好。

希勒所提倡的鼓励一定是对的，我们的孩子一定有一些很好的倾向、动机，现有的环境可能会对孩子的自我发展带来一定的阻碍，这就需要我们去诱导孩子。但鼓励也不是灵丹妙药。孩子成长过程中可能出现一些严重的不良行为，这时候就需要加以制止和惩罚。推到极端，社会需要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来制止青少年犯罪。

日报：我们的心理学学者总是提倡以“鼓励”为主，但真正工作在教学一线的教师和家长恐怕很难回避“惩罚”这个词。有的小学老师甚至认为，有很多儿童都不得不依靠严厉的管束。

邓赐平：与鼓励一样，惩罚本身并不是一个单一化的概念，不同场合会有不同的做法。我们没有必要去刻意回避惩罚这个词。我想，有时候“惩罚”只是教师下意识的习惯，但从长远来看不是一个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一个孩子在冲动状态下去做一件事情，老师的第一反应一定是强力制止。这种方式在当时是有效的，老师也会认为这种强制方式比任何方式都有效。但长远来看却不是如此。我们“不让孩子做什么”可以用惩罚，但要“让孩子做什么”还需要用奖励来引导。“奖励”从长远来看是更有效的引导方式，能够规范孩子的行为习惯。

日报：学理上强调“正向激励”，但实际操作中却与之有差距，家长和老师都在长期实践中有自己的总结。这是不是意味着儿童教育理论与实际操作有分裂？

邓赐平：“鼓励”和“惩罚”都不应该作狭义的理解。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时候，也会看到学理上的做法和“世俗”做法有很大的差异。这其实是对一个概念理解不同导致的。从我们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在将一个好的理论和方式推广到教学一线时，总是会澄清某一个概念“包含什么”以及“不包含什么”。或者说，要“回避什么”。

许多家长错把控制当教育

尹建莉 教育学者、作家、《好妈妈胜过好老师》作者

第一财经日报：国内教育界目前有没有一个主流的方法论体系？

尹建莉：教育学本质上是一门哲学，大体已形成了一些比较恒定的价值观。比如对待儿童要平等，要尊重。还比如，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儿童的智力和情感两方面，为社会培养合格的公民，没有人会公然说儿童不懂事，不用对他们好，也不用对他进行智力启蒙。所谓教育价值观，其实就是我们整个人生观的一部分，古今中外没有太大差异。教育学从来不是独立于生活的一门干巴巴的学问，它也不神秘，说白了就是：我们如何对待儿童。

当然，教育学不是自然科学，不可能形成非常统一而确定的观点，哪怕是同一位教育家的观点，由不同的人来解读，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有的甚至会相反。我只能说，在教育上，大目标都一样，在如何追寻目标的问题上，有分歧，这些分歧形成了不同的教育观点。比如大家都想培养出智力和情感出色的孩子，有的人主张严厉，有的人主张宽容。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和现代西方教育思想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是没有像西方教育理论那样形成宏大的理论陈述。所以人们很容易把民间一些糟粕的东西当作“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来说事，这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形象有所损害。东西方教育其实各有千秋，尤其在当代全球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融合越来越多，差异越来越小。各国政体不同，影响到学校的治理不同。但就观念来说，以后可能很难说中国教育观念如何，美国教育观念如何，而应该说儿童教育如何。

日报：儿童教育研究以案例研究为主，各种取向会不会成为一种非常相对的问题，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尹建莉：这个问题本身已包含了对“案例研究”价值的贬低。事实上这种贬低非常普遍，很有代表性。

中外学术界一直有一种畸形的审美心理，学术著作不写得云山雾罩、佶屈聱牙、晦涩难懂似乎就不深刻；写得通俗易懂似乎就不够“专业”。这种认识让本该指导生活的学问离生活越来越远，越来越成为没用的东西。理论这种从一般生活中抽取出的东西，反而高于了生活，远离了生活。其实个案是比理论更强大的说明体，每个典型案例都包含着深厚的理论内涵。

理论不是比个案大，而是比个案小，它无法反映差异化的东西。从个案上看不到学问的人，他也不可能真正懂得理论。犹如从不研究个体病例的医生，他不可能真正懂医学理论。

日报：这样的话，一切是否又回到了孔子所说的因材施教？

尹建莉：所谓因此施教，就是给爱吃土豆的人吃土豆，爱吃萝卜的人吃萝卜；或者说是给太瘦的人吃点高热量食物，给太胖的人吃些低热量的。背后统一的教育价值观就是，研究个体，尊重个体，以变通来应对一切。所以一切问题都要放到具体的情境下来说。有的人说，你的孩子不用打，我的孩子就得打，他把这当作因材施教，这就是非常可笑的逻辑，因为大前提就错了，“打”已包含了不尊重，不理解，不宽容。这就像有人说你的孩子可爱，应该吃糖；我的孩子淘气，应该吃沙子。大前提不对，一切理由都站不住脚。

日报：你曾经提出过“不管”是最好的“管”，但孩子日常生活中的细节问题如何得到纠正？

尹建莉：无数的细节有无数的办法，但背后的原理原则是一样的。这个问题必须放到具体的事件当中来说。我在这里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自由和规则一点都不矛盾，越自由的孩子越懂规则。越受限制多的孩子，越没有自控力。而人们常常陷入的误区就是错把控制当教育，把严厉管制当规范训练，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家长辛辛苦苦地培养了一个不成器的孩子的原因。

日报：你一直提倡宽松教育，培养出了优秀的女儿；但很多严格教育下的孩子也会变得非常优秀，最近的例子是虎妈，你有没有探究过为什么？

尹建莉：什么教育是成功的，什么是不成功的，这很难有标准。虎妈家庭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谁也没见过，可以肯定的是，假如她的孩子很优秀，她在家庭中的所为一定不是书中写的那样；假如她真是按书中写的那样来对待女儿，她的孩子心理会很分裂，目前取得再多世俗意义上的成功，都不会是一个身心和谐的人，即使上了哈佛做了博士，也不值得羡慕。

我在这里只评价书中呈现的虎妈，她身上充满了社会底层的奋斗精神，持有小市民文化价值观，所以她也只能迎合一部分人的胃口，她的教育思想绝不可能在历史中有立足之地，她的方法只能坑一些糊涂家长，对社会无任何正面价值。

日报：儿童教育的问题可能不是家长方式的问题，有时候社会环境、升学压力使得家长不得不（即便他们知道自己的做法并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剥夺孩子一部分玩耍、发展兴趣的时间。其实，这也与我们社会对成功的评判标准有关，只要家长还指望孩子“成功”，这种矛盾就破解不了。对此，你是怎么看待的？

尹建莉：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时代的社会教育是完美的，如果时代或社会错了，家长就该跟着也去犯错吗？把每个个体儿童的问题推给社会，这反映的是家长自身的脆弱，是推卸责任的做法。如果说中国教育环境不好，美国好，美国没有问题儿童吗？中国没有优秀学生吗？家庭永远是孩子的第一且最重要的教育场所，它的决定性作用永远是无可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