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会回家，因为我爱我的孩子们

三十年的时间，我一天也没缺过工。哪怕生了病，我都要去上班。工作就好比我的解药。它让我忘记烦恼。我喜欢我的工作。我喜欢走路，喜欢跟市场里的摊贩说话。我在他们那里买了这么多年的水果、蔬菜、奶酪、黄油和肉，非常了解他们。我挑最好的东西买，就那么简单。大家应该会买东西，因为每种水果都有自己的季节，对不对?你就说西瓜吧。这个季节成熟，我就会买。早上市的瓜都不好。那是从不同的地方运过来的，莫雷洛斯、米却肯、科塔萨都有。瓜纳华托的瓜非常好，杜兰戈那种黄色的瓜也很好。橘子也是，可能来自全国各地。蔬菜同样如此。阿特里斯克和锡捞出产的鳄梨最好吃，可大都运到了美国。西红柿也一样。这些水果啊，只有多看才会认会买。

我每天要给餐馆买六百比索的菜品。他们一早就把钱给我，我每买一样都付现钱。没有账单，也没有收据。我自己计数，每天都要上交清单。

我每天七点钟去餐馆打开大铁门。然后在里间干一会儿活，吃点早餐，在九点半的时候去市场。有两个小伙子做我的帮手，把买到的东西搬回餐馆。我在一点半的样子回来，总有忘记了要买的东西，于是我又要往市场跑。我在三点钟的时候回到餐馆，吃过午饭，在四点钟的时候回去照看我的猪仔，卖我自己的彩票，然后去看我的女儿玛塔和她的几个孩子。

餐馆的同事觉得我很好，很欣赏我，因为我是那里最老的员工。我们会开开玩笑，揶揄几句，这当然纯属好玩儿。我一向规规矩矩，跟老板相处融洽。很多工人不喜欢老板，忠诚度不够。就这一点来说，我很幸运，因为我知道我的老板很敬重我。为了表示对我的赏识，他同意我每周干七天，节假日不休，这样挣的钱才多嘛。几十年如一日，我星期三都要做工，那本该我休假的啊。我尊重我的老板，总替他把事情做到最好。对我，他就像一位慈父。

我要做的，就是工作，照顾好自己的家庭。我从没参加过舞会。只有一次，那是我们住在古巴大街的时候，居民区的人搞了个舞会，我也只跳了一小会儿。我不怎么喝酒，回到家就睡觉。对我来说，没有外出游玩，没有聚会，什么都没有……只有工作和家庭。

我工作的地方也没有朋友。我指的是那种正儿八经、相互尊重的朋友。如果我需要朋友，我会找那种老一点的人，不是年轻人，也不是我的工友。互相都还不认识，年轻人就可以请你跟他们一起去喝酒做事情。有的人甚至相互捅刀子，这很不好。不管请我去哪里，我都不会去。

像颗土豆一样陷在了餐馆里

正是在拉格罗里亚餐馆，我遇到了孩子们的母亲伦诺。我爱上了她。她个子不高，但肩膀很宽，肤色黝黑。我十六岁，她肯定比我还大两三岁。她来墨西哥城的时间比我长，通过自由恋爱嫁过一个男人。我接受了她和她十个月大的孩子。这样做我很高兴。我觉得那很自然，可那孩子生了病，很快就夭折了。我每天只有八毛钱的收入，每个月哪里拿得出十到十五比索来单独租房子呢，我只好跟她的家人住在一起。那个时候，我年纪小，很穷，很傻，傻得像块木头。可我才十六岁，哪来的经验？我只知道要跟她睡觉。

不过，我在这里才说，只过了二十四小时，我这个房客就遭人嫌了。她的几个哥哥喝了酒，跑回家来毒打各自的老婆，我们觉得很难为情。我到处找，终于以十比索的租金找到了一间房子。我连一张床都没有。我老婆卖面包屑和剩蛋糕，赚得比我多。她有时候一天能赚到八个比索。是呀，她的买卖不错，我则像颗土豆一样陷在了餐馆里。

伦诺个性很强，因此我没法跟她和睦相处。她想让我娶她，但那让我非常生气。我觉得她想要一辈子把我拴住！那是我的错，但也就那样了。

伦诺是我的第一个女人。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夭折了，那是个女孩，名叫玛利亚。她出生没几天就死了，死于肺炎。有人说她的小腹胀破了。后来生了大儿子曼努埃尔，我很高兴。做了父亲，我更感到自豪了。我看着他，觉得那真是个奇怪的人儿。年轻嘛，我根本没有经验。一个人不是马上就能感受到爱的，但我那几个孩子带给我的总是乐趣。不过，我们仍旧过得很苦。我每天只有八毛钱的收入，根本维持不了什么。伦诺刚生完孩子，自然没法干活儿，没了她每天那十个或者十二个比索，我们什么都买不来。家里的开支一向都是她在负责。

曼努埃尔之后，我们又生了个男孩，几个月后也死了。他之所以夭折，一是没钱，二是粗心。我们没经验，也没努力救他。伦诺是个好人，但她脾气暴躁，有严重的心脏病，时常发怒。她的奶老是出问题。她不是那种善于呵护孩子、充满感情的母亲。我记得很清楚，她在这方面跟大家一样，哪怕她非常生气，甚至对孩子们恶言相向，但绝不会动手打人。她没吻过他们，也没抱过他们，但也没虐待过他们。她整天就是卖蛋糕。

我跟孩子们也不怎么有感情。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自己小的时候没得到过感情，或是因为只有我一个人照料他们，或是因为我总在为钱的事情发愁。我得拼命工作，他们才有饭吃。我没有时间理会他们。我觉得大多数家庭，争吵和悲剧有它的经济原因。如果你每天需要五十比索的零花，可你挣不到这笔钱，那就会让你心烦，你就会跟老婆吵架。我觉得大多数贫困家庭发生的就是这么回事。

在女人这个问题上左右逢源

伦诺怀上曼努埃尔的时候，我开始偷偷去见卢裴塔。卢裴塔也在拉格罗里亚餐馆做工。我和伦诺经常吵架，每次吵架，她都想把房子推倒。她很喜欢吃醋，总是当众吵闹。我下了班回到家，总会看到她怒气冲冲的样子，一丁点小事都会让她感到不舒服。她会勃然大怒，接着就病了。她的脉搏几乎停止，好像整个人就要死了似的。医生也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我真受不了。我要的是感情。干了一天的活儿，我需要有人听我说话，有人理解我，可以让我倾诉烦恼。你看，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穷人在家里得不到感情，只有去外面找。医生对我说过：“要知足，女人需要丈夫给她买衣服，买食品，陪她睡觉。因此，男人一定要强壮，要时时记得她。这样做吧，你会明白的。”

伦诺在那方面倒是很行，我相信这是原因之一……唉，她本可以活……可是，唉，如果女人老是吵架，她的丈夫会忘了她的。我知道，那样做不对，可我在餐馆跟卢裴塔寻欢作乐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我不怎么强壮，但有时候也有一点热血。我的本性如此。在认识卢裴塔之前，我去过罗萨里奥大街的窑子，可是被感染了。全是因为我自己不小心，没有经验，也不是别的。从那以后，我再没去过那样的地方。现在啊，免费我都不去。

不过，虽然不检点，但我的运气不错，没听说跟我睡过的哪个女人对我不忠。她们全都长得很黑，性欲旺盛……在墨西哥，我们觉得金发碧眼的人性欲不太强……不过，即便我一次都不用她们，她们也不会出去找别的男人。一个正直的女人，尤其是如果有了孩子，一定要克制自己，善于等待。我有过五个老婆……有一个跟我生过一个儿子，后来改嫁了。我那个儿子现在应该二十二岁，我觉得是去跟他相认的时候了。是的，我有过五个女人，还有几个偷偷的。运气还行，就这样吧。像我这样一无是处的人，没有读过书，没有存款，没有个头，老大不小，什么都没有，却在女人这个问题上左右逢源，你不要跟我说那不算运气哦。

她死了，那真是一次打击啊

要是换个人，早蹲大牢了！但我珍惜自由，从不打未婚女孩的主意。从不！我那几个女人在跟我生活之前都结过婚。要不然，麻烦就大了。如果某一个是处女，我要么去教堂迎娶她，要么按世俗法律迎娶她，要么我自己去蹲二十年的大牢！

当我跟卢裴塔有那层关系的时候，我根本没想过要跟她组成家庭。可她很快就怀了孕。我只好去她位于罗萨里奥的家里跟她见面。她跟她的两个小女儿住在那里，小得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她们后来很尊敬我，还时不时喊我爸爸。我那时候挣的钱很少，根本养不起卢裴塔，她只好继续在餐馆做工。不过十五年来，我一直替她付房租。

在墨西哥，如果某个女人带着孩子还有男人接受的话，就像我接受伦诺那样，她是不会觉得自己有反对丈夫出去的权利的。她知道自己的缺点。如果是个处女，又是在教堂或者根据世俗法律结的婚，情况就不同了。她会有充分的理由表达不满。但是伦诺很难。嗯，我跟她吃够了苦头，但一直没抛弃她。我有自己的信条，每次争吵过后，我只离家几天。我总会回家，因为我爱我的孩子们。

有一天晚上，她死了，那真是一次打击啊。那是晚上七点钟的事情，我们正在喝玉米汁，吃玉米卷，她突然幽幽地对我说道：“啊，赫苏斯，我就要死了。”她一直在说头疼。可到了一点钟，她开始念叨：“啊，啊，我要走了，带好我的孩子。”紧接着，她的喉咙咕咕作响。我哪有时间做什么啊？医生过来给她打了一针，但无济于事。她怀着身孕，可医生说她死于头部的一根血管破裂。那几天我真是受不了了！我走在街上如同行尸走肉。还好有他们的外祖母在家看管着几个孩子。

（节选自《桑切斯的孩子们》开篇“赫苏斯·桑切斯”，标题为编者所加）

简介

自1961年初版以来，《桑切斯的孩子们》被公认为深情而直白地讲述了贫穷所带来的极大不公。玛格丽特·米德说它“是对人类学的一次杰出贡献——并将永远如此”；菲尔德·卡斯特罗说它“具有革命性”，“价值超过五万份政治传单”。它引发了“墨西哥史上最为激烈的一次公共辩论”。

《桑切斯的孩子们》讲述了墨西哥城一个贫困家庭的故事。赫苏斯·桑切斯五十岁，他的四个孩子分别是三十二岁的曼努埃尔、二十九岁的罗伯托、二十七岁的康素爱萝和二十五岁的玛塔。作者希望向读者们呈现一个家庭内部的生活场景，在经历社会和经济巨变的拉美大城市中心区的贫民窟，住在一居室的出租屋里长大成人到底是怎样一番景象。

奥斯卡·刘易斯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方法，让读者对一个普通家庭进行更深层次的查看，每一个家庭成员会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讲述他们自己的生活经历。这种多人自传体的方法也易于减少调查者的偏见，并同时为读者带来情感上的满足和理解。

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1914-1970)，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人类学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除了《桑切斯的孩子们》之外，他关于墨西哥人日常生活的研究作品还有《一个墨西哥村庄的生活》、《五个家庭》等。他的作品《生涯：一个贫穷文化中的波多黎各家庭》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