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名化”的普遍化

20世纪著名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研究某教派的教徒时，发现了一个现象，即社会中的某一群体习惯于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他称之为“污名化”（stigmatization）。

“污名化”源于对某一群体的某一特征，进行偏负面的抽象处理，而遮蔽他们的其余特征。久而久之，这种“标签”就变成了该群体的对应物。历史上最典型的“污名化”包括“黄祸论”，以及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概括。

现代化是一个世俗化、民主化的进程，人人平等乃是其基本价值。但我们看到，“污名化”并未消失，反而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比如，艾滋病患者往往被无情地贴上“不道德”、“越轨”、“肮脏”的标签，这种概念的日益凝固，导致艾滋病患者成为“异类的群体”，被社会所排斥；精神疾病患者也常常被“污名化”，被当成“不定时的炸弹”或“职场的瑕疵品”；农民工群体的“污名化”，在于他们总被当成不文明、不礼貌的族群，他们的孩子在求学时也常被看作“差生”。

在网络喧哗的背景下，官员、富豪、明星、医生、警察、城管等等，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种二代们，也被标签化和“污名化”。例如，一个贪官被抓，跟帖仿佛狂欢，而且总是假定“凡官必贪”。甚至一些城市，由于一些负面事件或问题的发生，也逐渐被“污名化”。

越来越多的“污名”，以及看待和理解事物的“污名化”方式的流行，对整个社会以及各种人群、各个地方的关系，都是杀伤力巨大的。“污名化”扭曲了正常的思维结构，似乎要对所有正面形象进行解构和破坏。不错，我们身边有不少难以让人愉快、难以一致化的现象，但是对这些现象的理解，并不必然只能走向“污名化”。当我们用“污名”构造和编排身边的环境时，它可能真的会越来越污。

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而“污名化”恰恰是对社会正常化运行的偏离。可能很多人是无意识的，但这种“集体无意识”同样埋藏着深深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