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TPG-Axon Capital Management LP合伙人兼CEODinakar Singh：优秀的投资者从不随波逐流

德尼卡·申尔(Dinakar Singh )在华尔街上属于少年得志。不到30岁就成为高盛集团最年轻的合伙人之一。离开高盛后创办了对冲基金公司TPG-Axon Capital Management LP，管理的财富达到40亿美元。Dinakar从小在印度长大，10岁来到美国，这种外来者的经历促使他更关注美国以外的国际市场。

在纽约曼哈顿的办公室里，申尔接受了《第一财经》记者的专访。他也不过才40多岁，身材高大，头发卷曲，显得成熟稳重。和大部分在华尔街上的优秀人物一样，他低调温和， 只是在谈吐中显露出机敏和睿智。

美国是现在世界经济的亮点，包括新兴市场和欧洲的投资都涌入美国。但是申尔认为投资者总是看后视镜，他们愿意为之前表现好的投资付更高的价钱。而随波逐流是不可能成功的。但也不能为了追求不同而不同，需要在一段时间过后大多数投资者都能同意我们之前做的抉择。怎样让大家都同意呢?只有让回报率来说话了。

2011-2012年TPG-Axon Capital Management LP投资美国最多，但现在重心已经转移至亚洲，占总体投资的45%左右，主要是日本,中国和印度。欧洲有一些，剩下的是美国。

“之前重点投资美国的策略是对的，”申尔解释，“在经济危机时抄底市场。有些公司随着经济复苏而好转，利润上升，2009年到2013年是投资美国市场的最好时机。”

在过去几年中美股的投资回报非常稳健，2013年标准普尔指数加上分红上涨了32%，去年的投资回报达到11%，超过全世界大多数资本市场。

“是的，美国公司的估值正在逐渐上升，投资者也对美国股市更感兴趣。过去四年间其实投资标普就够了。但是从利润的角度讲，其他一些国家在过去三四年中增长更快，总体来说日本最好，其次是中国、欧洲，最后是美国。但实际情况是利润向左，估值向右。比方说过去十年美股的利润率是最高的，过去三到五年间却是日本最高，单看去年一年更是如此。很明显市场现在是根据过去十年表现估值的。”

现在TPG-Axon Capital Management LP在日本的投资是总投资的35%。之所以最看好日本是因为历史上日本企业的表现非常让人失望。但是现在日本企业终于逐渐的开始关注利润率了。

“一件东西的好坏是与其价格有关的，你以非常低的价格入手一个原来不怎么样的公司但是它在逐渐好转就是赚了。”申尔说，“日本的企业终于越来越关注利润率而不仅仅是公司扩张，开始用闲置资金回购股票和分红，十年前日本公司股息率只有美国公司的五分之一，而现在已经超过了美国。所以说日本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对于自己的故乡印度，申尔认为在过去十年间增长非常快，宏观前景好，但是估值已经很高，能找到划算的股票很少。相比之下日本就便宜许多，并且利润在逐步增长。中国属于两者之间，增长率还可以但是利润率低，工资增长压力大，通货膨胀比较高。

“企业投资回报率比低，工资增长压力大，借贷成本高的时候，利润自然就打折扣。”申尔说“去年我们有大概10%的资金投在了中国A股。”

去年中国股市以超过50%的涨幅全球排名第一。申尔象一些非常敏锐的海外对冲基金一样参与了这个过程。不过对于未来的A股，申尔非常谨慎。他认为中国接下来几年增长会大幅放缓，因为经济的规模已经非常庞大，经济发展的情况也会非常复杂。经济放缓，通胀率降低，工资增长缓慢会使消费者降低消费，这就会导致企业营业额不震。但是另一方面，工资降低会使得企业成本降低，所以虽然增长率放缓，利润率又有可能大幅上升。

“我们将看到好坏公司的分化。”申尔说，“这本身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好公司的估值也会上升。半年前A股非常便宜，半年内价格上涨了百分之五十，因为能公布的好消息都在这半年公布了。我们已经在一月份减持了A股。”

申尔认为几年前A股利润率持续低迷不振，市场的反应时合理的，估值很低，只有六七倍的市盈率，在世界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好的公司从前是七倍市盈率，现在大概十一倍左右，依然比较划算，但是比以前差得远。现在区别好坏公司只能看其本身的竞争优势，管理层能力等等。

对经济形势的敏锐判断和坚持是能够在资本市场胜出的关键。2013年初夏到2014年初，因为美联储退出定量宽松政策的预期，大量资本撤出新兴市场，一时间人们甚至担心亚洲金融危机会再度出现，但是TPG-Axon Capital Management LP坚持了在亚洲的投资，并没有撤回资本。

“当有很大不确定性的时候，投资者开始紧张，就会反应过度。”申尔说，“他们会回到自己觉得舒服的地区。而美国是绝大多数投资者都会感到安全的地方。”

世界上目前投资股票最多的国家是美国，欧洲国家家庭股票投资只有美国的二分之一，更多的是商业地产，亚洲则是住宅地产。美国家庭总财富约为800亿美元，其中25%投资于股票。2012 年的时候美国公司很便宜，一个通讯公司大概只有12倍市盈率。但是现在不同了，比如时代华纳，可以卖到二十倍市盈率。前几年，公司通过低利率的借款以及股票回购为股东创造了很大的价值，但未来几年利率上升之后就不一样了。这也是申尔坚持在新兴市场的原因。

“我不担心美国的经济但是每单位的利润变贵了。”申尔说，“中国正好相反，经济可能放缓，但是公司可能有更高的利润率。投资者应该更关注利润率而不只是公司所在地。”

另外，过去几年美国的投资者不太在意国际市场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汇率风险。比如日本公司的回报率很高但是日元也在贬值。

“我认为聪明的投资者是不会买日本和欧洲债券的，因为利率本来就不高货币还有很大的贬值风险。”申尔说，“而股票正好和债券相反，如果我有其他国家的货币，那我为什么要来买美国高市盈率的股票而放弃其他国家低市盈率且增长好的股票呢?所以你将会更多的看到人们更愿意持有美元债但是拥有其他国家的股票资产。”

而世界经济在未来五年内会更加扑朔迷离。现在世界上的大经济体，除印度一直在持续增长外，过去几年都处于复苏阶段而中国经济开始放缓。这就象一个人经过大手术起死复生，是个大好消息，但是最困难的部分是出院之后的康复过程。

“我觉得现在经济已经 ‘出院’了，进入了重组调整期，会有很多改变。欧洲日本的央行都在实行经济刺激政策，就像美国即将结束的量化宽松政策。一方面这对经济来说是好的，另一方面，如果效果不明显也会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如果两年之内欧洲和日本的经济没有好转，投资者将会非常焦躁，因为政府黔驴技穷了还没有看到效果。”

但毕竟世界经济还是走出了低谷，申尔觉得现在企业估值都偏高，很难找到合适的投资。那么当面临一个价格合理的好公司和低于市场价的差公司来说，又该怎么选择?

“低价不等于划算，作为投资者要找到平衡。一直以来都表现非常好的公司很少有划算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它是好公司也认可它的价值。相反，表现不好的公司就算便宜也可能不会产生价值。投资者应该找到正在发生改变的公司，今天可能表现平平，但是逐渐好转，利润上升。”

但是谁都没有水晶球，怎么能够预测一个今天表现平平的公司未来会大放异彩。申尔也承认这是投资最难的一点也是在投资界胜出的关键。他认为日本现在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之前20年利润率一直在零徘徊，现在有些公司的管理层终于意识到要增加利润率并缩小公司规模。印度有一些好的公司非常贵，他看好一些印度银行股。国有银行占印度银行业的百分之七十，之前政府处于弱势的时候这些银行经营不善。现在的政府很强势，在银行业进行改革，让跟多人可以贷款。如此一来这些银行的市场占有率就会越来越高，这就是非常好的投资机会。

谈到中国和印度，申尔认为这两个国家公司管理层变动没有美国那么频繁，在印度，通常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世世代代管理一个企业。中国稍微好一点但是流动性相对较差，所以管理层的好坏会决定公司的前景。所以在中国印度投资前，一定要做足功课。

“有句老话说的好，不要把东西都交给一个人并期望他会改变，”申尔笑着说，“这就有点晚了。”

一个成功的投资者对所投资公司的了解程度一定要与该公司的CEO不相上下。但现实情况是许多CEO比投资者要明白的多，他们都眼界开阔，具备世界的眼光。就像现在美国公司，可口可乐的CEO是土耳其人，百事可乐的是印度人，微软的总裁也是印度人，很多对冲基金的管理人也都是亚洲人。苏黎世信贷一直是很保守的公司，现在的CEO是一个尼日利亚出生会说六国语言的人。国际化的背景让申尔对其他市场更熟悉，他说熟悉并不代表一定要投资，但时机成熟的时候不会放过机会。而且资本市场瞬息万变，投资者必须随时保持警惕寻找机会

“我经常告诉别人，我们是猎人不是农民，农民是靠天吃饭的。”申尔说，“猎人在丛林里面寻找猎物，有时候需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尽管已经在华尔街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申尔最开始并没有想到过从事金融行业。出生在印度一个科学家的家庭，申尔从小的梦想是当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直到后来到耶鲁大学才开始接触经济金融相关的课程。一个投资银行的工作机会就很自然的从事了金融。一旦投入这惊心动魄的行业就爱上了它。

当时华尔街还是白人主导的世界，和现在大不相同。现在纽约高盛每年招收大量亚裔人才。而当时金融高管很少有亚洲面孔。申尔开始一直在纽约，当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开始的时候被调去了香港。申尔一向喜欢经济动荡时候，因为通常混乱的情况充满了机会。而正是在亚洲经济危机时的卓越表现，他被提拔为高盛的合伙人

在高盛所积累的资历和人脉关系使他在华尔街能够成功的直立门户。从高盛出来的人一般在金融的各个领域都比较擅长。因为做到合伙人级别不仅需要在擅长的领域表现出众，更要其他一些软实力，比方管理人际关系，沟通能力，策略分析等等。很多高盛人后来都开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因为他们多方面的能力都得到了训练。

现在也有很多大学毕业生直接进入对冲基金，他们没有投资银行或是其他行业经验，虽然能很快的分析股票但是不理解公司是如何运作的。从而也就不能很好的与CEO们交流。有时候与公司的管理层开会，也不懂怎样提出有效的问题。

“就像打网球，正手反手都要熟练。高盛很鼓励员工全面发展，”申尔说，“我搬去香港就是为了挑战证明自己，我在纽约做的很好，是不是在香港也可以，搬到香港之后我被提拔成为合伙人，高盛很鼓励员工的企业家精神。”

申尔不仅仅积累了巨额财富，而且将大部分财富捐了出去。申尔的女儿19个月的时候得了脊髓性肌肉萎缩症，无药可治。为了治疗女儿也是为了所有得这种疑难病症的孩子，申尔投入1亿美金创立脊髓性肌肉萎缩症基金会(Spinal Muscular Atrophy Foundation)，研发药物。

“这也差不多是我所有的钱了。”申尔说，“我不希望25年后发现科学的方法其实已经在那里，只是因为没有人研发药物而无法治愈。”

全美有将近3万人患这种疾病，重症患者尤其是孩子死亡率很高。每年美国有1000个还会确诊这个疾病。得益于申尔开创的基金会，目前有三个临床试验正在进行，非常有希望至少一个会成功，给病人一线生机。

作为一个成功的投资家，同时又将绝大部分财富捐出，金钱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他很坦诚，“有钱和没钱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但是金钱不能决定快乐的程度。我出生在一个科学家家庭，我的父母当时都没什么钱。我不觉得我小时候比我孩子少快乐一点，显然我的小孩物质条件更丰富。很难说我小时候和我的小孩现在谁更幸福，有时候钱多了可能反而不快乐。金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在有生之年多做些贡献总是好的。”

其实投资TPG-Axon Capital Management LP的很多机构都是养老金基金或者大学基金会，申尔出众的投资意味着这些机构有更多钱发退休金和奖学金。而这个工作的诱人之处并不仅仅是赚钱。

“我可以每天关心世界上都在发生什么，如何解决问题。每天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且拿着工资，感觉很棒。”申尔说，“成功的人大多都不是被金钱激励的，而是他们成功的欲望与保持竞争力的决心。”(实习记者张安哲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