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建强：多一个研究的视角，才是对真实的还原

[ 神道教才是日本意识形态的底部，日本正是用这个神道教来消化和消解一切外来文化，如中国的儒教、印度的佛教、西洋的基督教。 ]

[ 今天日本的汉学显得冷清得多，原因恐怕还在于过去的中国与当下的中国，在日本人的眼中总有迷茫和不解之处，从而对汉学研究者的所言也抱有不信任感。 ]

中日文化“同源不同根”

第一财经日报：日本并不“小”，国人的文化傲慢从何而来？对此，日本人普遍是如何反应的？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是否也有“板结”之势？

姜建强：对，日本其实并不小。“蕞尔岛夷”，就是古代中国对日本的定义。而问题是日本人也认可这个定义。如江户德川幕府御用文人藤原惺窝和林罗山，就将那个时候的日本定位为：日本是中国这个大国模式的迷你模式。其方程式是：中华模式—天皇—德川幕府。用中华模式来确定自己政权的正统性，虽怎么看都有点滑稽，但这也确实表明德川日本还是认同东亚的老大是中国，自己甘做“迷你中国”。日本人把自己定位成“迷你中国”，集合成对“中国的乡愁”，我们这一边怎能不傲慢不盛气凌人地称其为“小日本”呢？

但问题是，“小日本”这个语义发生了现代意义上的转换，道出了国人对日本人的愤恨、鄙视、惊讶、赞叹、羡慕、敬佩和无奈的复杂情感。多少年来，我们正是带着这么一种复杂的情感与日本人打交道。我们自以为了解日本，了解日本人，但误解也从这里生出。我们现在要研究的是这“小日本”究竟是个怎样的概念？究竟是个怎样的文化发生学？对我们今天究竟能带来怎样的中心与边缘的效应？

日报：除了傲慢，也有追捧。一方面，大众对日本的求知欲远不如对欧美那样热切；另一方面，日本的亚文化，包括动漫等在青少年中极有市场，衍生出庞大的“哈日”族群。如何解释这种“爱恨交织”？

姜建强：用语“爱恨交织”很形象。如中国成绩一流的高中生大都不太愿意到日本留学。这是为什么？就是在源头上看不起日本没有诞生过一流的哲学家、一流的经济学家、一流的投资家、一流的物理学家，甚至没有一流的企业家（尽管日本有一流的企业、一流的品牌）。这与日本人不善理性思维有关。岛国风土恩惠于他们的是感性，是直觉，是无常，所以他们的亚文化有自己的“型”，有自己的“情绪”，非日本文化圈的人一看就会喜欢上，就会被吸引，从而形成庞大的“哈日”族群。这里的选择体现出中国人的实用理性一面：求知求智我不转向你，因为你构不成“主战场”，但求欢求乐我转向你，追捧你，甚至可以成为你的超级粉丝。这就是实用理性层面上的“爱恨交织”吧。

日报：有一种看法，日本文化起源于中国，其长幼有序、等级森严、男女有别的伦理秩序是从儒家获得的资源。中日同处东亚文化圈，是否同源同根？

姜建强：我的看法是同源不同根。日本文化来源于中国，这个定论没有问题。日本曾经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都处在“唐化中国”。看看《源氏物语》就知道了。书中连女孩子把玩的小玩具、小清新、小时髦都来自于中国。

但同源未必同根。日本自有它自己的根。这个根就可以追溯至《古事记》、《日本书纪》所构画的天照大神的宏大叙事。神代与人代的边际模糊不清，神话与历史又互为渗透，其结果就是人们不易察觉的神道教的登场。这个神道教才是日本意识形态的底部，日本正是用这个神道教来消化和消解一切外来文化，如中国的儒教、印度的佛教、西洋的基督教。神道教没有教典没有教祖甚至没有教宗，但正是这个“三无产品”才是日本的真宗，才是同源不同根对现实的回归。

日报：明治维新以来，伴随近代国家的建构，日本文化也经历了一个“去中国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对日本的文化态度影响有多大？

姜建强：我们今天谈论的日本其实有两个日本，一个是唐化的日本，一个是欧化的日本。为了对付西方列强和扩大生存空间，日本人认为内向的唐化日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于是目光转向西方，企图打造一个外向的欧化日本，那就必然要“去中国化”。于是，福泽谕吉说出了到了美国自感“像新娘子一样的渺小了”的话。仅《左传》就通读过11遍的福泽谕吉，最终还是走上了反叛汉学的道路。他感到古老的汉学如果盘踞在晚辈少年的头脑里，那么西洋文明就很难进入，于是说“我已下定决心尽一切努力，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些后生拯救出来”。这对日后的日本文化走向影响很大。

鲁迅眼中的藤野

日报：也是以近代为分水岭，中日彼此的兴趣出现时间差。我们专注于甲午以后的日本，日本却更关注古典中国。彼此是否都在“想象”对方？

姜建强：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对日本来说，它的文化学上的意义就在于对中国“乡愁”不再。如有日本近代东洋史拓荒者之称的桑原?藏，在1898年出版的《中等东洋史》著作中，一个亮点就是对“东洋”概念的再定义，把包括印度、中亚等地域的东洋，也纳入原本“东洋”的概念中。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亚洲再也不是中国的“东洋”，而是涵盖了整个亚洲的“东洋”。

这种泛“东洋”的规范与定义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传统的中国史所关注的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兴衰与流变，再也难以成为历史叙述的脉络和焦点，而只能占其中的一部分。于是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就回归古典，在古典中“想象”当下的中国。如司马辽太郎写过《项羽与刘邦》，津本阳写过《则天武后》，井上靖和白川静写过的《孔子传》，北方强谦三写过19卷本的《水浒传》。

甲午战败，对中国来说，它的文化学上的意义在于日本不再是“蕞尔岛夷”，而是西洋文明的集散地。于是孙中山、鲁迅、周恩来、蒋介石等人纷纷东瀛留学，专注甲午后的日本究竟发生了什么。如大家熟悉的《藤野先生》散文，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你看，这就是鲁迅眼中的藤野先生。当然，鲁迅也是在“想象”对方。

日报：同样面临传统转型，在现代化过程中，也都遭遇认同危机，中日在从近代走向现代的路程中，是否可以互为镜像？日本对传统文化的保存，是否值得借鉴？

姜建强：我认为是可以互为镜像的。日本现代化的成功，转型的成功，以不牺牲传统为代价，这是东方社会的一个亮点。日语里有“和魂汉才”、“和魂洋才”之说，表明日本人在西化之前订立了一个“绝对理念”。在固守“和魂”的原则下，贪婪地吸收东西方先进文化于一身。这样日本人就较为轻松地克服了认同的危机。这是在吸收异质文化过程中所遭遇的最大障碍和最大危机。

研究的持续性

日报：一般认为，中国对日本的研究不如日本对中国研究得充分？

姜建强：有这个感觉。尽管我们这十多年来加大了对日本的研究，各个综合性大学都设有日本或日本文化研究所，介绍日本历史和文化的书也在不断地出版，翻译日本的小说也在进行。但是，问题在于中日关系的好坏往往左右和影响着这些研究和出版。在“热”的时候，研究与出版就一哄而上，你写茶道我也写茶道，你写插花我也写插花。日本的情况不一样，基本不受邦交关系的影响，保持了研究与出版的持续性。

今天日本的汉学显得冷清得多，原因恐怕还在于过去的中国与当下的中国，在日本人的眼中总有迷茫和不解之处，从而对汉学研究者的所言也抱有不信任感。

日报：中国知识界和民间大众对于日本及其文化的认知，是否有严重的分野？两者何以脱节？

姜建强：一般而言，知识界是对日本作研究。因为是研究，当然会有各种的不同观点和看法。而民间大众对日本是感性直觉。如到日本旅游，从百货店到药妆店的购物，从一块名牌表到一个小小的指甲钳，等等。要说分野这就是分野，要说脱节这就是脱节。

日报：为什么日本主流学界和媒体的声音和学术成果难以“越境”，对中国媒体的“辐射效应”始终有限？比如，日本学界对日本战时的体制等其实有诸多反思。

姜建强：这个问题就归结到一个如何用开放的心态、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看待和引进日本的学术成果。其实，多一个研究的视角，多一个研究的平台，才是对真实的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