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韩总统高级顾问芮春浩：朴槿惠从小节俭好学 韩国应与中国保持互信

虽然已经过了立秋，但首尔的天气依然很容易令人感觉疲倦、烦躁。不过，当《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初次见到韩国总统高级顾问芮春浩时，无论从精气神还是思维看，都令人难以相信眼前坐着的老人已经将近90岁的高龄，原定半个小时的专访，最后芮老先生却侃侃而谈整整两个小时，记者甚至完全忘记和自己正在交流的是一位年近九旬的长者。

芮春浩1927年出生于釜山，大学时曾攻读经济学，后来在韩国现任总统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执政时期（1961~1979年）跟随其进入政界，曾连任三届国会议员，并担任执政党民主共和党的秘书长，成为当时韩国政界仅次于总统朴正熙和总理金钟泌的“第三号人物”。但是，1969年，芮春浩作为执政党秘书长，却因反对朴正熙终身连任而被逐出政界，并因此遭受了牢狱之灾。同时入狱的还有后来成为韩国总统的金泳三及金大中等在野人士。

芮春浩出狱后，许多政治势力都极力争取这位韩国政界的泰斗级人物，但令人可贵的是，芮春浩并未跟随他们，而是选择隐退，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研究上。为此，芮春浩也被韩国总统任命为其直属的高级顾问机构“总统咨询国民元老会议”的正式委员。有很多韩国学者称赞芮春浩为“时代的良心”，“为数不多的坚持自己信念的政治家”。

除政治家的身份外，芮春浩在经济方面也颇有建树。他作为当时韩国屈指可数的攻读过经济学的政治家，对韩国施行“新农村运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日后韩国的发展证明，这次运动成为了韩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动力之一。另外，他也是韩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间轰轰烈烈的产业化运动的见证者和实践者。

朴槿惠节俭到“不像总统女儿”

作为朴正熙执政时期的高层人物，芮春浩曾长期往来于青瓦台（韩国总统府）与国会之间。而当时总统的女儿朴槿惠也住在青瓦台，因此，芮春浩曾有过与朴槿惠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将朴槿惠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不像总统的女儿’。甚至有时候看到韩国一些政治人物发生丑闻，我也相信不管哪个总统受贿，朴槿惠也不会受贿。”这是芮春浩对于朴槿惠的描述。

学生时代的朴槿惠

芮春浩进一步说，朴正熙是一国领袖，权高位重，但是朴槿惠却异常低调，上学的时候，身边甚至有同学不知道她是总统的女儿。最能够说明这个特点的一个例子就是，朴槿惠选择进入西江大学学习电子工学专业。事实上，和中国一样，韩国理工专业鲜有女生。另外，西江大学虽然是韩国国内赞誉度较高的私立大学，但大学本身规模较小，而且还是具有宗教性质的学府。在朴槿惠升入大学之前，就有很多人猜测她会选择哪所大学，很多专家也认为，品学兼优的朴槿惠完全可以进入韩国顶尖的国立首尔大学。

据后来披露的信息，进入西江大学以后，朴槿惠仍然品学兼优，有很多学期都是以100分满分结业，毕业成绩更是高达98.2分（满分100分）。由于开设众多英文课程以及保持着高中一样的高强度学习压力，西江大学迄今仍被韩国民众戏称为“西江高中”。

据芮春浩回忆，他的大儿子曾经与朴槿惠在同一学校的同一年级学习。当时适逢朴正熙刚刚宣布“维新改革”，国内反对声四起。学校里很多学生也因此开始厌恶身边的这个“总统女儿”。有一次同学故意将朴槿惠的饭盒扣倒在地下，准备看朴槿惠的笑话。但让同学们吃惊的是，朴槿惠的饭盒里只有很普通的泡菜、米饭和鸡蛋，更令人惊讶的是，朴槿惠竟然把地上的饭盒捡起来，默默地吃起了饭。

“另外，在其母亲、父亲先后被杀之后，朴槿惠被赶出青瓦台。在此人生的转折期，她选择以书为伴来应对突如其来的逆境。为此她读了很多种类的书。特别喜欢读中国的哲学和历史书籍，从中国的古代思想中获取向前的动力。我觉得，虽然有韩国国内舆论称其为‘不爱沟通’、‘冰公主’，但朴槿惠坚毅而充满原则主义的性格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养成的。”芮春浩回忆道。

“周游列国”为韩国脱困寻求帮助

“凌晨的钟声响起，新的一天开始了”这是一首韩国中老年人皆知的歌曲《新农村之歌》，歌曲的背后，是一场奠定现代韩国经济发展基础的“新农村运动”。那么，这场运动是怎么样开始的呢？芮春浩回忆了这段历史。

在芮春浩的回忆中，朴正熙时代初期，韩国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和轻工业国家，经济发展缓慢，民众温饱尚成问题。而此时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因为“千里马运动”的成功实施，一时在经济上取得了可喜的发展，在那个时期，甚至连泰国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都比韩国富裕。三年的朝鲜战争以及之后不断的政治斗争使韩国的经济受到了巨大的束缚，这也成为依靠军事政变上台的朴正熙政权需要解决的一大难题。

芮春浩说：“当时的朴正熙总统每天开会都在思考，并且会提到如何能够发展经济。特别是朴正熙依靠军事政变上台，如果不做出一些成绩，很有可能面临更大的反对声，国家将再次陷入动荡。”

为此，以芮春浩为访问团长的执政党人士开始“周游列国”，试图寻找一条适合韩国经济的道路。

“当时我们访问了美国和加拿大等北美国家以及英国和法国等西欧国家，与此同时，虽然因为冷战而无法访问苏联，但是通过日本，我们也接触到了许多有关苏联的资料。”

芮春浩说：“后来我们发现，韩国国土面积较小，缺乏自然资源，而且国内政治斗争比较严重，这种状态下很难去走苏联的模式。另外我们也发现，当时生产积极性低下、物资缺乏等苏联经济体制的弊端已经开始显现。再加上看到当时西方社会的繁荣以及受到‘冷战’的影响，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韩国还是要用市场经济体制。但与此同时，韩国当时的基础实在太差，为此政府也要起到比较积极的作用。”

当时韩国还是一个农业等第一产业占国民经济较大比例的国家。但因为城市的逐步兴起以及农村收益的不理想，农村开始逐步破败。在这样的情况下，韩国意识到要先改善农村破败的面貌，为此韩国上下开始了一场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改善农村面貌的运动——“新农村运动”。通过这场运动，韩国奠定了经济发展的基础，并为20世纪末韩国成为“亚洲四小龙”做出巨大贡献。直到现在，韩国的很多老年人还能倒背如流唱诵上文提到的《新农村之歌》，甚至有分析认为，朴槿惠能够选举胜利，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民众对朴正熙时期的功绩做出了肯定。

另外，为了能够筹得产业化所需的社会资源，朴正熙政府借助日本以“独立祝贺”为名提供的钱款以及向西德派遣矿工和护士等数十万名劳工为代价获得的低息贷款，建起了韩国第一条高速公路——京釜（首都首尔-韩国最大港口釜山）高速公路以及浦项制铁厂，另外还亲手将庆尚北道九尾、蔚山一带打造成韩国知名的工业园区。直到现在，这两个城市仍然拥有众多大型企业，平均收入也在全韩同级城市名列前茅，蔚山这个不起眼的城市平均收入甚至仅次于首尔，排名全韩第二。

蔚山市夜景

对中国的潜力和努力“印象深刻”

芮春浩第一次赴华访问是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韩国政府对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定下“和平”的基调。最终除了朝鲜和古巴等极少数国家外，两大阵营均参加了汉城奥运会。

随着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以及“冷战”逐渐走向尾声，韩国政府开始施行“北方外交”战略，并试图通过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关系来提高国际声望。韩国先后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依次与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建交。

中韩两国虽然直到1992年才得以建交，但早在80年代，两国就曾以汉城奥运会的举办为契机开始民间层次的交流。当时，从中国前往韩国还需要从香港转机，但是仍然有许多中国人前往韩国，同样也有一些韩国人来到中国。

芮春浩也在那个时候受到住在中国的亲戚之邀，前往中国探亲。

“我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整个北京还是一片‘大工地’，到处都在建大楼、修新路。当时的中国还因为技术和资金等问题无法获得充足的机器，所以可能一个工地里挖掘机还不够用，这时候我惊奇地看到：没有挖掘机，工地上的人们就会开始用铲子来铲土，这样巨大的规模和高涨的热情都使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我就有很深的感触，认为中国将会发挥出巨大的潜力。”芮春浩对于自己第一次赴华的经历如此回忆道。

“另外，当我前往一个中国农村，看到有许多老太太在家里做针线活，当时我还纳闷自己家里也用不到这么多东西，还问老太太为何在家里做针线活。她们告诉我是为了在市场上出售。虽然因为年龄和所在地域等原因，没法再出门赚钱，但她们仍然通过这种方式来参与经济活动，这也使我受到了巨大的震撼。”芮春浩称。

“我去中国之前，曾以为中国与苏联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上也会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当我来到中国，却惊奇地发现中国与苏联走的路完全不同。中国通过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将中国人民从古以来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基因，以及13亿人口带来的巨大市场机遇完全释放出来。我认为，中国和苏联两国的走向截然不同，也与两国所走的路不同有很大的关系。”

谈到现阶段中国的热门话题，芮春浩表示：“虽然我对于中国新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并不是特别熟悉，但是我相信中国的许多国家性战略可以由具有相关经验的韩国更多地参与进来最后达到共赢的目的；另外，有一个观点是我一直坚信的，那就是要保持一个辩证的价值观。”

“比如说朴正熙虽然后来进行了独裁统治，但对于他在韩国经济和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施行的政策，我仍然给予高度的认同，并且认为没有他的这一系列政策，韩国很难获得如此飞跃式的发展。而对于中国，我们也要抱有这样的想法，与中国加强相互理解和信任关系，积极与中国政府和人民保持互信，这对于发展中的韩国是有益的事情；更何况我们的邻居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我们更要与邻为善，联美联中，重视传统韩美同盟的同时，与中国保持战略合作的互信关系，为两国人民共同的友好共赢与福祉做出最大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