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之间，从建筑出发的反思

北川羌族自治县文化中心

2008年，“5·12地震”震区废墟中的乡村学校，与各大城市落成的地标建筑，构成了人们视野中有冲突又有应和的年度印象。

这一年，诸多建筑师满腔热血地投身灾后重建，一时间震区建筑界“山头林立，旗帜遍地”，从后来获得2014年普利兹克奖的日本建筑师坂茂、中国台湾地区乡村建筑师谢英俊，再到以刘家琨为代表的四川本土建筑师（事务所），都给苦难的大地送去了实验性的庇护所。

汶川地震文物抢救保护修复专项规划、秦堰楼重建工程、茂县太平乡杨柳村迁村工程，当这些修护项目同北川中学、汶川地震纪念馆等全新工程并置而论时，经过政府决策、建筑师意愿、居民诉求的交织博弈，不同时空下的建筑面目也在保持乡土性或乡村城市化的道路上发生了耐人寻味的扭转。

最受人关注的，是公共政策突发性“失效”乃至“失控”。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钱方曾经撰文，讨论公共政策及管理细则的缺失现象。他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速度放慢了才有黄金时代，着眼经济大发展只会使振兴灾区沦为淘金时代的原始积累。”这就像培养一个贵族需要花费几代人的心血，这几年的灾区重建也慢慢在失败和困境中沉淀出西南自有的经验。

他提出“西南之间”这个命题，“间”也可以作第四声，寓意以求知的态度寻找西南地区建筑设计发展的问题与机会。

1月10日至11日，由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和《城市·环境·设计》（UED）杂志社共同举办的首届“西南之间”论坛在四川成都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崔愷、批判性地域主义理论创始人Alexander Tzonis、履露斋建筑事务所主持建筑师承孝相、家琨建筑设计事务所主持建筑师刘家琨等40余位建筑界嘉宾列席。

论坛期间，不少受访人士面对记者均流露出些许遗憾。“5·12”地震之后，四川本应抓住契机将城乡规划进一步地合理推进，诞生更实用、接地气的建筑群。但是，传统美学的遗落与都市建设的兴起，让这片原本远离“城市工地”的地域也迷失了方向。6年多过去了，这期间的变与不变，仍引人透过建筑去思考：受伤的土地该如何自处与生息？扎根本土的建筑实践又该如何反思？

胡慧珊纪念馆

沉淀与累积的过程

研究表明，地震一般会在相同（相近）的地点反复发生，特别在各个板块的交界处，会按10年到200年不等的周期有规模地反复爆发。在龙门山中、北段发生汶川Ms8.0级大地震5年之后，2013年4月20日，龙门山南段发生了芦山Ms7.0级地震。

两次地震，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建筑师刘艺都参与了规划重建工作。不同的是，前一次他在第一时间就赶赴现场，后一次在灾害发生两三周之后才出发，而比他早些时间去的是检查危房的结构设计师。除了芦山的受灾情况比汶川轻这个现实背景，他说，“5·12”的时候所有人比较混乱，有劲使不上，没有一个协调的机制来调度各方的资源。而到了芦山地震时，有了先前的经验，就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救灾机制。

地震是天灾也是契机，为此后的灾区援建设立了参照模本，也让重建的建筑质量得以提升。在这之前，人们广泛参照的还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和1999年台湾地区“9·21”地震中的救灾模式，而这些经验往往因延时、地理、气候等客观原因而不具参考性。

“5·12”之后，刘艺所属的团队负责汶川县第二小学、汶川第一幼儿园、德阳特殊教育学院的建设。紧邻国道的汶川县第二小学，校园面积狭小，校园建筑连成了一个大的单体，外墙选用的是羌族建筑传统的土黄色涂料。

三个学校项目完工之后，刘艺进行了反思：目前四川灾后学校重建虽然都把安全性放在首位，例如提高结构抗震等级，加强楼梯间与大跨度教室等重点部位的处理，个别还采用了减震隔震技术。但大多措施都集中于建筑单体上，对于城镇公共防灾体系投入不足，校园如果作为灾后紧急避难场所，其紧急电源、水源、通讯设施等均有待加强。

同时，他提到，灾区的生态比较脆弱，资源相对匮乏，提倡使用绿色节能的材料和可持续的建设思维也是很大的趋势转换。总的来说，灾后的重建是几年内需要完成的迫切需求，什么事情要在这一两年做，哪些又是留给后来人去继续完成，汶川地震时期一步到位的三年期建设并不可取。

“短期的应急模式同长期的社会发展中，长短期的‘错峰’应该有合理化的区分，以便留给当地社会持续发展的空间。”刘艺说。

“传统的村寨或者是城市，它为什么鲜活？从宏观历史来看，它的变化性、不确定性都证明了这是一个随机的过程。”在汶川大地震中修建起来的羌族文化中心、阿坝藏族自治州茂县羌城等，都希望还原西南羌族的传统生活。钱方表示，“很多城市复制一个老街区的时候，试图将历时性的过程浓缩在共时性中去呈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有复制局部的片段，但这种做法最容易招致批评，被认为是虚假和作秀。”所以，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都需要有个沉淀的过程，而这同样得留给后来人。

观照现实与建筑的互动

汶川地震纪念馆

西南地区生态圈海拔落差大，地形分布复杂，是典型的“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立体气候。“闭塞的地理环境阻挡了外来文明的进入，而抵抗不住的人则被动跳跃式地接受着新的观念，这种发展不同于沿海地区的渐进式。或许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对称性，他们依然有底线地保留了一些地域性乡土。”钱方如此解读。

以肯尼斯·弗兰姆普顿（Kenneth Frampton）为代表的“批判的地域主义”，认为乡土建筑是最具活力且有地域特色的建筑形式。“但中国今天正在做的城市规划，主张的是将乡村城市化。在过去，乡村是城镇的对立面、反向面，现在却是后者的延展之地。”著名建筑理论家、 南加州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詹姆士·斯帝尔（James Steele）表示。

而灾难恰似“东风”，将这条改革之路上的雾霾尽数吹散，也打通了灾区重建和城乡一体化间的规划不对称。有人曾总结，“无论将灾害归置于中国的发展背景，还是全球灾害应对实践中进行延展审视，都可以发现，继贫困、环境之后，灾害应对已经成为另一个‘边疆’。”

在2009年所发布的一份“汶川地震后重建词条简例”中，重建分区排在第二名“豆腐渣”、第三名对口援建之前居于首位，成为最受关注的事件，而“灾难城镇化”在15个上榜词条中排名最末。

在赞赏小政府、大社会的日本救灾模式的刘艺看来，中国乡村的城镇化政策不能成为揠苗助长的冒进方针，从而忽略对当地社会结构、人文民俗、生态环境、产业结构的关注。

无论是灾害的自救，还是本土性的求解，日本都是建筑师口中有迹可循的样本经验。历时近30年建成的代官山街区，是另一位普利兹克奖得主槙文彦关注集群形态和新陈代谢运动的一大力作。代官山街区共经过七期开发，具有明显的生长性和时间性，却凭借集群中基于单元组合居住形式为城市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秩序法则，为东京城按下了“慢进键”。

这样的反思让钱方联想到了地震后乐观、闲适的四川麻友。“自然的可感震动虽然远去，但是波及到人文社会的‘余震’，却远未消退。地震的破坏带给我们的是该忘却的记忆，然而在人文层面的‘余震’或许才是不该忘却的记忆。”

“每个建筑师都应努力体现普适性价值，回到对大量普适性建筑的基本关注。”不过，钱方也表示，“但建筑常令人沮丧之处，在于它往往是一种被不断推延的实践，它讨论的事情常常比我们相关的领域，也就是文化、艺术、哲学当中的观念要晚一些，中国这种情况更普遍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