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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行业的“忧患”

第一财经 2016-07-27 14:51:00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基因行业的“近忧”由来已久。我总结出来一共有“四忧”。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基因行业的“近忧”由来已久。我总结出来一共有“四忧”。

第一忧为“同质化”。

同质化的结果导致竞争的出现和恶化。“蛋糕”没有变大,分蛋糕的人都有刀了,很有可能抢蛋糕的时候用刀伤到其他人。差异化也能产生竞争,这是在马克思理论里面认同的一点,继而出现了阶级斗争,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差异化太大。但是莎士比亚却有完全不同的说法,他认为是同质化导致的竞争。这两种观点至今还在不断得到来自不同领域的验证。

基因行业的恶性竞争究竟是同质化还是差异化导致的呢?让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测序仪器的差异化竞争,简单回顾一下Illumina的发家史。

Illumina成立于1998年,当时的公司没有任何产品,就连原型都没有。公司创始人把Jay Flatley招致麾下,因为他成功地以3亿美元的价格将他的上一家公司分子动力(Molecular Dynamics)出售。当时Illumina不是对每个DNA进行测序,因为那时测序的成本极高,只能迅速地对个别基因生成快照,而利用类似技术的一家公司已经是行业的巨头,那就是Affymetrix。

在2000年的时候,基因行业中的领头羊是DNA测序设备制造商Applied Biosystems,Illumina只能在夹缝中寻求生存,但是研发毕竟是烧钱的,到了2003年,投资者对公司已经失去了信心,直接导致股价从22美元一路暴跌到1美元以下。2007年初,Illumina拿出6亿美金的股票收购了一家拥有实验性DNA测序仪的公司。这种测序仪能够将DNA打断成微小的碎片并重组,然后利用生物信息技术进行破译。这时候Illumina才算是正式加入DNA测序市场,把当时每个基因组的费用从1千万美金降到了今天的1千美金乃至更低。

早在2010年,454生命科学公司创始人Jonathan Rothberg和Flatley就碰过一次面,当时Rothberg(2011年《福布斯》杂志的封面人物)向Flatley展示了一种体积更小的基于半导体技术的桌面DNA测序设备,价格仅相当于Illumina设备单价的10%。“我们没有竞争对手。” Rothberg对他说,“这款产品将使世界意识到这种架构是真的。”就在454推出该产品以后的几周,Illumina便发布了更具有价格优势的仪器。至此以后,454再也无法超越Illumina的前进步伐。

Illumina和ABI公司最早进入基因测序行业,454晚了一年加入,这三家中也只有Illumina存活到现在。在此期间,ABI公司被Invitrogen并购改名为Life Technologies,后来Life又被Thermo Fisher收购。罗氏在2007年收购了454。在进入2004年以后,PacBio和Oxford Nanopore都以一种颠覆行业的姿态进入基因测序行业,虽然两者在整个行业中占有的份额不超过3%,但是其受关注的程度非常高。仅仅在2013年,基因测序市场的盘子就达到了13亿美元,其中Illumina占有71%,Thermo占有16%位居第二,罗氏排名第三,占有10%的市场,排在最后是PacBio。

可见从测序仪器的差异化竞争来看,这种具有专利门槛的技术竞赛,同质化导致竞争的可能性不大,只有通过差异化才能够实现商业模式的成功。反观我们国内的基因行业,测序仪的国产化之路已经开启,很多人问到这条路如何来规划和判断。从上面举的例子很清楚的看到,在专利门槛极高的产品化上面,一定要走差异化的商业模式。盲目的复制已有专利技术,即便是盈利模式能说的通,在商业模式上面也会面临竞争出局的危险。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再来看看目前测序仪国产化的趋势。既然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趋势,那么战术上面我们如何来评判哪家企业的商业模式是可行的呢?这里提到的一个评判标准就是:专利门槛的差异化竞争。

第二个例子是基因检测的同质化竞争。简单回顾一下从2006年开始至今已经逝去的基因检测公司。

Navigenics公司也许很多人都没有听过,这家已经被LIfe Technologies收购的公司是2006年的时候在美国成立,由加州大学的癌症专家David Agus教授和其好友Dietrich Stephan联合创办的。在遗传学领域已经颇有建树的Dietrich Stephan当时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Biosystems公司的CEO。

从Navigenics的两位创始人背景可以预测到,这家公司的定位是癌症+遗传学的基因检测。果不其然,Navigenics成立以后,最先开发了用于诊断包括阿兹海默症、二型糖尿病、癌症以及腹腔疾病在内的各种疾病的遗传风险的技术。当时在美国市面上比较主流的基因检测公司有三家,除了Navigenics以外,还有23andMe和deCODE公司,其中Navigenics的产品是三家中最昂贵的,其价格比23andMe要高出6倍以上!

任何产品的成功都离不开三个要素:价格、质量和市场。

三家公司在基因检测产品的项目上面更多的是重叠,很难找到一种基因检测项目是独家的,基因检测项目的同质化程度非常的高,这和遗传学以及临床医学的学术研究公开化有很大的关系。国际上对于学术研究的文献共享是持公开化态度的,任何研究人员都能够很方便的通过学术数据库进行自由查阅,这种方式促成了其科研成果能够迅速的进行产业化和产品化。

既然基因检测项目出现高度的同质化,那么普通老百姓对于基因检测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是否具有准确的判断力呢?答案是否定的。正是这个否定的答案,造成了基因检测公司的参差不齐。

比如一位消费者看到基因检测产品的价格从99元到9999元不等,相同的项目也许会有极大的价格差异,如果是一台手机,老百姓会从各种参数指标和品牌上面进行比较,而基因检测产品呢?虽然在大众市场上面已经出现了基因检测产品,但是在性价比和质量评估上,连专业的医师也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院长Francis S. Collins曾经做过这三家公司(Navigenics, 23andMe和deCODE)提供的基因检测。作为一名已经有了多年经验的内科医生,拿到三家公司的检测结果以后,面对前列腺癌患病风险的不一致性,他也一筹莫展。因为在前列腺癌这一项上面,23andMe公司报告显示没有问题,deCODE公司的报告预测患病概率高于常人,而Navigenics公司的结论却是比一般男性高40%(这是一个很高危的值)。

这里出现了什么问题了呢?

幸运的是,Francis S. Collins既是有执照的医生,也是“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首席科学家。他为了搞清楚这里面的原因,直接开始检测背后的实验室研究,最后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当时前列腺癌的最新研究表明,一共有16种DNA变异与之相关,23andMe公司只检测了5种,deCODE检测了13种,Navigenics检测了9种。检测的变异越多,实验室成本也随之增加,但是最后的准确性和选取变异的数量没有直接的决定关系,这里还需要应用复杂的模型来整合这些变异和疾病之间的关联,最后得到一个确切的概率数值。

在三家公司的结果里面,最接近Francis S. Collins自行计算结果的是Navigenics公司提供的结果。当然,三家中最昂贵的也是Navigenics公司的产品。

尽管如此,普通老百姓无法拥有Francis S. Collins这样的资源,也不具备临床医生的经验和知识来判断基因检测结果的可靠性。那么社会和政府是否有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基因检测产品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呢?很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

这就是当今基因行业的最大一忧。

一个本该在专业医生(具有遗传学和基因组学背景知识)指导下进行的基因检测服务,已经被推到了消费市场上,出现问题会有多大呢?

这就是我们基因行业的第二忧:“市场化”。

在美国社会,老百姓能够带着基因检测的报告寻找遗传咨询师来做解读和获得咨询服务。能够得到社会认同的遗传咨询师,意味着有两个官方认可的证书:一个是遗传咨询硕士学位证书,另一个是美国遗传咨询协会颁发的通过资格考试的证书。

美国很早就具有遗传咨询项目,是由Sarah Lawrence College在1971年开启的。目前美国在遗传咨询培训项目上就达到32个,每年招4-5人,申请人的背景主要是生物、遗传和心理学,基本上都是硕士。申请通过的学员经过大约两年的培训课程学习,如果顺利毕业以后,就有三年的时间通过美国遗传咨询协会的资格考试,最后拿到认证。

目前美国遗传咨询协会已经颁发了3000多个遗传咨询师证书。相对于一个3亿人口的美洲大国来说,平均每10万人得到一位遗传咨询师的服务,从市场化的角度来看,这是远远不够的。

美国尚且如此,其他欧洲的发达国家和美洲部分发达国家更是面临着类似的情况。尽管这些发达国家在遗传咨询师职业培训上是一个独立和规范的教育培训和认证体系,但是在市场化的推动下,遗传咨询师的需求正在不断扩大。

从我国的现状看来,能够从市场上已有的医生队伍中分化出来的潜在遗传咨询师队伍是不太现实的。这里就引出一个问题:我国是否需要专业的遗传咨询师?

从长远来看,专业的遗传咨询师队伍是不可或缺的。前面分析过在全球范围内遗传咨询师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抢手货,从市场的发展来看,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最后的解决方法和调节杆杠还是会由市场的风向标来定。这个风向标,就是需求的切分。

我国的医疗改革还在进行中,医生还未能完全从医疗体系中被解放出来,但是基因检测的市场化已经推动了社会对遗传咨询师需求的升温。从需求的切分来看,一旦遗传咨询项目无法从一位经过认证的遗传咨询师完整得到的时候,这个咨询项目的功能就会被切分成不同的模块,每个模块由不同的职能岗位来承接。也许这样的认证体系能够在我国目前的国情下满足市场化的需求。

在市场化的推动下,一旦遗传咨询项目被分解为多个职能模块,在原有美国的培训体系下,中国的遗传咨询师将会分为不同的等级,或者分为不同的职能岗位。原有在美国由一位遗传咨询师完成的工作,在国内被分成了多人协同完成。至于这样的体系最后以哪种形式成为行业标准,取决于相关协会和国家部门的共同协商和妥协了。

总的来说,“市场化”这一忧,带来的是全社会就业机会的增加,不得不说也是一个推动生产力发展,带动基因行业向前走的正能量。最终要满足市场化的要求,还缺少一个很重要的驱动力,那就是“资本”。

第三忧为“资本化”

整个社会的资本在一段时间内是可被量化的,每个行业的资本流入和流出在一段时间内也是可被预测的。基因行业目前在生物技术产业跑道上跑的相对比较快,没有人能预测这个跑速能持续多久,但是资本的流向已经很清晰的显示出和基因相关的企业在不断获得资本的青睐。

资本的介入和政策的监管历来都是各行各业最受关注的两个话题。从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行业的影响来看,国家监管是无法避开的“围栏”。幸运的是,“围栏”毕竟不是“围墙”,资本的介入如果得到天时地利人和,这个“围栏”是很有可能被撬动和跨过去的。

如何撬动这个“围栏”,取决于技术本身的发展和应用,而如何跨过这个“围栏”,取决于市场对这个技术的接受程度和范围。

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先来看看基因检测技术本身是否已经发展到应用级别。在以前的文章里面,我已经很详细的分析过基因检测技术的产业化发展和对国内基因行业的未来预测,这里就不再重复太多的内容,仅仅是以基因检测技术在无创产前检测项目上的应用为例,我们来算一笔账。

每年我国的孕妇数量在2000万左右,如果按照每次无创产前基因检测费用为2000元计算(这个费用随着检测技术成本的降低和市场推广会逐渐下调),假设每年有一半的人做这个检测(渗透率为50%),那么市场的容量为200亿元(2000万人*2000元/人次*0.5 = 200亿元)。

目前国内在这个基因检测项目上的市场大小约为10亿元左右,和200亿元的市场容量相比,还有20倍的增长空间。从国家监管层面来看,能开展做这个项目的公司目前还没有达到两位数(基本上集中在不到十家)。从最初被华大基因和贝瑞和康两家垄断,到后来的达安基因和安诺优达等公司的加入,这里“资本化”的推动让基因行业的“围栏”已经被撬动起来了。未来三到五年是否能够直接“跨过”更多的“围栏”,那就要看我们基因行业的第四个忧患了。

第四忧为“产业化”

中国在产业化道路上面走了比较多的弯路,从产学研一体化的趋势来看,这里面的“产”蕴藏着产业转化的奥秘。从科技成果的数量来看,中国一点也不会落后于很多的发展中国家,但是在转化率上取得的成绩却是差强人意。

2011年中国科技研发投入超过一万亿,占GDP的1.98%,但是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40%的水平。从国家创新能力排名上看,中国的创新能力在2010年时候排名是第43位,到2011年排在29位。

要解决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终端使用实现市场化,在目前复杂的科研体制内要实现从10%到发达国家的40%水平,这个难度不小。从国家2013年对于企业创新研发投入的比例来看,中国财政科技支出中企业仅占比15%,而发达国家达到了30%以上。中国大中型企业科技研发支出占主营业收入的比重仅为1%,与发达国家啊大企业5%的水平也有很大的差距。

由此看来,科技创新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大方向。政府需要从各方面进行改革来推动科技成果的市场化。作为近几年发展迅速的基因行业,也面临着科技创新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仅存在科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于产业技术转化过程中。

在基因行业,单单一个基因大数据压缩技术,如果有一个靠谱的核心技术,即便是在科技转产业率极低的中国,也能孵化出几家不错的初创公司。这样的公司往往不到五个人,以提供技术服务、软件、Saas付费模式等形式盈利。

这样的例子背后透露出来的奥秘在于:如何把技术服务产品化。我们的“产业化”之忧患也源于此处。基因行业的“技术服务”毕竟不是普通的“服务”,这里还是有“技术”的。也正是这个“技术”的属性,造成了基因行业里面能最终胜出的技术服务商,需要很强的技术背景和研发能力。国内第一批基因行业的技术服务企业,如华大基因,便是通过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积累了大量的技术服务经验和培养了众多基因行业的技术人员。

技术服务时代经过了两个比较重要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进口技术”的推广应用。基因科学的起源毫无疑问来自于美国,中国通过最早一批接触到美国基因行业发展的科学家和企业家,引进了一些已经在国外相对成熟的技术和设备,直接在国内开始做起了服务,而服务的对象,清一色都是科研。这个阶段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既是国内科研和国际接轨的一个手段,也是国内企业发家的第一桶金。

第二个阶段是“国产化技术”的市场化。国内的企业有了“第一桶金”,科研客户有了第一篇国际性的研究文献,在接下里的发展道路上,便会出现市场化的需求。“进口技术”的市场化,一定不是国内企业和政府愿意看到的结果。我国的科研市场这么大,总不能让钱都流到国外去吧。于是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些有志向有情怀有技术积累的企业,开始模仿“进口”技术的原理,在国内摸索出一套“国产化”的技术。通过“国产化技术”的服务,国内开始出现了第一批基因行业的巨头。

行业的发展需要细化分工,分工衍生垂直企业,企业经过良性的市场竞争以后,逐步形成带有“国产化”的技术服务提供商。中国基因行业的企业,从九十年代开始萌芽,经过近20年的“搬运工”技术服务和“国产化”研发,已经形成了整个基因产业链的分工合作。

这些顶着太多期望和观望的企业,通过技术服务占领市场以后,往往都能看到“天花板”。下一步如何来走,未来的方向在哪里,这些都是让处于基因科学技术服务时代的企业困惑的问题。但是行业的发展是不会因为这些企业的困惑而停止前进的。当基因行业的分工细化形成闭环,每个环节的市场趋于平稳,产业化和标准化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基因科学开始进入下一个产品化时代。

基因行业的这“四忧”,从“同质化”到“市场化”,是基因行业重新洗牌和换血的历程;而从“资本化”到“产业化”,则是基因行业进入快速发展的一个储备阶段。无论是已经深陷其中的企业,还是刚刚进入的巨头,这个行业的崛起,已经是毋容置疑的事实。只有还在观望的思考者和做着实业的创业者,才是这个风口上面蠢蠢欲动的新生力量。

 

责编: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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