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挂着毛泽东像的房间，他用电影记录一切

独立电影导演丛峰认为应当用影像考察当下的现实

 

5月一个周末的下午，上海微雨连绵，季风书园免费放映导演丛峰的新作《有毛的房间》。入口处摆着一只透明的公募箱，5元到100元不等面额的资助，来自观众的自由付费。放映厅里观者寥寥，幕布上镜头晃动，色调昏黄。此前一天，瑞象馆放映了他的《地层1：来客》，全部素材来自北京的城市废墟。

现年44岁的丛峰生于河北，长在北京，十六年前辞掉了中国气象局的工作，来到距离北京1500公里的甘肃古浪县黄羊川，此后，他在黄羊川教书，办校园网，建图书室，期间又回北京当了3年《国际先驱导报》编辑，写名头古怪的长诗。2005年，他重返甘肃开始纪录片的创作，关注当地人的生活和命运，“甘肃的意大利”系列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其中，《马大夫的诊所》获第59届柏林电影节NETPAC奖。《未完成的生活史》获得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影评人奖。

和大多数独立电影人一样，丛峰是一个再陌生不过的名字。除了拍片，还得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补贴日常。“赚钱都是靠别的，不那么稳定，但是还好。”他的妻子马莉同样也是独立纪录片导演，曾花六年时间深入北京村落拍摄《京生》，讲述城市边缘人的卑微故事。

所谓独立，不仅是一个人一台机器，自己操刀摄像、剪辑，更在于思想独立。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丛峰说：“应当用影像考察当下，而不是找知名演员，写牛逼剧本，不是吸引观众，让大家赞赏，我已经非常怀疑这种方式。”

记录精神空间

令丛峰声名鹊起的“甘肃的意大利”系列，名称中透着股荒诞的意味，也常令观众费解。“意大利”取自黄羊川的土话，谐音“一搭里”，是“一起”的意思。《有毛的房间》同属这一系列，严格意义上，它并不算 “新”，大部分素材为丛峰十年前所积累，被他称为 “考古学”。

“十年过去，目光变的客观，整理素材时发现几乎所有的房间都挂着毛像，它无处不在。”丛峰以此为线索，将零散的片段串联起来，没有叙事，没有主人公，镜头从一个空间转移到另一个空间。有观众看后感到失望，因为“毛像之于本片仅仅是一个符号，甚至是噱头。”

《有毛的房间》海报。丛峰对乡村精神空间进行探讨

 

丛峰在手记中这样写道：“我想打破物理上的断裂，把毛像作为统一的精神空间进行探讨。对于表象政治及其代表性符号，我一向没有任何兴趣。”

因而，影片内容零散而琐碎，和毛像没有任何直接关联：中年妇女谈论疾病和儿女前途;年轻姑娘回忆南下打工的经历，同班同学为留下还是出走持续争执……更多时候，人们聚在一起，划拳、醉酒，漫无目的聊天，讲各自的故事。平静的表象下是人生悲喜剧的暗流涌动，空间与空间相互勾连又若即若离，丛峰负责记录真实，思考则留给观众。

“那个被风俗和忧患所束缚的、与历史和国家相隔绝的、永远忍气吞声的世界——那个找不到舒适和安慰的地方：那里的农民在贫瘠的土地上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永远贫穷，经常受着死亡的威胁。”这是正片结束后的几行字，来自卡尔洛·莱维《基督不到的地方》，像是为“甘肃的意大利”系列所作的注脚：这种古老的困境没有消失，而是以另外一种面貌呈现。

黄羊川如同中国农村的一个微缩模型，这里的村民被风俗所困扰，受制于过去，却又不断受外力影响被迫作出改变。山区里环境恶化，粮食生长的季节久旱无雨。有能力有野心的人都走了，留下来的人最后只能迁徙。

每隔一段时间，丛峰还会回到黄羊川：“那里的面貌渐渐变了，两三公里之内原来都是村庄，现在就像是无人区，颠簸的土路修成平整的公路，但沿途没了人的踪影。”在一切消失之前，他努力把遮蔽的图景记录下来，让那片土地上的命运和存在不至于沦为时间的灰烬。有观众看后说，她来自小县城，影片中的场景似曾相识，令人窒息。

无论身处哪里，人的困惑都是相似的，村民们哀叹“人的命运总是艰难”，追问“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有人是“为了吃”，有人则是“为了子女”。出现在影片最后的乡村大夫让人心生敬意，他语言跳跃、混乱，又因为出于直觉而显得分外智慧，为村民们消解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痛苦：“每个人都有包袱，谁能放下包袱，谁就获得自由。”

“在这个地方，我从没想过要拍所谓的三部曲，我想拍的是由多部影片构成的开放系列，呈现对一个处于剧变时代的地区生活的综合考察。唯一的问题是，我是否传递出了这种真实性?”

关于“真实”的问题，困扰着所有独立电影作者，也一直困扰着丛峰。

“所谓真实都是经过选择的，你撒谎让别人相信非常容易，很多电影只是在用形式上的正义掩盖内容的虚伪。”“想展现的东西越多，幕布就越发千疮百孔。”

最后，他的结论是：“一切还是要回到电影本身，真实不只是摄像机记录下来的影像，现实的理解加上摄像机取得的素材，两者结合，才能进行尽可能真的阐释。”继“甘肃的意大利”系列之后，丛峰创作了实验性质的《地层1：来客》，尝试用纪实手段结合剧情的方式来表达现实，对日常经验进行整，来印证这种思考。

考古学，“考现学”

丛峰现在居住于北京通州，经历过四次搬迁，上个住处马路对面的居民区有一天开始拆迁，变成了废墟。这让他想到了遥远的黄羊川：“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脚下土地的动荡。每个人都惶惶然，这种不安是相似的。”

以前考古学挖掘需要经历几百年的累积，现在城市拆迁所形成建筑垃圾几个月就能生成新的地层，这是一种人造的地质结构。丛峰决定立刻考察：“考古学正进化为考现学。趁它仍旧在场，而不是已经风干。”

《地层1：来客》混杂了剧情、记录、实验性质，难以归类

 

《地层1：来客》里既有表演成分，也有真实记录，分为A/B两部分。A部分像剧情片，两位“来客”夜晚在某个废墟内相遇，各自回忆起早年家乡生活，他们漫无目的的游荡，从一个废墟走到另一个废墟，灯光下犹如鬼魅。最后，他们来到城市边缘一座由建筑垃圾堆成的山上，看到了去往家乡的铁路线。

B部分则记录了废墟上另一些“来客”的状态。丛峰站在拆迁地最后幸存的一栋楼里远距离拍摄，所有的语言都淹没在挖掘机的轰鸣中。因此观众只能获得沉默的影像和枯燥的环境声，观看一幕幕荒诞“哑剧”：工人像尸体一样躺在地上，淘金者拿着麻袋和探测器寻找宝藏，孩子拿着废弃塑料袋自娱自乐，老人凝视、驻足，徘徊又离开，情侣吵架，摊贩撤离，每个人都只是同一空间里短暂的“来客”。

这是城市生活中人们每天经过却熟视无睹的场景，数月之后，曾经的废墟上长起了类似“万达广场”一样的商圈，就好像原本就在那里，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

《地层》混杂了剧情、记录、实验性质，难以归类，评价两极。“很多长镜头显得枯燥无味，这确实是一部不太看得进去的作品。”“与其说是一种主观自觉意识的实验，不如说是一种随性所至的意识流表达。这种极度个人化的作品，即便在独立电影范围内，也只能注定极小众的传播效应。”

吸引更多观众不是丛峰的目的，他认为作者能尽力的是让自己满意，理想观众首先就是自己。“独立电影圈正处在分化阶段，有些人希望走向主流，让更多人接受，像我这样的人恐怕会一条道走到黑了。”

用电影反对电影

独立电影导演并不是丛峰的唯一身份。他在微博简介中这样写道：贫乏电影。诗人。《电影作者》编委。

《电影作者》是一本非营利杂志。创刊4年，陆续制作了十一本正刊和两本特辑，由丛峰、邱炯炯、黎小锋、魏晓波等一批中国独立电影人负责编辑，均为无偿工作。它为独立电影创作者、策展人、爱好者、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争鸣、探索和交流的场域，在那里能看到独立电影的制作经验和，也能看到类似“电影何为”这种回到源头的批判和反思。在电影市场虚假繁荣、从业者热情高涨的当下，这种声音显得极其微弱却又难得清醒，让人觉得某种理想的东西一直存在。

“……在各种喧嚣之中，有一种把电影简单化的乐观主义，无论是把它视为文化产业之源源不断的燃料，还是把它当作某种政治诉求工具。作品诉求的简单化倾向使得作品易于被景观化。”

《电影作者》杂志1月份推出了一本名为《反对电影》的特辑

《电影作者》1月份推出了一本名为《反对电影》的特辑，全部内容来自于法国当代思想家居伊·德波死后最大的一次亚洲回顾展，由丛峰花数月时间翻译校对而成，这是他写在特辑前言中的一段话。

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德波就宣布：“没有电影，电影死了……一个人只是之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现在，人已经被整合到一个可悲的景观的中心，失去了自由。” 影像所构建的“景观社会”物化了世界观，奴役了观众。

在电影诞生一百周年的1995年，艺术评论家桑塔格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电影的没落》，开篇写道：“电影的百年历史形同生命的轮回：过去的十年中开始颜面尽失、不可逆转的颓势。商业片采取了墨守成规的制片方式，无所顾忌地组合或再组合，以图再现昨日的辉煌。”

如今，电影技术狂飙突进伴随着的是电影内涵的不断萎缩。丛峰感叹：“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大多数院线影片只是资本游戏，电影院仅提供社交功能，消费烂片成为一种习惯。”

然而，对于商业电影的态度，他并不像两位评论家那样激进，所谓“文艺片”和“商业片”并无高下之分：“希望吸引更多观众没有错，但不应该影响电影的品质。早年的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并非完全割裂，拍电影需要投资，需要设备，前苏联几位电影大师拍的都是商业片，但那样电影很好。”

关于电影，丛峰更喜欢“贫乏”这个词附着在上面的感觉：“力求题材的贫乏，庸常，以使生活的面目得到更为真切、普遍的揭示，以最节约的方式制作电影，用贫乏的财力、人力、技术资源做出具有丰富性的电影。”

一旦“贫乏”的内容被唤醒，它就会发出光亮，即使它的实践过程是如此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