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根本不知道谁有创造力”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观

“我们真实的想法总是埋藏在心里。”

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仑在2016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高峰会上这样描述很多人的现状，而冯仑探讨的话题是如何成为一个创新型人才。

“我们从小依附家长，到了单位依附领导，很多属于自己的权益不愿意争取，不能自己做主。我觉得人不应该有依附性，自己首先要尊重自己，这个是创新性人才特别重要的一种素质。”冯仑说。

回归自由

自由之精神贯穿到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和人格塑造，这样才能让更多的年轻人有创造力和创新能力。

“我们根本不知道谁有创造力，谁没有创造力。应该保护每个人的自由，从而保护每个人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表示。

那么这种自由是什么?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冯仑认为要有好奇心和改变的想法。

冯仑在亚布力论坛上发言

他说，曾经有一次回到自己的大学一进主楼，接待的登记人员还是拿一个笔记本、一支笔，坐在一张桌子前面;洗手间门口也还是一块布拦着，跟他30年前离开大学的时候没什么变化。“这个洗手间30年了，这期间全中国的洗手间都变了，连农村都变了。我当下就觉得大家对这个事情安之若素、习以为常，没有任何求新求变的趋势。如果连学校主楼洗手间都跟30年前离开时一样，可见大家的精神状态，对新事物、对变革完全没有追求，探索是一种态度和精神，如果没有这个，进步和创新都是不可能的。学术自由也是让大家有探索的勇气，保障探索之后没有危险。”冯仑说，他认为，探索就意味着对当下事不满，这样才有进步和优化的空间。

而对于自由的追求，不仅仅是要求探索精神，也需要整个体制机制的一种改善。

“我现在一看到人才这两个字就不太舒服，因为经常听到说培养人才、吸引人才、利用人才、使用人才，我说不能把人才当成一个工具。” 张维迎说，最典型的关于人才的寓言是《伯乐识马》，人就同马一样，要找一个好马跑得快、吃得少就最好了。“但我觉得如果我们一直抱着这样一种理念的话，要培养创新型人才估计很困难。”

张维迎认为，在机制和环境上应该营造一个自由的环境，“这个地方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实现自己的抱负;这种环境下并没有一个固化的评价人才的标准，尊重每一个人，把人作为一个自由的有自主性的主体去尊重，而不是因为他是人才才去尊重他。”

国际化视野

有了自由的环境，还需要更多硬件的配套，无论是高校还是企业都应该提供这样的机制。

“年轻人都想去一、二线城市，但是一线城市的房价高得离谱，这会打击创新的积极性。我建议一线城市要尊重经济规律，扩大人口的容纳能力，给这些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可以实现创业。”携程网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梁建章在论坛上表示。

给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将有利于创新。相比之下，国外的年轻人从小机会就很多。冯仑回忆说大概三年前，自己在斯坦福参加亚布力论坛的一个早餐会时，发现主持会议的竟然是中学生。

“这些中学生来自一个中学的创业协会，负责招待参会企业家的那些学生显得非常自信，这让我都感到紧张。主持人是一位女生，现在已经到了哈佛;另一名男生更年轻，因为写了一个软件卖给了五角大楼，赚了200万美元。”冯仑说。

国际化的交流给了美国学生更多的自信，而国内的高校也在不断探索这样的方式。

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翁以登提到，香港科技大学为了鼓励爱创业的学生，专门建立了一个创业中心，对学生进行一些辅导，请校友来给爱创业的学生讲课，包括失败的创业企业家回来告诉他们为什么失败。

“还有一种学生就喜欢到企业工作，他不想自己创业，我们2015年毕业生只有5%出去创业，这个比例并不多。另外80%是进公司，但是有一些人是兼职等着创业。” 翁以登表示，“我的意思不是整个教育体系都要培养创业，但是创新很重要。任何职位都要有创新的思想跟能力，就算是做公务员也应该有创新的思想方法。”

对此，香港科技大学扮演了一个多元化的角色，给学生提供不同的机会。“香港科大50%的学生可以到国外交流一个学期，有一些是到内地不同的大学进行交流;另外50%不愿意进行交流，而且也不适合交流，他们的分数不是那么高。不同的学生都有自己想做的事情，90%的学生有不同的经验，他可能花两个星期去柬埔寨，花三星期去云南，花两个月去非洲做义工、企业实习等等。我们认为国际化非常重要。” 翁以登表示。

人口结构影响创新

创新实际上是现在每个国家、每个政府、每个企业都最关心的问题，因为创新最终会决定一个企业的竞争力跟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无论是企业、政府还是高校，都应该对具备创新能力的80后、90后提供帮助，让这些新鲜的力量持续为中国创新提供动力。

梁建章认为，中国现在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过去几十年来经济飞速的发展，是得益于人才规模的，但这往往是被一些经济学家所低估的。经济上的规模效应是随处可见的，造第一辆汽车跟造第一百辆汽车相比，肯定造一百辆汽车成本低得多。

“人才年龄结构越年轻的社会创新精力越旺盛，我过去一直在研究日本的人才结构跟创新的关系，发觉日本90年代创新力严重下降跟人才结构老化是非常有关系的。” 梁建章表示，日本公司里面，从90年代开始人口老化，一些大公司里面整个高层、中层大都50岁以上，因为人口出生率低，到了90年代整个社会人才年龄结构老化得就很厉害，30多岁的年轻人基本上在底层的位置，是助理等等，这些人得到的历练不够，话语权也不够，自己的财务资源也不够，所以很难创业。

因此，年轻人的人口结构对于国家的创新活力也很重要，比如现在放开了二孩，也是为未来的人口活力和创新打下基础。

“年轻人现在要学的东西越来越多了，以后他硕士毕业到工作的时候可能已经是二十多岁。那怎么样把我们教育的效率提高?比如说可以把高中教育时间能够缩短，因为我们知道现在高考制度使得在高中的中学生花一年的时间基本上不做事情，都在复习高考，让更多年轻人更早地进入创新工作领域是有好处的。”梁建章表示。