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蔡昉：农民增收近八成为何不来自农业？

6月4日，在2016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称，2015年山东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6.3万亿元，按当年平均汇率计算人均超过1万美元。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大概两到三年之后，就会达到一万两千美元，这是当前世界银行所定义的中等偏上收入发展阶段和高收入发展阶段的门槛。在全国经济增速下降的背景下，全国要到2022年才会达到这一门槛。也就意味着，山东很显然会在“十三五”完成之前，就可以领先于全国跨过这一门槛。

他说，实体经济越是走向高端，城乡越是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占主体的一种橄榄型的社会结构，金融发展和财富管理的需求也就越强烈，也就越会以"会当凌绝顶"的姿态得到率先的发展。财富需要土地、劳动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以及创新这一财富涌流的终极源泉。

蔡昉认为，中国农业发展出现问题的根源在于农业生产方式，在于土地规模太小。目前国内的农户平均农地规模是0.6—0.7公顷，只相当于世界银行所定义的小土地所有者(农场规模低于两公顷)1/3的水平。

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农业超小规模的现实让彼此间的差距更大。他举例说，日本和印度都是以小规模土地为特征，但是中国只相当于他们土地经营规模的一半;跟美国大农场相比，只相当于其平均规模的0.4%;跟非洲国家大体上平均水平比，相当于其1/4—1/5;跟拉美国家相比，大概相当于1/10。而且土地规模不仅小，而且细碎，地块又分布在不同的地方。

面对当前劳动力大规模向外转移，中国农业经历向机械化迈进的过程，机器在逐渐替代劳动。蔡昉说，在替代劳动的过程中，很快会到达一定的阶段，非常狭小的经营规模就会制约投入的回报，遭遇资本报酬递减。

以农业中的投资回报率为例，蔡昉提到，最近做过计量的研究，通过2007年到2013年的平均水平和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1984年的平均水平进行比较，发现粮食中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也可以看成资本的投资回报。

其中，粳稻下降了35%，这说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是大幅度提高的，但是回报率在下降。玉米下降了34%，小麦下降了24%。最近以来，这个下降的趋势更明显了，也就意味着，到了这个发展阶段，不能扩大经营规模，投入虽然是好事，但是投入之后没有效益，导致的结果就是农民要增加收入，和农业本身无关，和农业经营本身无关。

蔡昉说，从全国的情况看，大约农民2/3的收入是和农业没有关系的。在增收的成分中，每年的增量中大概78.5%是和农业无关的，是非农产业的工资性收入的。这就得出结论，农业要强就要采用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而没有规模经营就没有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这都对金融服务提高了要求。

他透露，目前参加的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正在积极推动农村金融法的制定，将会根据这个法律的推进结果，于法有据的推动农村金融的改革。

在劳动力这一要素，蔡昉说，传统概念下普通劳动力的供给，2004年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出现了劳动力短缺。虽说数量不足要用质量来代替，但是当劳动力总量不增长的时候，也就是说每年没有很强的新增劳动力群体的时候，人力资本改善的速度也会放慢，新增的人力资本总量也会减少。这是由于新增的劳动力比存量的劳动力具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

他举例说，大概做了一个测算，2011年—2020年期间，每年新增的人力资本总量是以每年1%的速度递减，而不是递增。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教育和培训更大的发展和改革，人力资本是不可能支撑经济发展的，也是不会支撑经济结构的转变的。

对于机器人，蔡昉进行高度评价，认为它改写了经济学中一个最基本的假设。就是资本报酬递减，有了机器人或许就没有资本报酬递减。它对人的替代可能会发生得非常快，超乎我们的预料。

他说，过去经济学家将机器人归为资本一类，而非劳动一类。因为它只是人的简单延伸。但是新一代机器人有了新的特点，也就是说它有更高的智能，可以把体力、智能甚至认知能力，在某些领域甚至非认知能力都融合到一起。因此在这里把它归为劳动这种要素，也是为了特别强调必须高度关注机器人的发展。

在创新方面，蔡昉称，创新是财富涌流的终极源泉，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面临生产动能的转换，也就是说面对过去人口红利的收获期，进入到现在的后人口红利发展期，相应人口红利动能一定要从要素投入驱动，向全要素生产力的驱动转变。

新的经济增长动能，全要素生产率如何提高?

蔡昉提到，因为过去有一个概念，大家认为创新是用新的技术，政府也就习惯于大手笔给企业补贴，甚至越俎代庖帮助企业选择什么样的新技术、新行业，但是这样往往带来政府鼓励的产业变成了产能过剩的行业，政府觉得无能为力、使不上劲。

他说，其实创新分两个层次，在企业层面，也就是微观层面，归根结底是按照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选择最有竞争力的技术和最有竞争力的生产方式，这部分是企业的产业行为，政府不能越俎代庖。在市场的选择机制方面，要保持充分竞争的市场，允许进入，也允许退出。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生产率提高的一半，来自于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即“创造性的破坏”。对政府来说，真正要做的就是维护好这种“创造性破坏”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