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东方巴菲特”惠理集团主席谢清海：注册制需要配套改革护航

2016年被称为最难投资的一年，对中国内地市场而言也是充满机遇与挑战的一年——注册制、深港通、QDII2(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等新举措有望陆续推行。内地市场应该如何推行改革并加速互联互通机制?外围投资者又如何看待中国的投资机遇?

带着上述问题，《第一财经日报》独家专访了马来西亚拿督、惠理集团主席谢清海。惠理集团(0806.HK)于1993年成立，2007年在香港上市，安全穿越了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自2010年起，公司的平均年回报率基本都在16%至18%之间，2014年的年化回报率在16%左右，谢清海也被投资界誉为“东方巴菲特”。

“此前，A股市场已经达到了危机水平。回顾历史，中国证券市场是在1990年创建，过去25年存在很多结构性问题，IPO只是众多问题中的一个。”在谢清海看来，A股IPO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今年下半年，内地市场仅有28个IPO，而在香港这一规模更小的市场全年达到了150个IPO，在2015年甚至超过了美国。当前，有超过700家企业正在排队等待A股IPO，其中众多是中小企业，因此这一制度并不利于中小企业融资和发展。”

谢清海表示，内地推行注册制还需要其他配套改革护航，例如完善市场合规机制——加强市场诚信(market integrity)，严厉打击如市场操纵、内幕交易等，加强投资者保护机制等。他也幽默地表示，“到2020-2022年，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问题可能都会得到解决，但是在近2-3年不能期望太高，长期的问题只能逐步改善。”

“高抛低吸”的价值投资者

日报：你也被投资界称为“东方巴菲特”。你的投资逻辑是什么? 你的价值投资理念又与真正的巴菲特有何异同?

谢清海：我和巴菲特都是价值投资的笃信者，但我们的投资环境不同，因此不同点多于共同点。比如，巴菲特也会购买估值很高的价值型企业，而我则更喜欢价格低的股票，“高抛低吸”是我的投资逻辑。

今年我们考察了近2500家公司，不包括电访，而是面对面的交流和实地探访，最后决定投资的也只有150家公司。在这选择过程中，我们坚持3R原则，对的生意(Right business)、对的管理层(Right people)和对的股票价格(Right price)。

日报：高盛近期明确阐述了“持有新中国、交易旧中国”的观点。随着中国增长引擎转向消费和服务业，传统的中国投资框架已经无法有效追踪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以健康医疗、科技行业为主体的新经济才是投资者需要紧跟的“脉搏”。你是否同意这一投资逻辑?

谢清海：中国现在的GDP测算方式已经过时了，是1993年使用的方式，多是通过PMI、工业增加值等数据来判断中国经济，其对服务、研发、IT的关注度远远不够。我认为中国应该转变测算方式，这样中国GDP增速起码会达到10%。

不过，我们和高盛的观点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我们的思维模式并非以“新中国”和“旧中国”来划分，而是根据“高抛低吸”(buy low and sell high)的法则进行投资选股。当人们变得过度悲观而抛售“旧中国”概念股时，股价往往会下跌到底位，此时我们仍然会进场以低价购买这些股票。

日报：随着人民币进入SDR，中国开放资本帐户的步伐也在不断加速。作为沪港通的积极参与者以及两地基金互认的申请机构，未来将如何利用内地市场开放的机遇?

谢清海：我们有望在2016年一季度通过内地香港基金互认的申请批准，将我们的产品提供给内地投资者。此外，我们最近拿到QDLP(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的资格，可以由此为内地基金市场带来更多样化、更优质的基金产品。所谓QDLP，允许注册于海外并且投资于海外市场的对冲基金，能向境内的投资者募集人民币资金，并将所募集的人民币资金投资于海外市场。同时，我们积极与银行、互联网金融公司合作，确保将产品分享给更多大陆投资者。

日报：内地香港基金互认计划中，惠理基金可以提供什么保值增值的产品?

谢伟明：除了股票型产品，我们仍会提供债券型产品。在这一方面，我们尤其看好中国内地企业在香港发行的美元几家债券，现在这个市场规模约3000亿美元，大部分是内地房地产企业，这个占比70%以上，每年约70家，年均募集金额约五到六亿美元，平均收益率达7%-8%，而目前同类人民币计价债券收益率只有3%-4%，这里就存在有3%-4%的差距。如果计入人民币明年贬值3%的预期，两地同一家公司的发行债券便存在6%的利差空间。

除此之外，我们还关注另一类债券产品。在金融危机后，全球资本新规(即巴塞尔协议III)对于国际大型银行提出了更严格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因此部分银行发行了一种高风险债券或次级债(subordinate bond)，这是银行在经济放缓和坏账激增之际筹集资金以增强资本缓冲的最新举措。其实，如果能够仔细筛选相关银行，还是能够保证安全性的，在这个奇怪的“新常态”中或许能为投资者带来更高的收益。

注册制需要配套改革护航

日报：近期，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再进一步。你认为这一举措对内地市场的意义是什么?

谢清海：此前，A股市场已经达到了危机水平。回顾历史，中国内地证券市场是在1990年创建，在过去25年存在很多结构性问题，IPO发行制度只是众多问题中的一个。

我们认为，中国IPO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今年全年，香港这一规模更小的市场就达到了150个IPO，在2015年甚至超过了美国。当前，有超过700家企业正在排队等待A股IPO，其中众多是中小企业，因此这一制度并不利于中小企业融资和发展。

目前，IPO发行制度的问题也导致A股平均市盈率(PE)过高，A股平均PE约为20倍(除去金融和能源板块，当然这两大板块存在自身问题)，而中小型企业平均PE超过50倍，这在外资看来实在太贵了。因此，我们需要重启IPO市场，管理层也希望让股市朝市场化的方向前进。

日报：注册制所带来的过多股票供给是否会给市场估值带来压力?国外有和经验可以借鉴?

谢清海：注册制的实行会让股票供给增多，但也会有更多新的资金进场，不要担心更多新公司来筹钱，市场的钱就没有了。当前，美国居民储蓄的50%都投资予股市，而中国内地不足10%的家庭财富进入股市，可见空间很大。

问题在于，内地推行注册制还需要其他配套改革护航，例如完善市场合规机制——加强市场诚信，严厉打击如市场操纵、内幕交易等，加强投资者保护机制等，且证监会监管当前仍有不足。正因为人们还不完全信任市场，因此才不愿进场，转而将钱投入了低效的理财产品、存款等。而在美国，人们信任并愿意把大部分储蓄都放进股票市场，而其长期回报确实要高于其他众多标的，这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可见，一个合理运行的资本市场是国家发展的基础，而当前中国市场结构存在不少缺陷。

本届政府打击不当行为的决心令人佩服，不过这仍是一项长期任务，新的注册制对于市场而言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消化接受。到2020-2022年，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问题可能都会得到解决，但是在近2-3年不能期望太高，长期的问题只能逐步改善。

日报：看好A股市场的哪几大板块?

谢清海：我们也在关注“新经济”概念公司，包括旅游、娱乐、服务业、零售、互联网金融。今年我们甚至推出了我们有史以来第一只针对内地市场的大数据基金，我们和中国内地一家著名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合作，通过数据分析来投资那些表现卓越的惬意。

“深港通”或是加仓港股好时机

日报：“深港通”预计将在明年上半年通车，这将给内地投资者带来何种机遇?

谢清海：我认为这是内地投资者购买香港低价股的好机会，因为两地上市的公司，其H股的估值往往大幅低于A股。此外，我不认为香港投资者会涌入深圳购买股票，南向资金将大大多于北向。

半封闭的资本市场导致很多钱出不去，进一步导致A股估值过高。例如，同样的一家两地上市公司，香港的PE是20倍，深圳PE则高达70倍。 例如，医疗概念在香港市场的PE大约18倍，但在内地是80倍。同样的公司和盈利，A股对H股的溢价高达77%。这是非正常的现象。

日报：美联储首次加息后，整个正常化进程所可能造成的冲击引人担忧，你如何看待2016年的投资格局?

谢清海：此次加息只是象征性的(just a token)，我不认为美联储会采取激进行动。相比加息，全球当前的增长问题更值得关注。

亚洲只有四个国家明年可能保持6%以上的增速——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和菲律宾，其他所有的亚洲市场增速都会小于这个数字。在发达国家，超过2%的增速都已经是非常好的。

究其原因，在2008年以后，1/3的全球增速是由中国经济增速贡献的，而美国的贡献率仅18%，因此全球都习惯于依赖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总是有最庞大的需求，而中国经济放缓也给一些人带来一定的忧虑。服务业、高科技发展不是资本密集型的，不用消耗很多资本或钢铁水泥，更多需要的是智慧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因此全球处于储蓄过剩、投资标的不足、缺乏新增长引擎的状态，

可见，当前加息并不值得过度担忧，更值得但有的是我们将在2016难面临更为艰难的投资环境。而作为一个专业投资者，我认为当前有两大重点——其一是资本维护(capital preservation)，其二是资本增值(capital appreciation)，而当前情况而言前者更为重要。价值投资的优势将在此时体现，即高抛低吸，这不会伴随很多风险。

日报：你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是否乐观?

谢清海：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鉴于购买力评价(PPP)，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尽管其经济增速降低到6%-7%，但中国每三年的增长仍然是相当于整个英国的GDP。以此角度来看，投资者对于中国的未来仍然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