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的最后思考

英国政治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1909~1997）曾与波兰女学者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有过十五年通信和四次会面。伯林去世后，塞古尔斯卡女士在伯林作品的编辑亨利·哈代的帮助下，以《未完的对话》为题出版了这部分通信和访谈。

按照哈代的说法，伯林1997年7月17日致塞女士的信是“伯林最后一封严肃的学术信件”，这十五年也适逢苏东发生历史性巨变，可见这部分信件和访谈在理解伯林一生特别是晚近思想时具有的重要价值。同时，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关涉发生在21世纪初的诸多地缘政治和文化事件，笔者不称其“预见”，而是说伯林的思想有其跨越一时一地的普适性。

谈论伯林于当下的意义，我们不妨先提一下赫尔德（1744～1803）。这位18世纪的思想巨擘曾在其《论语言的起源》中主张，人类的成长与衰颓有其可遵循的共同法则，因而历史是所有人类共通的有机演变，并且显示于各民族特有文化的发展中。虽然从横向来看，各民族的文化此消彼长，有先有后，但从纵向观之，它们都为整个人类文化史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文明不仅平等而且各有各的价值。

赫尔德于两个世纪前所发表的主张在19世纪遭遇社会达尔文主义，尤其是种族主义的严重挫折后，终于在20世纪的反殖民运动中大放光彩。但赫尔德的继承人自会发现，赫尔德的理论因其理想乐观而无法解决当代种种跨越国界、种族和文化的问题。较之赫尔德把各种文化视为一个和平共处、彼此欣赏、互不干扰的大花园，站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伯林则认为，文化之互为影响、运动乃至冲突，是时代应有之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与塞缪尔·亨廷顿等强调“文明冲突论”的学者不同，伯林并不自始就认为冲突不可调和，而是强调不同文明间的理解和尊重是可行的，因为西方秉持的多元和自由主义本身就意味着“降低了它可能隐藏的反对情绪，亦即某些社会容易趋向的非宽容的程度。”

宽容归宽容，并不意味着你就得接受你所宽容的对象。伯林与塞古尔斯卡通信访谈的一个重点，即在于探讨人性中足以达到交流基础的共同点，和把人类分裂成不同群体的歧义点，相对于前者，伯林显然更倾心于探讨后者。伯林认同马克思关于人性问题的基本要点：“所谓的人性，在不同的文化里，或者甚至在各种文化内部，都有所不同，都有区别——在人对自然的反应、彼此的反应之变易过程中，各种因素都有其作用”。因此，“以为在所有的时代、所有的地方、所有的人都被赋以关于普遍的、永恒的、不可替代之真理的实在知识或者潜在知识，此种理念简直就是错误的。”

伯林的这段话十分重要，它至少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尽管我们从宽容的角度来看待异质文明，我们对于不同文明之间何以产生这些不同，作出历史的或者人类学的阐释，在原则上是可能的，但是，这种阐释在某种程度上亦反映出研究这一主题的学者所属的某一特定文化的特定概念与范畴。换言之，这种对异质文明文化的研究本身，可能也是戴着有色眼镜产生的偏见，不管研究者本人是否意识到。

另一层意思是，既然人性是具体环境的具体产物，那么，用康德的话来讲，“从扭曲的人性之材中是制造不出平直的东西来的”。1990年代，波兰开始大刀阔斧的体制改革，塞古尔斯卡感受到时代所带来的激烈震荡，她和伯林探讨波兰的改革之路会如何走下去。对此，伯林说：“一方面是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所相信的民主、个人自由、现代化、科学方法的使用、某种自由制度；另外一方面是民族主义、反现代主义、向旧制度回归、沙文主义、独裁制度、反犹主义……我认为两者都不会通过，但是两者之间某种不是令人满意的妥协会出现，人类的事务都是这样的。”伯林清晰地看到，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深受这个国家的民情、传统和文化影响，一次单纯的“革命”并不能从根本上使之大幅度转向，更不可能轻易移植某种外国事物作两者间的嫁接。

而在震荡中，“某种不是令人满意的妥协”，往往表现为打着自由旗号的奴役。关于“自由”，伯林在其《两种自由概念》中将之划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所谓“消极自由”，就是免受干涉的自由，“积极自由”则要复杂一些，这两种自由都可在某种条件下通往奴役之路，在《未完的对话》中，伯林主要谈论“积极自由”如何走向奴役。

伯林没有解释“积极自由”的含义，而是让它作为对“谁统治我？我自己呢，还是某种外在的机构？”的回答。不消说，如果答案是“外在的”，那么显然就是对积极自由的破坏，无法确定的，则是如何解释“我自己”。伯林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玩弄“自己”这个概念的时候，“你不会把自己认同为个人，而是认同为教会、党、阶级，这一切都包含了一个‘更高’的自己，这个自己有资格去吓唬我们所理解的、现在被错误命名为‘下层的自己’的真实的、现实的自己。”

这段话与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就政党政治所作的论述近乎异曲同工。托克维尔说个人因其弱小，所以要通过办报、结社、组团、成立党派来发声，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个人的利益往往被吞并、架空乃至牺牲在集体这个庞然大物之中，后者则因之成长为一个不受个人驾驭的超级存在。托克维尔洞见了美国的自由主义立国理念中埋伏着可能导向专制的危险。现实并没有如其所预料的发生，但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危险就不存在。不知是幸还是不幸，伯林不仅看到了现实中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至今仍在东欧和独联体各国政治舞台上，上演着自由和奴役间的诡异拉锯战。而伯林的声音，则伴随着他最后的思考，也一直萦绕在我们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