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记忆里的板凳”

电话冒然地打给小说家、出版人蒋一谈，问他经常重读的一本旧书是什么。他想了想，说出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已经读了二三十遍！

说起菲茨杰拉德的这部经典之作，蒋一谈一下子回忆起了自己的大学时代，“《了不起的盖茨比》是我的文学启蒙”。

看完后放弃了写作

蒋一谈1987年读的大学，在读大学前，他的文学阅读比较少，也不太有什么系统性，毕竟那时还在读高中。“18岁的时候进入大学，可以说开启了我对文学的兴趣，也就是说文学的童年才真正地开始了。”

当时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园里的文学氛围被诗歌包围着，非常浓厚。“所以，我们很多学生读诗，而且跟在师兄后面学习写作现代诗歌。”蒋一谈说自己小说、诗歌、散文都喜欢，看的作品也就非常多。

但是两三个月后，写作课老师布置的作业改变了他。作业体裁不限，于是有同学写诗，有同学写随笔，“我看大家都写诗歌、写随笔，那我说我写小说吧”。蒋一谈由此写了他大学时代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叫《异乡人》，“写一对夫妇卖馄饨谋生的故事，大概写了有六七千字”。过了一个星期左右，写作课老师在课堂上给同学们朗读了这篇《异乡人》。“这出乎我的预料。另外，老师的这个举动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就想未来好好地写一写短篇小说。”

有了这个鼓励，蒋一谈后来读了不少中国作家的作品，比如刘恒、余华、苏童、格非，还有池莉、刘震云、莫言。同时，老师也给他们开了外国文学名著的书单，其中就有《了不起的盖茨比》。“当时老师也没有跟我们讲哪部作品是最最经典的，他就说你多方地看，自己寻找，自己去探索。”既然有这么多的书，他就从图书馆借阅出来。没想到的是，从一大堆的书里，他挑出的正好是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蒋一谈当时从图书馆借来的是巫宁坤的译本。“看完之后，就想，哎呀，文学是这样的。它虽然写的是西方世界的生活，或者说那个世界离我很遥远，但是那种人物的内心，渴望、迷惘的情绪，我觉得能感受到。它触动了我。”

对于网上评价比较高的乔志高版，他倒不是很喜欢，“我就觉得太严谨了。而且另外一个年轻人最新的译本，我觉得太胡闹了，文学造诣不高，太随意了”。

但是，经典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却给蒋一谈的写作道路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他说，这些文学名著非常了不起，作家们非常伟大，“当我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我就一下子放弃了写作的梦想。”他当时的想法是，觉得自己写不出那样好的小说了。“我就想去阅读好的书，跟同学分享好了。我就属于文学活动的参与者。”也就是说，自那以后，他只阅读，不再写了。

之后，蒋一谈主编了一本书、一本诗集，跟出版社的朋友有了合作。在19岁那年，他确定自己的未来梦想是：成为一名出版家。

另一种气息在召唤

那毕竟还是一个文学狂热的年代。“1987年，也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蒋一谈说，在那之后，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出版了，“当时买这本书非常困难”。有同学买到以后，宿舍里的五六个人轮流看。“可是晚上要熄灯啊，于是我们就在楼道里看。”

蒋一谈认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一种思辨性的写作，和《了不起的盖茨比》完全不同，这是两种文法。他就开始考虑哪种文法更适合自己。“我突然发现《了不起的盖茨比》更适合我，就是我更喜欢，感觉更亲近。”

所以，在1987年之后的这二十多年里，他会一直重读《了不起的盖茨比》。后来，也有老师、同学推荐给他塞林格的《九故事》，“我无论如何喜欢不起来。我对塞林格一直都没有发自内心地热爱过。”

“但是，《了不起的盖茨比》是我的，应该说，是我的文学启蒙。它的文法，既轻松又诚恳的叙述，就是一点也不玩虚的，对我的影响特别大。”

大学毕业后，蒋一谈做了公务员，又辞职。他说，自己没有其他办法赚钱，只好靠写作，就重新拿起了笔，出版了《鲁迅的胡子》、《赫本啊赫本》等几本短篇小说集。

在他的一篇小说《中国鲤》里，主人公的名字就跟《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的一样叫尼克，这个人物的气息、蒋一谈写他的方法，以及他的对话，都受到了菲茨杰拉德的影响。“他的叙事方法和描写方法，我觉得深深地受到了影响，还有他文学里弥漫的那种伤感。”

去年，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上映的时候，蒋一谈也去看了。“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是我很喜欢的演员，他的可塑性非常强。而且，这部电影对于这本书可以说是最忠实的改编，只改了微小的细节。而且电影开头加的心理治疗，加得也特别好。”他还和朋友一起对比小说和电影情节，看豆瓣上的小说和电影对比帖子，看得津津有味。看完电影后，他又重读了一两遍书。

蒋一谈说，他也常看雷蒙德·卡佛的书。在意识很乱、有点浮躁又想写东西的状态下，就会翻一下《大教堂》，能让他很快地安静下来。对他来说，卡佛是镇定剂。但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不一样，那种文学是另一种气息在召唤他。“就像记忆里的板凳一样，我就觉得在那坐一坐很舒服，好像和过去有勾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