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财务硬约束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解决企业融资成本高的根本途径是要实行全面的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要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形成财务的硬约束和发展股本融资来降低杠杆率，从而消除结构性扭曲。”近日，银监会法规部主任刘福寿在中国政府网访谈时表示。（更多独家财经新闻，请加微信号cbn-yicai）

当前，中国经济总量上并不缺乏流动性，小企业融资成本却居高不下。对此，业内人士认为，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主因在于软预算约束平台挤占了银行信贷资源，企业刚性融资需求旺盛，推高了银行供给方贷款利率，要建立财务硬指标化解这一难题。

软预算约束平台挤占信贷资源

当前企业反应资金紧张、融资成本上升较多，融资难、融资贵是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瓶颈，而悖论在于，中国经济总量并不缺乏流动性。表面上看，宏观流动性宽裕与微观融资成本高企形成矛盾，但事实上理清这一问题的根源并不是无迹可寻。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撰文指出，从存量上来看，中国的广义货币M2无论从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来看都居高不下。截至2013年底，中国的M2达到111万亿元，与同年GDP的比率高达195%，位居全球主要国家前列。

从增量上来看，近年来中国社会融资规模逐渐稳步增长，2012年、2013年社会融资规模分别为15.8万亿元、17.3万亿元。特别是，2014 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达到历史同期最高水平，数据为10.57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4146 亿元。

央行二季度货币政策报告指出，在当前部分企业反映“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更加突出的同时，货币信贷总量仍保持了较快增长，6 月末M2 同比增速已超出二季度GDP 名义增速达5.7 个百分点，流动性总体充裕，全社会债务率仍在上升。这表明经济中可能存在影响供求平衡的结构性问题。

报告指出，导致社会融资贵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中一个原因是“财务软约束”拉高了融资利率。一些部门对资金价格不敏感，部分低效率企业占用大量信贷资源，挤占了其他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融资机会。而正因为有这些高承受力需求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银行及理财产品、互联网金融等创新业务有能力向客户支付高息，导致银行负债端成本提升。

这一观点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表示，融资难、融资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房地产贷款以及平台贷款大量占用了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规模，挤掉了本应为一般企业提供的资金，特别是对民营部门产生了挤出效应。

余永定表示，可贷资金需求缺乏利息率弹性也是造成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地方融资平台（主要要参与者是中小型地方性国有企业，其投资领域多为“城建”）、房地产和中小微企业等可贷资金的需求方对利率变化缺乏弹性。

张明也认为，造成宏观流动性指标与微观融资成本偏离的原因之一是，对资金成本不敏感的国有企业、地方融资平台与房地产企业对资金需求的不餍足挤出了其他企业的信贷资源。

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此前牵头撰文指出，推升利率主要动力来源于货币需求端，主因是预算软约束下，过剩产能行业和地方融资平台等资金黑洞不合理的旺盛信贷需求。地方政府长周期基建项目需要信贷不断展期，过剩产能行业的僵尸企业难以盈利偿还利息，只能对对债务的续存，这两点已构成了信贷需求端极大的压力，再加上预算软约束和政府信用背书，导致负债主体对利率不敏感，再高的资金成本也敢借。

为了缓解小微企业、三农等弱势行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今年以来，央行通过再贷款、两次定向降准、国开行1万亿元PSL等手段，向市场定向注入流动性。

民生证券报告认为，短期来看，为了降低“被挤出”部门的融资成本，定向宽松有其必要性，但中长期来看，定向宽松仍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并非解决融资难的万能药。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过去几十年经济发展中逐步累积的深层矛盾和结构失衡，加剧了我国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依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模式的弊病是市场主体信用级别相差巨大，政府投资项目、国有企业因信用级别高，基本不存在融资问题，而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则陷入“融资难、融资贵”的漩涡。因此，降低融资成本还需深化改革。

建立财务硬约束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文《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从中长期看，解决企业融资成本高的问题要依靠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治本之策，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形成财务硬约束和发展股本融资来降低杠杆率，消除结构性扭曲。

“财务硬约束，一是强调财务纪律，目标是什么，二是目标是中长期的而非短期的。”上海银行首席风险官黄涛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所谓财务硬约束是指市场经营主体在经营过程中考虑到利润回报，在做决策过程中并非仅关注短期效应，更加关注中长期发展，银行风险滞后，在发放贷款时考虑到贷款中长期能否收回，最终为银行创造收益，而非目前短期内不会造成贷款，短期内给银行带来效益，当前经济进入新常态，企业和银行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中长期可持续发展。

对于如何建立财务硬约束的问题，张明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首先，要让部分国有企业和融资平台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适当破产，打破市场对融资平台刚性兑付的预期。让资不抵债的地方融资平台和制约企业生产力发展的僵尸企业违约，以此提高市场风险意识，促使金融机构审慎放贷。但违约风险要把握在可控范围内，防止演变成系统性危机。

“现在银行之所以敢向地方融资平台和国企放贷，是因为隐性担保使得刚性兑付预期的存在，事实上，如果没有地方政府承诺一旦出现问题会买单的话，贷款给地市级、县级地方融资平台风险是很高的。”张明表示，因为地方融资平台投资项目收益低且期限长，贷款面临严重期限错配。

“一旦刚性预期打破，银行会寻找经营状况好的企业进行贷款，贷款利率上行，银行信贷资源更多投向中小企业。为此，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不一定会上升，反而可能会下降。”张明说。

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上看，专家分析，混合所有制是重要发展趋势。促进国企和民企之间要加快兼并重组，在市场主体上增加混合所有制企业，也有利于加强财务硬约束；

从金融机构方面看，上述人士建议，进一步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及其配套体系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全国性存款保险公司建立后，允许金融机构破产，加强银行财务指标硬约束。

张明表示，三管齐下将被“挤占”的信贷资源调节引导至中小企业领域，有助于更好地缓解融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