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与《大师》

 去世950多天后，著名历史学家朱维铮的骨灰终于在上海滨海古园落葬。朱砂色墓碑伫立于一片草地中央，绿树掩映，碧水静流。10月18日，朱维铮的家人，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同事、学生，以及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大师》栏目组的编导们在此处为先生送别。

策划落葬仪式的是《大师》栏目制片人王韧。共处7年，朱维铮一次次接受采访、审稿、授课，节目编导们在朱维铮的指导下用历史事实来叙述历史，用历史事实回应“何为大师”。

落葬仪式上，观礼嘉宾在悼念厅中观看了总时长100分钟的两集纪录片《大师·朱维铮》。全片卷首是这样一句话：“您走了，在您的身后，我们都已经感受到了一片巨大的空白。”

老人生前的师友和学生，在简朴无华的悼念厅回忆朱维铮生平、颂扬他的学术精神和师德。被提及最多的则是这部脱胎于文献阅读、7年相处、无数次采访的纪录片。人们在纪录片中看到朱维铮为他们熟悉的一部分，而这些场景与文字拼贴起来，呈现出非常完整的人生维度：从对国家、历史的思考，到作为学者、老师的言行点滴。

落葬仪式结尾，王韧最后一个发言。这个风风火火、快人快语的男人，讲到朱维铮与栏目组相处的一个个细节时，哽咽了。“我们一直是把他看作一个宽容的长者，是一个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讨教的教师，我则是一个可以向他提任何问题的傻学生。先生生前有很多的顾问头衔，但周围的人都知道唯有《大师》节目他是又顾又问。”

《大师》栏目是在朱维铮家里开机的，虽然没有开机仪式。2006年，《大师》栏目的第一期讲述的是马相伯，采访的第一位学者是朱维铮。访谈之前，朱维铮还在翻阅他自己主编的《马相伯传略》和《马相伯集》，他对王韧说：“在常识问题上，我从不敢相信自己的记忆。” 9年之后，《大师》制作的最新一期节目名为《朱维铮》。时间结出硕果，也带来遗憾。他们从没想到过为朱维铮在《大师》的名义下立传，因为大师都是远去的背影，而他离他们是那么的近，他的学术生命又是那么旺盛而有力。

“我们的恩师”

让王韧难受的是：朱维铮对他们的帮助如此之大，但他们能为他做的太少。

他至今记得，1999年，他第一次在鲁迅纪念馆的介绍下上门采访朱维铮的情景。“家里满满的都是书，落脚和放机架的地方都没有。”为了拍出景深，王韧让朱维铮坐在一扇门框下，隐去了一条门框，透过门框将另一间屋子的空间作为人物采访背景，才算是完成了任务。与朱维铮谈了两个小时的鲁迅， “掷地有声，让我印象极为深刻。”现在收入《大师·朱维铮》中的一个1999年朱维铮在灯下写作的镜头，正是王韧那时候有意留下的片段。

王韧说：“做电视的人大都是机会主义，有事有人，没事没人。我更是没什么礼貌。”片子播了，2小时的采访，最后用在片子里的却很少。王韧采访之后没有表达感谢，后来也没有告知播出时间。“用的少了，心里很不安，不好意思让他看到。”采访时王韧睡眼惺忪，甚至瞬间有瞌睡状，他想，朱先生对他的印象或许不好，但他对这位学者却印象深刻，极为敬佩。

一晃6年过去，抗战胜利60年，上海电视台要做12小时的纪录片《人民的胜利》，任务落到了王韧身上。当时，连战已经访问大陆，整个抗战史都显得面目陈旧。他又想到了朱维铮。“他的思想观念比较新。”这时的王韧还在为6年前的失礼不安，只能请朱维铮弟子、复旦大学教授李天纲为其再做一次介绍。

再后来，则是筹备《大师》的拍摄，朱维铮被请来担当顾问。节目开拍，第一个镜头就是在朱维铮家中，因《马相伯》和《蔡元培》采访。那是2006年3月的一个下午，王韧和同事在先生家中围着先生席地而坐。事后回想，大家都说这是《大师》的开机仪式。

7年里，《大师》节目组与朱维铮一直保持着这样一种关系——急来抱佛脚，一个电话就可以请教。而朱维铮也将自己的角色戏称为“备询”。他也时常到电视台或在家中为编导讲课，无论白天还是夜晚。王韧后来回忆：“我和秦敏、徐冠群都不是朱先生的学生，但先生却是我们的恩师。”

2007年，《大师》组拍摄《马一浮》。当时，被誉为“纯儒”的马一浮成了“国学”热中的热点。节目已经进入后期制作阶段。王韧感觉分量不够，又一次深夜致电朱维铮，希望可以采访他。不料，朱维铮只是让他先写个电邮，将问题发过去。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如果当年马一浮承诺出任（北大）文科学长，而不是由陈独秀出任，或许中国的现代文化思想史不是这样一种写法了，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蔡元培请马一浮是有深意的吗？”这个充满矛盾冲突和戏剧性的设问曾一度令王韧欣喜不已，因为这对于节目收视率来说无疑是个刺激。

问题发出后的第三天，王韧在焦躁中等到回音——早晨七点半，传真机传出了填得满满的500格稿纸，有27页。“原来只是打算发完问题再去采访他，没想到让他花了那么长时间。”王韧就站在传真机边捧读起来。朱维铮指出，王韧的这个问题本身基于一条错误的材料，他花了两个通宵，重读了马一浮数种遗著，对流传甚广的“马一浮拒任北大文科学长”一说作了详尽考证，证明是出自《马一浮传略》的谬说。全文没有一句批评的话，却又一次在循循善诱中启发着王韧对“时、地、人、事”的注重。

“电视人心中总有娱乐化的功利心，朱先生没有骂我们，而是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帮我们让电视有点文化。”王韧说，朱维铮又一次用详实而严密的史料考证给了他们一次治学方式的当头棒喝。

“学者能够帮助电视，我们从内心是深深感激的。因为我们是知道自己不足的，在技术和思想文化的表现力上，电视是弱智的。”朱维铮对待历史的严谨、求真，一次次让他们反躬自省。很多时候，朱维铮会在节目做完很久后才表达自己的看法。比如，他说：“蔡元培做浅了”、“陈寅恪陈义过高”。这群编导觉得：“这是先生的宽厚，他在耐心地等待我们的成长。”

跟不上他的脚步

朱维铮被查出患癌症后，王韧每天深夜从机房回到家，都会蒙着被子哭上一场。不是因为《大师》长期受到朱维铮的耳提面命，而是，他感到朱维铮实在是中国稀缺的学者。

同王韧一样，在7年的相处中，秦敏、徐冠群也围绕在朱维铮身边，积累了深厚感情。一次，先生向妻子王桂芬流露出希望秦敏和徐冠群报考他博士生的想法。但转眼他又对妻子说：“千万别告诉他们，把王韧的左膀右臂砍了，他怎么办？”

直到朱维铮去世，王韧才从王桂芬处听到这番话，当即泪如雨下。“他们年轻、有基础，朱先生看着他们成长，他是希望能在电视领域里培养有思想有学问的从业者。他是为电视长远计。但他总是为别人考虑、为学生考虑。其实放下一个节目，学完再来工作又能怎么样呢？” 至今，每每言及此事，说者感慨连连，余下的，是听者长时间的静默。

“我们这群人能够为他做的太少了！”朱维铮重病之时，栏目组的编导每天为他送饭。王韧说，“医院里吃不好，饭经常是我来做，组里的编导轮流送饭。”最后阶段，负责陪夜的则是性格沉静、好读书的秦敏。王韧与徐冠群把他的工作顶了，让他能够抽出时间侍奉朱维铮。“秦敏来陪夜最 ‘经济’。他细心沉稳、读书多，朱先生说什么都能对上，说到什么人，他马上都翻出来，要我们去就是牛头不对马嘴。”

“这一点就连自己的家人都不一定能够做到。他们听到什么地方有好医生、好的药，就开车去接到（或送到）医院看朱先生。”王桂芬说道。

提起与朱维铮的交往，王韧总有说不完的遗憾：一开始时自己的功利与不礼貌、后来在学术上总也跟不上朱维铮的脚步，直到最后，立于墓园的这块石碑依然是一个遗憾。

被王韧请来为朱维铮设计墓碑的是知名雕塑家唐锐鹤。读完《怀真集》之后，唐锐鹤指定要一块有棱有角的印度红原石来制作墓碑。他认为，这样的石头能代表朱维铮的个性。王韧为他弄来了这样一块石头，但石头却在后期加工中被抹去棱角，又因空间关系改换了比例。这件事，让王韧心意难平。

甘做一个苦工

对于大众传媒，很多严肃学者是避而远之的。朱维铮为何对《大师》倾注精力？在秦敏看来，这或许是与朱维铮的学术理想有关。“晚年的朱先生依然致力于求索历史实相，勘破中国人心目中普遍存在的那些历史偏见和常识性错误，也希望人们知道这些偏见和错误是怎么来的。他把传播真历史看作一个历史学家的本分。”而大众传媒本身具有传播真知与教育的功能。不仅是《大师》，朱维铮晚年时常应邀为中学生演讲，在上海图书馆面对读者演讲，为非历史专业的本科生开通识教育课，他在媒体上的文字也往往以千字文为主。“他的文章越到后来越顾及到普通读者。”秦敏说。

2011年12月15日，朱维铮在复旦上了最后一课，他在SMG也上了最后一课，时间相差只有一个星期。当时，朱维铮的身体已经很虚弱，四次住院，所有的医疗手段都已用尽。不得不靠镇痛剂来维持思考。这一次，是因为他发现节目组在做《严复》的时候存在问题，自己提出且执意要来的。“其实就是我到医院去看望他，多次问到他‘严复前后有矛盾’，而没理解严复始终如一地坚持中国需要‘渐变’这一思想，他感觉到需要系统地为我们讲一讲。”王韧说。

即便是在生命逐渐走向终点的时候，他依然对《大师》的编导们表述他对历史的看法。“有时候，一说就是一两个小时，有时候只有三言两语。”秦敏说，“朱先生是抗战全面爆发的前一年出生的，他就从抗战讲起，几乎是梳理了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所见史’。他反复说，先要弄清楚历史是什么，然后再来问为什么。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历史是什么，目的是帮助我们理解《大师》要反映的历史背景原本是怎样的。”最令编导们感动的是，朱先生已经常感到呼吸困难了，他仍然清晰地完整地给秦敏讲述了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方法论。这段原声现在完整地保存在《大师·朱维铮》下集的最后。

《大师·朱维铮》是《大师》系列纪录片到目前为止聚焦的84位人物中，时间最长的之一。但无论是王韧还是秦敏、徐冠群，他们依旧遗憾于有太多的内容无法放进去。秦敏是《大师·朱维铮》的编导，为撰稿他准备了22万字的笔记。有一些是关于学术的，更多的则是反映先生生前性情。比如，秦敏告诉记者，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曾经向他们回忆，朱维铮做菜特别香。老师炒几个菜端上桌，学生呼啦一下风卷残云。待到朱维铮上桌，已经所剩无几。但他只是笑笑：有酒就行。接着是师生间的热烈谈话，上下几千年。

但王韧最希望讲的还是，“朱先生其实就像鲁迅说的，他是“为社会的进步，甘做一个苦工”。他原本希望将这集纪录片分为上、中、下三部分。第三部分以“一个争取社会进步文明的苦工”为主题。“学术的严谨就来自于艰辛，当他心中有大问题的时候。他或许感受不到艰辛；他也未必愿意别人用艰辛来形容他，即便天天青灯黄卷。”王韧说。

直到目前，这部已经得到朱维铮身边人认可的片子还在反复打磨。每一个场景、每一句话，都希望被摆到合理的位置，希望比较有效地呈现朱维铮的学术思想和他教书育人的实际情形。

王韧说：“我们希望让人们知道，这样的纯学者应该被人记得，他的著作应该有更多的人阅读。也希望孩子们知道，做这样的人是能够得到人们尊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