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语中找到新的“狄金森”

  和王柏华副教授聊起艾米莉·狄金森的时候，她刚刚忙完艾米莉·狄金森国际合作翻译项目。复旦大学光华楼隔绝了冬天的风，她将自己翻译的一首艾米莉·狄金森诗作摊开，汉语和英文跳出来——寓居在19世纪美国小镇阁楼上，那位身穿白色连衣裙的诗人，换了一种语言开始说话。

有一种斜光，

冬日的午后—

压迫而来，那重量—

如大教堂的曲调—

……

“太喜欢这首诗了，为它的力量所震撼。”王柏华如是感叹，“冬天的斜光，当你站在那里，感到一种重量，那种超验的、让你直接去面对生命的力量。但它并不直接告诉你什么，而是完全熔铸在一个个意象里面。”狄金森，这位和惠特曼齐名的女诗人的晦涩和冷峻，以及对诗歌语言的探索，在字里行间展露无遗。

这首“There’s a certain slant of light”是艾米莉·狄金森1800首作品中的名作之一，包括著名诗人余光中和翻译家江枫在内的众多译者，都曾将之译成中文。自上世纪80年代，江枫翻译的《狄金森诗选》出版发行以来，中文世界从不缺乏关注和讨论。新译本层出不穷，截至2014年夏天，狄金森诗歌的中译本已多达20余种，包括一个全译本。曾经孤身独行的艾米莉·狄金森，通过翻译的笔墨栖居于中文世界，在另一种语言中重绘诗歌的光晕。

而2014上海狄金森国际研讨会“艾米莉·狄金森在中国——翻译的可能性与跨文化视野”，汇集了一批中外狄金森研究的专家学者，采用小组合作的形式，让中文译者和狄金森研究者们沟通对话。作为研讨会的组织者和参与者，王柏华在这一种别出心裁的交流活动中，看到了诗歌翻译的另一种可能。

诗不可使任何事情发生

“很多人说起狄金森时的印象是，哦，一个终身不嫁的、隐居在阁楼里的、一身白衣的女诗人，大家就会把这样的形象加在她的诗篇里面。”言及对狄金森的印象，王柏华这样说，“实际上，当你仔细读她的诗，或者进一步了解她的生平，你会发现，她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闭塞怪僻，对大千世界漠不关心。”

在狄金森笔下，有云彩从天空中退去，路边盛开的小小玫瑰，叹息的微风，胭脂虫的奔跑，也有绝望的封印、神圣的伤痕、死亡的面影……自然、永恒、生命，无不成为她触碰和探索的主题。“她的心胸很宽广，对外界的了解也非常丰富。她用自己的方式跟世界保持频繁的交往。只不过她要控制这种方式，不让额外的世俗影响她。”

“翻译狄金森常常使我感到挫败。”谈论起自己的译作，王柏华笑道，“狄金森是一个非常冷峻的诗人。她能感受抽象的事物，并思索感觉的状态，而抽象和具象在她的笔下那么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狄金森相当一部分诗作晦涩难懂，她并不仅仅停留在创造意象和表现情绪，更是通过打破传统的语言习惯，去创造语言本身的可能性。

狄金森诗歌挑战常规，给译者提出了难以完美解答的谜题。“最后会发现，你的翻译你自己是不能满意的。”王柏华感叹，“翻译狄金森就是一场不断的妥协。”

奥登在《献给叶芝》中写过这样一句：“诗不可使任何事情发生”。对于王柏华，诗歌的意义更多在于对一种语言的磨砺和重新打造。“意义不在于诗最后告诉了我们什么。它不像哲学、宗教，给我们多少启示；更多时候，它的创新在于给我们的民族语言带来了什么。”

“和散文及日常语言不同，诗歌挑战你的思维。就像很多诗人和评论家所说的，如果语言离开了诗，不再让我们的日常语言陌生化，那语言自身就没有办法提升，没有办法保持无穷的创造力。语言在日常生活中就被磨平了。”

“有一些东西，只有用诗的语言才能表达。”王柏华感叹，“如果你不是用这种方式去说，那就达不到那种抽象。你也没有办法，在自然的斜光中感受到那种超验的、跟你生命最深刻的体验相连接的东西。”而这个时候，“只有诗才能告诉你，只有诗才唤起了你这种体验。”

因此——我们为生命做工——

虽然生命的奖赏——已经用光

以小心翼翼的精确——

抓住我们的感觉——不放

在一首诗的末尾，艾米莉·狄金森这样写道。

诗歌翻译的另一种可能

“一百多年来，狄金森的形象在美国也一直在发生变化。”王柏华说，“开始，人们只觉得她是一个很怪僻的女诗人。后来才发现，其实狄金森提前很多年，在实践着一些现代主义诗人梦寐以求的事情——用语言来做各种实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代很多诗人在发现了她的魅力之后，深深地为她所吸引。”

对语言的探索和实验，让狄金森很难翻译。“如果缺少了学者给译者提供的各种各样的解释和思考，的确是很难把她翻译成准确的中文，有可能第一步理解就有偏差了。”这次的小组合作和传统“单枪匹马”似的翻译不同，“研究者将狄金森放到大的时代背景之下：19世纪中期新英格兰的用语，包括19世纪中期狄金森和其他各种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些奇诡的用词、语法和句法，充满狄金森强烈的个人特色。“不熟悉19世纪美国诗歌的通常状态，或者不熟悉英国诗歌的语法的通常状态，不具备那种敏感的话，很多东西看不到。”

“在更好地理解狄金森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把她翻译成中文。”王柏华看重集体合作的过程。“每个小组都把自己阶段性的成果展示，把经验和问题拿出来共同讨论。从具体词语的理解和选择，到整体风格的把握——在两种语言的碰撞之中，不可翻译的诗歌，或许也能在另一种语言中寻到自己的栖身之所。

在王柏华看来，翻译实践远不是终点。“我们怎么看待狄金森栖居在中国；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狄金森；狄金森对我们建构一个新的文学传统，她有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在翻译停止的地方，新的尝试和探索，才刚刚开始。

“每一个诗人在写一首诗的时候，都是不完满的。”王柏华引用本雅明对诗歌翻译的看法，“当一首诗经受了另一种语言考验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可能让它更加完满。我们试一试能不能找到一种方式，让狄金森在汉语中复活。在汉语中找到新的狄金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