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里·艾肯格林：为IMF打扫门庭

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要求各受灾国必须压缩政府财政支出、否则拒绝发放流动性援助的做法引发了极大争议，该组织成立了一个名为独立评估办公室(IndependentEvaluationOffice)的机构来对其政策和项目进行中立性评估。而最近该办公室针对IMF在欧洲2008年危机后这段时间所起到的作用发布了一份全面的批评报告。

这份报告中的许多结论说起来也不新鲜。用于侦测经济脆弱性和不平衡的基金监督机制，其实并不完备。虽然IMF工作人员有时也会指出某国存在信贷规模不断扩大、经常账户赤字增加或生产力停滞不前的问题，但他们往往会低估了这些事件的影响力。

不管IMF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但这反映了一种倾向，认为欧洲是不一样的——其发达经济体不会存在与新兴市场类似的漏洞，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央行这类强大机构拥有优秀的管理技能，而货币联盟的存在则改变了游戏规则——虽然未能充分阐述其缘由。

这种自欺欺人的说法对那帮欧洲官员来说当然是有利的，但为何IMF却照单全收?对此，一个说法是欧洲各国政府都是IMF的大股东。另一个说法则指出IMF是一个欧洲主导的机构，有一个欧洲人总裁，以欧洲人为主的员工队伍和欧式文化氛围。

不出意外，该报告随后批评IMF默许欧洲否决了2010年的希腊债务重组，它批评IMF为财政巩固措施——在避免债务重组的情况下是有必要实施的——设定了过于激进的目标，但低估了紧缩对经济效益的破坏效应。

更有趣的是，该报告指明IMF应当如何与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央行(三者并称希腊官方债权人的三驾马车)这类区域性机构协调行动，并驳斥了所谓基金组织其实是三驾马车中的小跟班的说法，坚持所有决策都得在协商一致后做出。

但这一切都很难跟我们所了解的关于放弃重组希腊债务的重大决定对得上号。IMF工作人员倾向重组，但资金规模占了2/3的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央行选择了另一条道路。谁的钱包最鼓，谁说话的分量就最大。换句话说，人家达成“共识”的方式显然不一样。

其实IMF在2008年就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当时IMF坚持将货币贬值作为基金-欧盟联合援助拉脱维亚方案的一部分，却最终不得不屈服于欧盟的反对意见，因为它只为该方案贡献了20%的资金。

其含义就是IMF不应参与到那些它只提供了小部分资金的项目中去。但如果要IMF提供大多数资金的话，就得扩大其财政资源。而这一讨论显然有点超出独立评估办公室的职权范围——或者过于敏感了。

而欧洲央行是否就处于这些欧洲债务讨论的正确一方?当与一个国家进行谈判的时候，IMF通常要求其政府和央行遵从相关条件。不过在对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的援助方案中，IMF和欧洲央行也会要求当地政府服从一些条件。很多人都会对此感到荒谬。

如果2010年IMF能要求欧洲央行做出“不惜一切代价实施救助”的承诺并执行一项类似“直接货币交易计划”的措施——像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在两年后最终给出的那样——形势估计会变得更为明朗。这就能解决危机蔓延的问题，而该问题正是欧洲官员反对希腊债务重组的基础。

向欧洲央行施加条件的障碍是作为一个区域性实体的欧元区，并非IMF的成员，而只有国家——不是地区——有权提请IMF提供资源。但其实没有什么能阻止IMF在贷款给某国政府时要求该国所属区域机构做出政策承诺。这在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货币联盟和中央银行身上早就有先例了。

最后，报告批评了IMF管理层未能确保执行董事会(由24个国家代表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对决策的充分参与。虽然所有决策都会呈交董事会签字批准，但那时关键决策早就制定完毕了。此外，董事会被迫承受着巨大时间压力来运作，也缺乏质疑管理层的政策建议所需的信息。

独立评估办公室的报告建议执行董事会更深入地参与进来，以便有效制衡来自区域性利益关联方的政治压力。但这仅仅是威胁用替代一种形式的政治影响力去取代另一种而已。

让一个独立的管理团队按照央行政策委员会的方式做出不受政治干预的决定当然是更好的，但实现这一点的前提是解除IMF对区域利益关联方捐款的依赖，也要求IMF管理层能证明自身可以持续基于受援国的经济利益——而不是强势国家股东的政治偏好来做出决策。

(作者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剑桥大学教授。版权：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