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大唐气象，来自醍醐寺的珍宝也在期待这次回归

驯马图屏风

十二天屏风

木雕明王像

 

和式展厅内，鹅黄色的幽暗灯光令佛像的明暗分界更为突出。展厅深处高台上，平安时代（10世纪）的木雕“不动明王”怒目圆睁，獠牙外露，手执宝剑，红色的背光似熊熊烈火，令人望而生畏。“传入日本以后的密宗佛像也有了本土化的过程。它们更夸张，表现的是对癫、痴、贪的威慑。”上海博物馆青铜器青铜器部副研究员李柏华这样对第一财经说。

5月10日，“菩提的世界：醍醐寺艺术珍宝展”在上海博物馆开幕。与尽显愤怒的明王们一起来到上海的，还有静谧安详，低眉浅笑的观音，以及体态丰腴唐风显著的菩萨。包括这些佛教造像在内，共有64件珍贵的日本京都千年古刹醍醐寺文物呈现在展览中，还包括曼荼罗、法器、绘画、屏风画等，其中6件属国宝级文物。

爱染明王坐像

千手观音立像

 

4月23日深夜，这批文物由集装箱卡车运至上海博物馆，而展览的筹划则始于3年前。寺庙文物，尤其是如此重要的文物，走出日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上博的策展团队与醍醐寺以及协调方东京国立博物馆进行了多次沟通。

10日，呈现在第一财经记者眼前的展览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醍醐源流，帮助人们了解醍醐寺的历史和文物；第二部分以佛教文物为主，展示包括绘画、造像、法器等文物；第三部分着重展现醍醐寺后期的特殊文化，如江户时代的屏风画等。其中与中日文化交流直接相关的是展览的第一、第二部分。” 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李仲谋告诉第一财经。

 

吉祥天立像

 

空海遣唐

“之所以来中国展览，也是希望让中国朋友看到，当时（由中国）传出去的密宗文化在日本被视为珍宝保留至今。”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为这一次展览而来到上海的醍醐寺第103代座主仲田顺和说。他身着紫色僧袍，神态庄严，面对记者缓缓讲述这座寺庙文物经历的风风雨雨。

面庞圆润，体态丰满，似在沉思。人们能够从作于1130年的“吉祥天立像”中看到唐代佛像的风韵。“唐代佛像以胖为美，平安时代的日本造像依然深受唐代影响，但仔细看，它们依然与中国佛像有区别”。李柏华告诉第一财经，当时将佛教引入日本的僧人带回的是佛像的图纸，工匠尽力按照图纸来塑造佛像。正是这种竭力模仿，反而让日本佛像有了自己的特色：相比于中国唐宋佛教造像的自如跃动，日本的佛像显得更为规整、严谨。"醍醐寺的很多佛教造像中都蕴含着唐宋遗风。"李柏华说。

弘法大师（空海）像

 

作为日本真言宗的一大中心，醍醐寺与密宗传入的历史有着密切关联。那里一千多年来积累的文物，几乎完整地见证了密宗从唐传入之后的佛教艺术发展样貌。

醍醐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僧人“空海”。 公元804年，空海随遣唐使团抵达长安，拜在青龙寺高僧惠果门下。公元3～6世纪，佛教已经从断断续续传入日本。在空海抵达长安前的50年（公元754年），中国僧人鉴真东渡日本10年，宣扬律宗，创立了最重要的寺院之一，日本佛教律宗总寺：唐招提寺。“在中国获得密教正统的空海，于公元806年8月回到日本，开创了以密教为基础的真言宗，俗称“日本东密”，对日本的佛教而言，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大变革。”李柏华的《京都醍醐寺展》论文这样评价空海传法的意义。空海入唐70年后，其徒孙圣宝在京都创建了醍醐寺，承继了空海所创立的、以密宗为基础的真言宗。

作为真言宗醍醐派总寺，醍醐寺保存了15万件珍贵文物，一纸藏品都不曾外流。“醍醐寺的文物分为两大类，一为木质，包括木雕佛像、木结构建筑；二为纸质，包括经书、书信等。历代座主都会将佛教仪式所用的法器和经书完好地保存下来。”仲田顺和说。

 

理源大师（圣宝）像

 

千年经书

此次，观众可以通过现身上海博物馆的“弘法大师（空海）”雕像一窥空海的样貌风度。雕塑面容沉静，若有所思，似乎是能够洞悉和包容一切苦厄。这是一件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的作品，模仿的是东寺御影堂弘法大师像。李柏华认为，“弘法大师像”及另一件雕塑“理源大师像”均为日本江户时代人物肖像的经典之作：“它不仅体现了日本人物肖像雕塑的艺术特色，也显示了中国唐代人物肖像造像风格的遗风。

空海不仅精通佛理，也擅长诗歌、绘画与书法。师父惠果圆寂之后，空海受唐宪宗之命，为其撰写碑文，并立碑于陕西青龙寺前。石碑早已不复存在，但当时文人对空海书法的赞誉诗句流传至今。“从这些评价中，我们知道这位日本僧人的书法是非常好的。”此次展览展出了空海大师亲笔所写的《大日经开题》，为日本国宝。

《醍醐寺缘起》

宋版《一切经》

 

在醍醐寺的历史上，曾去中国取经的不只是空海。展览中的一部宋版《一切经》（大藏经）就见证了另一位高僧对空海足迹的追寻。出身醍醐寺的俊乘坊重源先后三次入宋，历经艰难，将6000卷《一切经》带回日本。今天，这些千年经书完好地保存在醍醐寺中。“这部经卷在北宋传入时，寺庙为它专门建造了一间仓库，用于保存。”仲田顺和说。在中国，只有极少数寺院仍存有它的部分残卷。此次到上海展出的为6000卷经书中的一小部分。

“佛像和佛画的制作也是精确记录密宗教义以便传承的方式，每一代座主都会将文物和佛教要义滴水不漏地传承给下一代。”仲田顺和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唐以后，密宗在中、日的不同命运，使得醍醐寺的佛教艺术品对于中国而言具有特殊意义。李柏华告诉第一财经，之前学界认为，唐末之后密宗在中国受到限制，唐代密宗佛像在中国的留存并不多，直至陕西法门寺地宫文物出土之后，国内学者对密宗佛像才逐渐有所关注。唐代密宗在中国的失落，一方面源于密宗本身的发展受阻，另一方面也源于中国的文物保存环境。

释迦三尊像

 

无一件文物流失

“现在的中国，密宗信仰和文物在汉族人群中已极为少见。但人们可以从醍醐寺的文物中看到当年密宗文物的样貌。这次来到中国，对于这些文物而言，也意味着回归到发源地。”仲田顺和说。

在他看来，密宗得以在日本平稳传承，一个重要原因是天皇和政府的支持。“醍醐天皇尤其看重醍醐寺。”仲田顺和说。虽然历代政权更迭，醍醐寺的地位也时有起落。但总体而言，政府一直在为寺庙提供支持。其中，就包括丰成秀吉。他曾将700棵樱花树移栽到醍醐山上，奢华壮美，一时引来观者如潮。由是，“醍醐花见”成了日本历史上的著名事件。

《绘过去现在因果经》

 

明治维新时，为巩固以天皇为首的中央政权，鼓吹神道，日本开始了“毁佛灭释”的运动。谈到这段历史，仲田顺和说：“这对于日本的寺庙而言是十分艰难的时期，很多佛教文物流向海外。但当时的醍醐寺座主竭尽全力，没有让一件文物外流。因为他们知道，文物一旦离开醍醐寺，便难以回归。”

展览中的几件平安时代（794年～1192年）造像以木雕彩绘为多，包括大日如来坐像、不动明王、帝释天骑象像等。李柏华解释说，“中国自唐代就盛行木雕佛像，日本从中国传承的也以隋唐的木雕造像为主。同时，日本人本身又偏好木建筑和木构件。

在上海的展期结束后，这批文物中的大部分将前往西安展出，而另外一些则因为文物保护方面的要求将回到日本国内，再置换一批文物赶赴西安。在李仲谋看来，陕西历史博物馆成为展览的第二站，部分原因是“日本方面也有追认源流的心愿。”1200年多年前，空海大师正是在那里习得密宗正统，又从那里出发，回到故国。而醍醐寺，正是这一源流之上绽放至今的瑰丽珍宝。

 

生驹等寿松樱幔幕图屏风

摄影/任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