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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政商关系定义:厘清边界 “亲”“清”合作

第一财经 2016-05-03 23:48:00

责编:任绍敏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王满传向本报记者表示,“亲”应该包含政府服务企业和政商建立合作关系。政府职能要从管理转向服务,为企业营造公开竞争的社会环境。而“清”则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清廉和清白,政商之间没有勾肩搭背和非法利益交换;第二是两者之间是规范的、可以公开的关系。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日前发布《新型政商关系研究报告》,为企业构建新形势下的政商关系提供了一些建议,包括企业家要有“底线意识”;要勇于放弃眼前需要通过权力寻租获得的短期利益,转为追求长远利益;专注发展核心竞争力,回避不健康的政商关系等。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上就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作过阐述。习近平指出,新型政商关系,概括起来说就是“亲”、“清”两个字。

如何理解“亲”和“清”?在八项规定的实施和反腐力度加大的情况下,如今政商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近日采访了相关专家、企业和地方政府。

厘清政商边界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杨伟东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清”至少应该有两层含义:清清楚楚和清清白白。

“清清楚楚”是指要厘清政、商的边界,分清哪些是政府该管、能管的事,哪些需要留给企业自主决定的事,做到政商边界的“清清楚楚”。在法治国家,这一边界应该由法律和规则来加以规范和确定。企业不去干应由政府做的事情,同样政府也不能去干预或者逾越界线,用行政权力介入商业问题,不能出现“以政代企”或者“以政代商”。这就涉及到了政府职能转变当中最迫切的简政放权问题。

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镇长斯朝阳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日前制定的《店口镇人民政府责任清单》力求在“清商”上做到清单管理,明确政府和企业各自的职责。清单共分11大块,176条,其中,有38条明确了政府在企业发展中应负的职责,占服务清单总数的21.6%。

金红叶纸业集团发言人徐正文则表示,简政放权后政府办事的便利度和服务性有所改善,很多政府的办事大厅效率大大提高。

杨伟东表示,“清清楚楚”是前提和基础,“清清白白”就是目标和导向,指的是政商关系应当是干干净净的,不能也不应发生公权与私利的违法的、不正当的交易。企业不会为商业利益去拉拢、腐蚀公共部门和公职人员,后者也不会为了私利而出卖公权力。当下发生的一些腐败案例,导致在某些领域中的政商关系受到一定的怀疑。

徐正文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近几年随着八项规定的推出和反腐力度的加大,他们在应酬上确实减少了很多。以前,企业在做公关、慈善、宴请等这些事情上,好像不做就不行、不对,变成所有企业都得做这些事情。而现在很多企业都松了一口气,不需要去做了。斯朝阳也表示,现在他们的应酬的确减少很多。

如何实现政商关系中的“清”?杨伟东认为,首先应该进一步明确哪些是政府应该做的,哪些是企业应该做的。虽然二者关系在方向上是清晰的,就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关键性作用。在当前中国的语境下,如何落实这一点,特别是在涉及具体领域中的政企关系仍是需要讨论的问题;其二是建立规则,通过法律和规则对边界做出更加明晰的规定。这是两个至关重要的步骤。

政商合作实现效率和利益最大化

对于“亲”的理解,杨伟东认为,至少应该包含三层含义:首先应该是不对抗、不对立,这是底线。

其次是强调政商合作,这需要以边界清晰为基本前提,发挥各自优势开展合作,实现效率和利益(包括公共利益和企业利益)的最大化。例如政府向企业购买服务,企业可以参与到公共项目等。

其三是亲和,进而亲近。政府职能转变就是要完成从管制到服务的转型。政府要消除企业在跟政府打交道时的顾虑,企业也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双方应该相互提供必要的又不逾越的支持。

徐正文表示,相比过去,企业的应酬减少了,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有些官员和政府有点矫枉过正。比如,前任领导对企业承诺的一些事情,等他调离或者退休后,后面接任的人反而不太去理睬和关注。下一任能够解决上一任需要处理但未处理完的事情,这样对企业来说才是真正的良性和循环发展。不然变成利益少了、饭局少了、送礼没了,企业的压力是减轻了,但相对的,有些地方的政府协助也没有了。

斯朝阳表示,政府部门在应酬少了之后,也出现了较多的不担当现象。为此,店口镇政府实行“追责制”,他们党政班子制定的刚性任务分解表把责任落实到每个班子成员,每项任务、每个项目都限时办结。一旦超过规定时限且无特殊情况,相关企业可以去向镇政府有关领导举报。

企业要依靠自身能力与政府博弈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王满传向本报记者表示,“亲”应该包含政府服务企业和政商建立合作关系。政府职能要从管理转向服务,为企业营造公开竞争的社会环境。而“清”则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清廉和清白,政商之间没有勾肩搭背和非法利益交换;第二是两者之间是规范的、可以公开的关系。

至于两者的边界在哪儿,王满传表示,在认识上要不断深化和推进,更重要的是,需要一系列制度设计加以落实。比如政务公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政放权等多方“合力”来推动。

以浙商这个商人群体为例,上述北大报告提到,企业必须有自己可靠的商业模式和市场化经营渠道,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政商关系寻求资源,但不能依靠获得政府的垄断资源作为企业支撑。做好企业,依靠发展自身能力才能获得与政府的博弈能力。

值得关注的是,在看重“人情”的东亚社会,报告提倡,应该以法人关系逐渐替代个人关系,即政企关系替代官商关系。因为在大中华区经济更为发达的地区,“人情”的政商维护价值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也会逐渐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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